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理学那道坎

在唯有科举定终身的封建社会，连连落榜算是一个读书人最大的霉运了。张榜时看到自己名落孙山，有人为之捶胸顿足，甚至有人为之轻生而寻死觅活。同样有落榜的同学来安慰王阳明，王阳明却云淡风轻地说：“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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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踪的新郎
作为一个天才和奇才，王阳明在青春期里表现出来的那种叛逆、逆反让他的状元老子王华头疼不已。到王阳明十七岁的时候，王华实在不得已，放出了一大招，希望能借此把儿子给降服了。
这个狠招、大招是什么呢？就是让他成亲，让他完婚。让他早点成人，最好能早点当爹。等到王阳明也当爹了，估计就能明白自己的一番苦心。当然，王华这么做，还真不是简单的情急乱点鸳鸯谱，他这么做还源自他的一言成诺。
同是浙江余姚人的诸养和那时候已经早早入了官场，有一年到王家串门，见到王阳明活泼可爱，又听说他出生时的种种祥瑞，酒酣耳热后一冲动就把自己宝贝女儿许配给了王家。酒醒之后也难免有些后悔，虽然王阳明看着不错，但那时王华还没高中科举，王家也不知将来会怎么样啊。
哪知道，王阳明才十一岁时，王华就高中了状元，这一下王家彻底改变了命运。诸养和就犯嘀咕了，王华中了状元当京官了，将来是翰林院学士，前程似锦，当年这门亲事还认不认啊？
没想到，王华果然是个重承诺之人，就在王阳明十七岁的时候，身在京城的王华主动提出来要送王阳明回家完婚。这个时候，诸养和在做什么呢？任江西布政司参议，相当于一个地方上的厅级干部。但是王华的身份已是当朝重臣。诸养和高兴坏了，当年自己这么随口一说，居然钓得金龟婿。而且亲家王华可是当朝状元，那还得了！诸养和激动万分，对亲家说，聘礼什么的都不要带，只要女婿一个人来南昌完婚就行了。诸养和精心准备，要给女儿、女婿搞一场盛大的婚礼。
婚礼果然很盛大，王阳明在婚礼现场看着老丈人跟一大群陌生人觥筹交错，感觉百无聊赖，好像与自己全无干系。于是他想出来透口气，就信步走到了街上。走着走着，突然来到一个地方，王阳明抬头一看，只见匾额上题着三个大字——铁柱宫。
铁柱宫在如今的南昌依然非常有名，不过现在它叫“万寿宫”。说起来它的历史非常悠久，最早建于西晋永嘉年间，后来到了宋朝，江西的文化名人，像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曾巩都曾捐资修葺过，宋宁宗时赐名“铁柱延真之宫”，简称铁柱宫。在明代的时候，这个铁柱宫香火特别旺。不过这时天色已晚，铁柱宫里安静得很，王阳明信步就走了进去。
走进去一看，有一个老道士端坐在榻上。只见这个老道士鹤发童颜，呼吸绵长，垂眉闭目，若入定之状，一看就是名山大川里的道士下山很多年。
王阳明一看就来了兴致，他小时候就喜欢看道教的各种书籍，这会儿不禁坐在道士的对面仔细地端详。老道士虽然闭着眼在入定，但感到面前有很重的鼻息，睁开眼看到一个年轻人正死盯着自己看。搁别人要吓一跳，可老道士一点都没紧张，要不说人家道行深呢。他只看了王阳明一眼，就笑着说：“你有病！”
你不要以为老道士是像平常人那样埋怨——“你有病啊？靠这么近！”他是像一个老中医那样，只用了“望闻问切”中的“望”，就下了一个精准的判断——“你有病！”
王阳明一听高兴坏了，他之所以小时候就喜欢看道教的养生书，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肺一直不太好，这也影响了他的身体。他一听老道士上来就说出来他有病，立刻福至心头，虚心地向老道士请教起养生之法来。
王阳明于道家、道教都颇有研究，而老道士见到这个年轻人骨相奇特，竟也十分喜欢，两个人这一聊开来真是相见恨晚，于是秉烛夜谈。谈到天都快亮的时候，老道士突然问：“看你也不是本地口音，你到此有何贵干啊？”
