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希望这一年,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要在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下,这一年许多中央领导人都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其中邓小平来到位于京郊的顺义县调研。
4月7日,邓小平到达顺义,他在这里进行了整整15天的调研,走访了十几个社队,以蹲点、座谈、访问等形式,详细了解农村实际和干部群众的情况。
在调研过程中,最让邓小平关注的问题就是公共食堂。4月15日,邓小平召集县里几个大队的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进行座谈,他在座谈时问大家:“公共食堂是吃好,还是不吃好?”
因为当时中央明确规定“一切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应该办好公共食堂”,所以参会人员都不敢说公共食堂不好,而是违心地大谈食堂的好处。邓小平知道大家没说真话,便鼓励大家说:“公共食堂是个大问题,现在群众议论很多,要注意一下。”
邓小平的妻子卓琳因为已经在上辇村的社员孙旺家里住了一个星期,了解食堂的实际情况,她对邓小平说:“上辇村吃食堂是假的,由食堂分粮食,社员自己回家做饭吃才是真的。”
邓小平听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地说:“你们上辇村的干部对共产风、平调风顶得好,锅、碗、瓢、盆没有被刮跑,锁没有砸,门没有拆,是很好的事,而且你们村把生产搞上去了,粮食单产1959年达到540多斤,比1958年提高60多斤,副业收入3万多元。社员生活水平提高了,对国家的贡献也大了,你们的好经验应该总结一下,推广下去。吃食堂光荣,不吃食堂也光荣,吃不吃食堂要由群众决定。”
第二天,邓小平来到牛山公社的白庙村考察公共食堂,发现食堂停火,一片荒凉景象。随后邓小平又深入农户访问,他看到一位老大娘正在喂羊,但家里的猪圈却空着。邓小平问老大娘:“您养羊,为什么不养猪?”
老大娘没好气地说:“还养猪,人还没的吃呢!”
邓小平深感问题严重,他马上召集社队干部开会说:“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以前不管是中央哪个文件上说的,也不管是哪个领导说的,都以我现在说的为准。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食堂的去留。”
4月21日,邓小平结束了对顺义的调研,他在听取县委书记汇报工作时说:“现在食堂是过渡时期,可以自由一下,不愿意在食堂入伙的就可以不摊工分了,还要很好地研究一下,食堂种的菜、养的猪对不入食堂的户怎样分配的问题。”
邓小平说出了顺义县的干部群众心里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有了他的拍板,上辇村第二天就有250多户退出了公共食堂。
邓小平回到北京后,在5月10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汇报自己调研情况的信,他在信中说:
现在实行三七开供给制,带有平均主义性质,害处很多。废除这种供给制,只对五保户和困难户补助部分实行供给,可以更好地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性……关于食堂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能像供给制一样一刀两断地下决心,要走群众路线,完全根据群众自愿。吃食堂,不吃食堂的都给以便利。
5月13日,毛泽东批准了邓小平的这份报告。
1961年初,安徽省在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的推动下,每个县都搞起了一两个“责任田”试验点,一些社队则干脆自发地搞起了责任田。在不长的时间里,全省搞责任田的生产队达到了39.2%。当年年底,安徽全省取得了粮食大丰收。。
但在1962年初,曾希圣却因为“责任田”而受到了批判,这年3月,他被免去了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1962年6月下旬,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责任田”的问题。邓小平在会上表态支持了曾希圣,他说:“恢复农业,相当多的群众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
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你说不好,总要有答复。对于分田到户要认真研究一下,群众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
这年7月7日,邓小平又公开说:
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说的是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
这就是邓小平著名的“猫论”,这番话充分显示了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后来曾希圣听到邓小平的话后,激动地说:“小平同志的意见,是对‘责任田’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中国农村改革,有了小平同志这位帅才,肯定是大有希望的!”
简单说两句帝哥还有其他作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