1964年，毛主席开会时发火：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你们猜，我不讲

1953年3月5日晚间，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突患脑溢血，在莫斯科郊外昆采沃的别墅中去世，享年74岁。毛泽东在得知这个噩耗以后，非常难过，据他身边的卫士回忆，那天毛泽东许久没有说出话来，他甚至连饭也不想吃了，只是一个劲儿地吸烟。

后来毛泽东虽然没去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但还是到苏联驻华使馆进行了吊唁。吊唁结束后，毛泽东在返回的路上，突然对秘书叶子龙说：“斯大林太累了，高处不胜寒啊！我不想再当主席了，想尽早从这个位子上退下来。”

毛泽东之所以说出这么一句话，是因为他从斯大林的突然逝世，想到了“接班人”的问题，此后他开始有所调整和安排，如撤销政府党组干事会，加强计委的权限。1953年下半年，毛泽东正式提出了中央最高领导层分为“一线”和“二线”的设想，所谓“一线”，就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二线”就是不主持日常工作。毛泽东的设想是由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常委处于第一线，他自己处于第二线，然后他在适当的时候，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职位上退下来。

1954年9月，中共中央建立秘书长会议制度，其内容是在中央书记处下设立一个秘书长办公会议，负责协助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研究、处理日常事务。毛泽东对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说：“工作你们去做，然后都统一用中央的名义，政治局也好，书记处也好，不用秘书长的名义。”

秘书长会议制度建立后，中央领导层一线、二线的分工已现雏形，从这时开始，刘少奇和邓小平成为了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的两位主要领导人。

1956年9月，党的“八大”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决定在“八大”以后，进一步从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中解脱出来，他在“八大”前的七届七中全会上，提议由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毛泽东是这么说的：“我在这里还要谈一下关于设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上一次也谈过，中央准备设4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这样就比较好办。”

中共中央总书记这个职位，是要在“八大”上增设的，这可以说是毛泽东为邓小平量身定制的，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培养邓小平当接班人。

毛泽东还对邓小平说：“权力当然不止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但是总要有一个核心机关，经常注意问题。中央的主席是我，常委的主席是我，所以我毛遂自荐为元帅。书记处的总书记就是邓小平，你就当个副元帅。行不行？毛泽东为元帅，邓小平为副元帅。你们赞不赞成？如果赞成，就照这样办。”

邓小平听后推辞说：“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

毛泽东却笑着说：“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嘛！”

毛泽东又对参会的同志们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

在毛泽东的推荐下，邓小平在“八大”上正式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这对于培养邓小平驾驭大局的能力，是一个必经的阶段。

总的来说，毛泽东对于“一线”和“二线”的规划，产生了很积极的作用，它在很大程度上培养了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全面领导党和国家工作的才干，后来邓小平之所以能够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与他在担任总书记时期积累的工作经验和锻炼出的领导才干是分不开的。

不过从50年代末期开始，毛泽东认为一线的领导同志做决定时经常越过自己，这让他非常不满。在1958年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专门批评了这个现象，他还特意编了一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毛泽东特别强调：“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

1960年，毛泽东越来越觉得中央和地方自以为是、我行我素的现象日益严重，无法容忍。1964年12月27日，董必武在中央的一次工作会议上说：“现在县以上干部应定期调换，过去封建王朝就是3年一轮换。”

毛泽东认为董必武的意见很对，于是直接在会上发了火：

现在15年了，成了独立王国。北京，我说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两个独立王国，你们去猜，我不讲了！

尽管当时毛泽东没有点名，但后来吴冷西回忆，在一次人数很少的常委会上，毛泽东挑明了这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中央书记处，一个是国家计委。

为什么毛泽东会说出这番话呢？因为加强请示报告、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中共这样一个大党，是被实践证明正确的组织保障、制度保障和纪律要求。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正是在集体的坚强领导下，才带领人民群众建立了新中国、过上了好日子。毛泽东的这番话，在今天依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