这一问，王阳明不由得“哎呀”大叫一声。这时候他才想起来，他来南昌是来结婚的，而自己这个新郎居然跑了，把新娘一个人留在了洞房里。王阳明赶紧站起身来，忙不迭地告辞。但是，临走又突然觉得和这个老道士谈得意犹未尽，不由得感慨说：“不知何日才能与道长再见？”老道士微微一笑说，二十年后，你我还需一见，那时才是你人生的转折期，到时可不要忘了贫道。
王阳明一听，心里不由一惊，因为刚刚相谈甚欢的时候，老道说自己已经九十多岁，现在说二十年后还得相见，那简直太匪夷所思了。
王阳明说，您老说话算话啊，二十年后不见不散。王阳明深施一礼，连忙出了铁柱宫，赶回诸家。这时候，诸家已经折腾了整整一夜了。诸养和本来特别痛快，幸亏当年自己够果断，才为女儿钓得金龟婿，婚礼当晚不免多喝了几盅。送完客人，诸养和亲切地唤王阳明的名字，打算交代两声，就把女婿送进洞房。叫了几声之后，却发现没人应答。接着，下人来报：姑爷不见了！
诸养和的酒噔的一下就醒了大半。婚礼之夜，女婿不见了，这传出去成为笑柄也就罢了，关键是王阳明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该怎么向京城的王华交代啊？诸养和简直急疯了，立刻让家人去找，仆人去找，甚至发动朋友圈所有朋友都去找，满南昌城找。可找了一夜，王阳明音讯全无。诸养和正一筹莫展的时候，王阳明突然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了。
王阳明一看诸府灯火通明，而老丈人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就不好意思地上前打招呼。
诸养和也顾不得生气着急，他只知道这时候王阳明最重要的事是把昨晚该做却没做的事儿尽快补上，“洞房昨夜停红烛”，女儿和红烛在洞房都停了一夜了！
后来，老丈人对王阳明还算不错，但据有些学者考证，王阳明的发妻诸姓夫人对自己这位一代宗师的老公多少有点冷暴力倾向，估计和她在洞房里被“停”了一夜的经历有关。
通过王阳明这个奇葩新郎的表现，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两点。
第一，王阳明一旦对某件事感兴趣，他就会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以至于忘记了身边的一切。这种投入，就是王国维后来讲的“入乎其内”的境界，这种境界保证了王阳明可以拥有强大的学习能力。我也经常跟自己的学生总结说人生需要三“mó”境界。一是用脑子想，这叫琢磨。二是用心神去想，这叫揣摩。第三是全身心的投入，这叫着魔。琢磨、揣摩、着魔，这就叫入乎其内。王阳明的这一特点非常鲜明，他学什么东西都很快能上手。
比如，王阳明婚后按照当地的习俗，要在老丈人家住半年。这半年里，诸老爷子怕他再丢了，那可就是真“丢人”了，就每天让这个奇葩女婿跟自己一起到衙门里上班。王阳明在衙门里没事儿做，看办公纸张很多，就练起了书法。他一旦用心练习，很快就练成了明代数得着的书法家。
后来，王阳明对这段时间的书法练习总结说：“吾始学书，对模古帖，止得字形。后举笔不轻落纸，凝思静虑，拟形于心，久之始通其法。”又说：“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
所谓心学，学会“用心”，才是“心外无物”第一义。
第二，我们还可以看出，结婚这种一般人心中的头等大事可能在他心中真的不是太重要。反过来说，他为了他心目中，或者说是精神世界中的头等大事，是完全可以放弃物质生活中的很多需求的。
那么，他精神世界中的头等大事是什么呢？
很简单，就是——做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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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中的感悟
王阳明婚也结了，书法也练成了，该带着媳妇回家了。回浙江老家的路上，路过上饶，听说理学大师娄谅在此讲学，王阳明高兴坏了，当即舍舟登岸，直奔娄谅而去。
