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飚是我军的一员著名战将,战争年代,他作战勇猛,屡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走上了外交工作岗位,历任中国驻瑞典王国大使兼驻丹麦、芬兰公使,驻巴基斯坦大使,因此也被称为“将军大使”。
1966年的“运动”爆发后,耿飚在这10年里经历了一场非同寻常的考验。
1967年初,时任驻缅甸大使的耿飚奉命回国,随后便受到了冲击。直到1968年底,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过问和督促下,耿飚才得以“解放”,1969年,耿飚在党的“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不久后出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
阿尔巴尼亚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最“忠实”的盟国,在一系列国际斗争中,阿尔巴尼亚一直坚定地支持中国,中国于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就得到了以阿尔巴尼亚为首的23个国家的支持,因此阿尔巴尼亚被中国誉为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
但耿飚到阿尔巴尼亚工作以后,发现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存在很大的问题。与西方的援助不同,中国的对外援助是在自己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耿飚曾回忆说:
从1954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阿总人口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我们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
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也曾多次对耿飚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
耿飚经过调查还发现,阿方对中国援助的浪费现象非常严重:阿尔巴尼亚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他们用中国援助的水泥、钢筋到处修建烈士纪念碑,全国共修了一万多个。中国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
耿飚对这种现象非常痛心,他认为像这样有求必应地援助阿方,对中国来说,是把钱物倒进一个无底洞,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对阿方来说,只能养成他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懒惰习惯,以及对外援的依赖心理,而无助于他们的经济建设。
耿飚决定给中央写信,建议不能这样无限制地援助阿尔巴尼亚。要知道在当时的条件下,写这么一封信,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早在1962年,王稼祥就因为提出“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而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
后来李先念看到耿飚的信后,也对他说:“耿飚,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我对这件事也有意见,但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
毛泽东看了耿飚的信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称赞他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耿飚的意见最终被中央采纳,我国援外工作的一些既定策略也随之有所改变。
1971年1月,耿飚因病回国休养,不久以后,经周恩来提名,他调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上任以后,首先解放了许多老干部,并逐步恢复了中联部的组织机构。
当时外文局归中联部领导,江青喜欢摄影,她便派人通知外文局,要求在每期的《人民画报》(由外文局所属的外文出版社编辑、出版)上留出一页,专门刊登她的摄影作品。
外文局将此事报告给耿飚后,耿飚心想:《人民画报》是党的重要宣传阵地之一,而且译成多种外文向世界各国发行,对外代表着国家的形象,因此决不能使它变成个人的“园地”!于是他直接对外文局的负责同志说:“不行,决不能开这个先例!”
江青见一计不成,又施一计,她派人给中联部送了十几本书,这些书主要是她自己的讲话稿、评论集,按照当时不成文的惯例,接到江青赠书的单位,都要开会庆贺,还要给她写感谢信致谢,江青希望通过这种手段来拉拢耿飚。
但耿飚收到这些书以后,只是淡淡地说了句:“不去管它,放在那里就行了。”
几天以后,中联部召开全体大会,坐在台上主持会议的耿飚只顾宣讲中央文件,却对江青赠书一事只字不提。台下有好心的同志给耿飚递了条子,提醒他最好在会上表个态,耿飚于是大家说:“刚才有人递条子,提醒我对江青赠书没有表示感谢。向中联部送书的人多得很,哪能对每个人都表示感谢?至于学习,我们现在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和中央文件,这些书谁愿意读,谁就可以拿去。”
耿飚的几次“不合作”彻底得罪了江青,她下决心要给耿飚一点“颜色”看看。在一次中央领导人出席的春节团拜会上,江青和各位领导人一一握手,但她走到耿飚面前时,不仅不握手,反而狠狠地瞪了耿飚一眼。耿飚昂首挺胸,回瞪了江青一眼。
江青走了以后,李先念问耿飚:“我发现江青不和你握手,是什么原因?”
耿飚便把《人民画报》和江青送书的事情说给了李先念听,李先念听后笑着说:“你这个人的胆子真是不小,不过,她这种人你要当心啊!”耿飚满不在乎地笑了一下。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耿飚和全国人民一样,密切关注着革命的前途和中国的未来,但此时的他还不知道,华国锋、叶剑英及其他老同志,也正在考虑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办法。
10月4日下午2点,华国锋打电话给耿飚,要他到自己家里来一下。耿飚到华国锋家里以后,华国锋向他说起“四人帮”的问题,话刚说到一半,耿飚就说:“你分配什么任务我都干!”
华国锋笑了:“还没研究呢,你怎么知道要给你任务?”
耿飚笑着说:“我已经有所觉察了。”
华国锋于是开门见山:“那好吧,这几天你呆在家里,不要离开。要经常和我保持电话联系。我的秘书或别人来电话,你都不要相信。只有我亲自打电话,你听出是我的声音,你再讲话,你明白了吗?”
耿飚心领神会:“明白了!”
此后耿飚一直守在家里的电话前,焦急地等待着。10月6日晚,耿飚家里的电话终于响了,电话那头传来浓重的山西口音:“你听出我的声音了吗?”
耿飚当然知道,这就是华国锋的声音,他激动地说:“听出来了,现在就来吗?”
华国锋说:“你直接到怀仁堂来。”
耿飚于是直接驱车来到中南海怀仁堂,此时华国锋、叶剑英等人都已在会议室里等候,华国锋兴奋地对耿飚说:“我们刚才已将王、张、江、姚抓起来隔离审查,现在派你到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中央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北京卫戍区的邱卫高副司令员跟你一起去。”
叶剑英又叮嘱耿飚:“要防止发生混乱,防止泄密,注意安全。”
此时华国锋问耿飚:“你要不要带支手枪?”
耿飚回答说:“不必带枪了,只需要有你的手令。”
华国锋当即提起笔,给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写了一道手令:
邓岗同志:
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飙、邱卫高同志去。你们要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
华国锋
十月六日
这天晚上9点50分,耿飚从警备部队中挑选了20名战士,亲自带领,迅速行动,一举控制了广播事业局及电台、电视台。
耿飚进入邓岗的办公室时,邓岗正在办公,他见到耿飚带人进来,感到有些莫名其妙。耿飚于是把华国锋的手令递给邓岗看,并对他说:“我是奉命到这里来的,为加强对广播电台的领导。”
邓岗马上明白发生了什么,耿飚又问他:“你们要想打电话吗?你向姚文元请示也可以,电话就在这里打,你打吗?”
邓岗果断地说:“我不打电话,我没有什么好请示的。”
随后耿飚进行了如下具体布置:
一是控制电台的要害部位,如直播室、机房、制高点等,加强了岗哨和验证;
二是保持电台秩序的稳定,内紧外松,不要让别人看出异常来;
三是保证所有进驻人员的安全;
四是对警备部队进行教育,要求战士们绝对忠于党中央。
布置完以后,耿飚召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党委会的全部成员开会,他说:“同志们,从今天起,我和大家在此一块办公。各位至少在3天之内,不许离开这间房子,吃饭、喝水,军队会给送来。”
耿飚之所以这么要求,是为了不使“四人帮”被捕的消息泄露出去,也不能使人从播出的节目中发现什么异常现象。
此后的10天里,耿飚在邓岗的办公室里架起了行军床,白天在这里工作,晚上就在这里休息,他在头三天睡觉时不脱衣、不脱鞋,准备随时应付突发的情况。
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粉碎“四人帮”的通知,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耿飚可谓是居功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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