我们不知道他这次是不是又直接把夫人舍在船上了，但这个时候，新娘子对王阳明来说，可能还真不如娄谅重要，因为娄谅的出现关乎王阳明长期以来追求的第一等事，即如何才能做圣人！
谈到娄谅，谈到做圣人，甚至谈到五百年来王阳明的价值与意义，都绕不开一个沉重的话题——宋明理学。
宋明理学，我们一般又简称为程朱理学，程朱是指北宋的程颐、程颢兄弟与南宋的朱熹。其实理学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除了二程的洛学、朱熹的闽学，还有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邵庸的象数学、司马光的朔学，而且从更本质的道学意义上看，作为王阳明心学先导的陆九渊心学也属于理学的范畴。
虽然流派众多，但我们为什么一般只称程朱理学呢？
因为一是程朱理学确实是宋明理学的主流，二是从二程到朱熹这是一脉相传。尤其是到了元代之后，朱熹的《四书集注》和为五经做的传注成为科举考试的国家指定参考书目，成为科举考试的最重要的标的物。到了明代，程朱理学彻底成为官学，尤其是明成祖永乐十三年（1415年），官方修成《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标志着程朱理学作为官学的统治地位全面得以确认。
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连元朝统治者都要树立程朱理学这面旗帜呢？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有利于统治，有利于洗脑。最初的儒家其实对于人性是非常尊重的，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解读孔子时期的礼乐思想时，曾经精辟又凝练地总结说：“礼乐，即人心！”儒家本是尊重人性的，甚至我们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上来讲，原始儒家对西方的启蒙主义思想还有很大的贡献。
但是到了两汉经学之后，儒家其实已经变成了法家的外衣，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本质上不过就是“外儒内法”而已，儒家就变成了法家的外衣了。到了魏晋玄学，面对现实的恐怖，知识分子转而谈玄以逃避。到了隋唐，三教合流，儒释道并开盛唐气象。到了宋代，才是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巅峰。因为重文轻武，因为文人党争，理学一下子以一种至高的道学姿态走上了历史舞台。尤其是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二程等人为代表的理学不是行动派，也不为现实负责，而是在道德层面提出至高的标准，以此作为立论的根本。
比如说从二程兄弟到朱熹都提倡的著名的“存天理，灭人欲”，这句话虽然向来被骂的够呛，但它本身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它本意也并非是要毁灭人所有的欲望，正当的欲望比如男欢女爱，娶妻生子，都是合乎天理的。但“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中那些正当的欲望稍一放纵就不正当了，所以娶妻生子是正当的“天理”，而包二奶、找小三就是不正当的“人欲”。从这个角度看，“存天理，灭人欲”有它的合理成分。
但问题是，正当与不正当的度很难把握。而理学家们大多只是理论派，不是行动派，容易上纲上线。二程兄弟中程颢还好一些，而程颐说到寡妇再嫁，居然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就没人性了。程颐曾经给小皇帝当老师，春天的时候，柳树发出嫩绿的芽，小皇帝很开心，偷偷折了一根柳枝，不小心被程颐看到，他立刻板起面孔教训说：“生命是如何的来之不易，好不容易万物复苏，你怎么能折杀生命呢？真是没天理啊！”
按程颐这说法，古人折柳送别的都要算成谋杀犯了。连李白“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玉关情”这样的名句也无从写起了。
因此，理学从最初“克己复礼”的理想走向后来的禁锢人性，这完全体现了儒家过犹不及的辩证法思想。后来清代思想家戴震评价理学时就说：“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戴震《与某书》）
看透这种本质，我们就会明白这种对人性的禁锢毫无疑问是会为任何统治者所看重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民众当然更听话，社会当然更好管理，专制王权的统治也才能更稳固。因此，明代建立以后，程朱理学成为唯一的官方正统思想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理学的本质是这样，但在个体层面它谈论的是性理、天命之学，也就是个人的修身之道，即成圣成王的方法。在当时的社会，似乎只有理学提供了成为圣人的方法，除此之外，别无分店，也就是不容有任何异端学说存在。因此，王阳明想成为圣人，在那时看得到的就只有程朱理学这一条路。
娄谅不是一般的理学大师，而是一位很神的理学大师。
他师从于明代另一位理学大师吴与弼，为此不愿参加科举考试，后来他老子气得不得了，逼着他去南京参加科举考试。结果才走到浙江衢州，忽遇大风，船无法起航，其他赶考的举子们都坐等天晴，娄谅却二话不说就回家了。他老子问他为什么回来？他说江上起风了！把他爹气得要吐血，起点风就放弃考试了？要下点冰雹你还不得转世投胎啊！
娄谅深沉地摇摇头说：“我预见到此次科考不仅不能中举，反而可能会横遭奇祸，所以我才抽身而退。”
没过多久，江南贡院果然传来消息，南京考场突发特大火灾，烧死应考举子九十多人，举世震惊。这时候大家回头一看，这个叫娄谅的考生简直神了，这难道就是精研理学之后达到天人合一境界的表现吗？
这之后，娄谅的名气越来越大，他后来也没做几天官，终生以宣扬朱子学说为己任，后来他聚众授徒，讲的又是官方极为认可的程朱理学，所以不论是官场还是民间都很推崇他。
现在新婚之后却念念不忘做圣人的王阳明听说神奇的娄谅就在上饶讲学，当然不肯错过这个绝佳的请教机会。娄谅虽然名气很大，但能折节下士，亲切地接见了这时还名不见经传的青年王阳明。
王阳明虚心请教怎么才可以成为圣人，娄谅用很确定的语气告诉他：
“圣人必可学而至。”
这句话非常有名，就是说圣人是可以通过努力学习来成就的。王阳明一听高兴坏了，表示自己一直在努力学习兵法，希望将来能“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不是就是成圣之路啊？
结果娄谅听了之后，颇不以为然。他告诉王阳明说，你大错特错，完全误入歧途！所谓“内圣而外王”，你还没有走通内圣的路，就想外王，那不是痴心妄想嘛！
“内圣外王”，最早是庄子提出来，但儒家成圣之路就讲究不能做到内圣，外王都是虚的，都是空的。王阳明就接着请教娄谅，要怎么样才能做到内圣？
王阳明瞪大眼睛看着自己的偶像，娄谅也瞪大了眼睛看着自己的粉丝，很确定地告诉他只有四个字，那就是“格物致知”。
必须承认，朱熹在治学上是有一套办法的，尤其他重点拈出儒生八要中的“格物致知”作为个人修身、治学的核心方法，对近千年的中国知识分子影响十分巨大，以至于后来曾国藩办洋务运动时学习西方科技的研习所就起名叫“格致局”。
但中国哲学中的格物致知和西方的科学研究到底有没有区别呢？如果有的话，区别在哪儿呢？王阳明受教于娄谅后著名的格物表现，就可以算是一个最典型的例证。
娄谅太厉害了，几句话就点醒了王阳明。王阳明带着媳妇回到老家后，立刻收拾起以前那副伶牙俐齿的机灵劲儿，变得不苟言笑起来。因为理学首先强调严谨，让人不苟言笑。
王阳明反思了近一年来的所学、所思、所获，发现去南昌娶亲确实是改变他人生的关键。这倒不是因为他终于娶了老婆，而是在娶老婆回来的路上遇到了娄谅。王华要知道儿子这样想，估计也会感慨“无心插柳柳成荫”吧！
事实上，命运确实神奇。王阳明年轻时除随父至京读书外，主要去的地方就是南昌，而他后来平宁王之乱，宁王朱宸濠的老巢就在南昌；曾国藩年轻时科举落榜，主要游历的地方是南京，而他后来最大的对手洪秀全就定都南京。王阳明与曾国藩少年的经历都和他们后来的功业隐约呼应，这大概就是命运神奇的地方。当然，这时候的王阳明还意识不到南昌在他生命中的重要性，他只意识到娄谅在他生命中的重要性。而娄谅的孙女还嫁给了宁王朱宸濠成为宁王妃，最终跟王阳明的命运纠缠在一起，这也真让人感慨唏嘘了。
王阳明反思过后，就找出程朱理学的书认真钻研。别人读朱熹的书是为了“书中自有黄金屋”，是为了应付科举，王阳明却真是向里狠钻，一头扎进理学的池子里，仔细研读体悟。光读书不行啊，娄谅说了关键还是要格物致知，于是，名垂史册的“阳明格竹”开始隆重上演。
有一天，王阳明和一位姓钱的同学在一起讨论理学的成圣之道，王阳明说既然朱夫子说唯一的方法就是格物致知，那我们就来格物吧。
那么，格什么呢？
王阳明家最多的就是竹子，他的爷爷王伦有魏晋名士之风，一辈子只好读书，却不肯应试做官，是真正的“白衣秀士”。据说他读书之余，最大的爱好就是竹子。明人为他做的传里称他：“性爱竹，所居轩外环植之，日啸咏其间。……客有造竹所者，辄指告之曰：‘此吾直谅多闻之友，何可一日相舍耶？’学者因称曰竹轩先生。”（魏瀚《竹轩先生传》）
因此，王阳明要格物，首选即格竹。
那位姓钱的同学自告奋勇，说“我先来”。于是他一头扎进了竹林，坐在一根竹子面前，瞪大了眼睛，死死地看。
这样锲而不舍地看了三天，钱同学实在顶不住了，眼前突然不见了竹子，只剩金星乱冒，几乎一头栽在竹林里。他对王阳明说：“朱夫子的格物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我不行了，你继续。”
王阳明确实不像钱同学这么没用，他攒足了全身的劲儿，挖掘出十二分的潜力，在竹林里一坐就是七天，除了吃饭之外，他把所有的精气神都用在了眼前的竹子上。
有人可能会问，王阳明怎么能比那位钱同学多坚持这么长时间？是他的体质比别人强很多吗？
其实不然，王阳明之所以能比他的同学多坚持一倍多的时间，是因为他把这次的格竹当成学会朱熹格物致知之法的关键，而朱熹的格物致知之法又是他成为圣人的关键，因此全身心地投入在了这次的格竹试验上。
可是就算全身心的投入，并挖掘出身体所有的潜能来，但结果王阳明还是跟他的同学一样，到了第七天的时候，除了心头一片茫然之外，一无所获。最后他的眼前出现了幻觉，好像所有的竹子都在嘲笑他，它们在说：“我们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也格不出来，真没用！”王阳明心中愤怒地反驳：“你们根本就没道理，让我怎么格？”
一阵急火攻心，王阳明张口一阵狂咳，咳出的痰中竟有血丝。王阳明再也坚持不住，体力透支殆尽，一下晕了过去。
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格物实践——阳明格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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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辟蹊径
这场失败的阳明格竹至少带来了三个结果。
第一，它直接影响了王阳明的健康状况。
学术界普遍认为王阳明最后是死于肺病，虽然南怀瑾先生怀疑王阳明死于练外丹而中毒，但王阳明早年有服食外丹的经历不假，可中年之后他就不再相信这一点了，尤其是晚年他给友人的信和赠诗里，多次明确提到“长生在求仁，金丹非外待”（王阳明《赠阳伯》），说明服食道家外丹中毒之说不确。
那王阳明年轻时为何要求金丹以养生呢？原因就是铁柱宫里的老道士说他有病，他不怒反喜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确实从小就有病。有什么病呢？其实就是肺病。
明代的多种史料里都提到王阳明出生时晚产了很长时间，像钱德洪的《阳明先生年谱》里甚至说“太夫人郑娠十四月”，这是说他妈妈怀了他十四个月才生下他。这有些匪夷所思了，可能不无夸大，但王阳明确实应该是个晚产儿。晚产儿最易得的病就是肺炎、哮喘等呼吸系统疾病。而且这种病对于青少年来说往往会成为顽疾，王阳明在身有旧疾的基础上，坐在竹林里七日格竹，最终精神耗尽，大病一场，这场大病还彻底引发了他自出生以来就罹患的肺病和哮喘。
尤其是江南的竹林，潮湿而阴暗，王阳明可能本身就肺阳、肺阴不调，现在在潮湿阴暗的竹林里硬撑了七天下来，估计伤了肺阳之根本，继而又伤肺阴，最终阴阳严重失衡，导致他一生都为肺病所困。
当然，还有一点很关键，也就是“阳明格竹”引发这场大病的时间。
关于阳明格竹的时间共有三种说法。钱德洪的《阳明先生年谱》有两个版本。一个叫隆庆本，隆庆朝的版本。说王阳明格竹应该发生在他二十一岁。另一个是崇祯本，则说阳明格竹应该发生在他十八岁的时候。还有学者考证，这件事应该发生在他十七岁的时候，而且还是去南昌娶亲之前。学术界较为主流的说法，认为二十一岁这个说法不太可信，而十七或者十八岁这个时期较为可信。也就是1489到1491年之间。那不论十七岁还是十八岁，总之就是在王阳明新婚前后。
新婚前后这个时间点很关键。新婚而行男女之欢，动肾阳、肾阴之根本。而中医里认为肺属金，肾属水，所谓金水相生，故有肺肾相生之说。总之，新婚前后阳明因格竹而导致肺病爆发，对他一生的健康影响都是十分巨大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王阳明的画像也好，外貌描述也好，都是十分清癯消瘦的，基本上可以证明他一生都为疾病所困。明白了这一点，再看他所取得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成就，便更觉他的不易与伟大。
第二，它直接导致了王阳明对程朱理学的全面怀疑，成为王阳明最终弃理学而开创阳明心学的一个早期的诱因。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一样，程朱理学作为明王朝的官学，在当时的思想领域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而王阳明想成为圣人的理想在那个时代环境里，别无他途，只能求诸理学。而格物致知又是朱熹确定的唯一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手段与途径。这条路走不通的话，通过理学成圣的路也同样就走不通了。王阳明全身心投入，甚至挖掘自己的潜能，不惜以身体健康为代价去格竹，就是想孤注一掷，打通成圣窍要，希望天堑变通途。
可是，这条天堑为什么变不了通途呢？也就是说，王阳明为什么格竹失败呢？这就要说到理学在方法论上的先天缺陷了。
因为朱熹强调格物致知，才有了阳明格竹，这事大约发生在1490年前后。整整一百年后，在欧洲的一个叫比萨的城市，二十五岁的伽利略拿了两个大铁球爬到了一个很斜的斜塔上，把两个铁球扔了下来，这就是著名的比萨斜塔试验。这场试验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结果：一个是物理学的结果，证明了一千多年来亚里士多德有关重力定律的论述是错误的；另一个则是人类文明史的结果，现代文明诞生的两大支柱之一的实验主义科学就此诞生。
把阳明格竹和伽利略格球放在一起比较，我们甚至可以回答著名的李约瑟之问，即华夏文明可以引领人类文明长达数千年，为什么现代工业文明与科技革命却没有产生在中国？或者说东方为什么没能出现伽利略、牛顿和开普勒？
阳明格竹与伽利略“格球”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
按照朱熹理学的方法，所谓格物就是通过对事物的观察以明悟该事物中所含的道理，这个道理应该是与最终的大道，也就是“天理”相通的。这样积累了各种事物的道理，最终就明悟了天理。反过来再从天理回归各个事物，自然“理一分殊”，事物也就看得透彻了。这其实就是哲学上的归纳与演绎，本身倒也是科学的方法论。
可是这一切所仰仗的手段只有两个字：观察。
而伽利略通过格球所开辟的实验主义科学所仰仗的主要手段也只有两个字：实验。
虽然宋明理学讲观察，但是这个观察后来也变味了，本来很有科学精神在里头，因为格物是手段，致知才是目的。而理学只讲究观察，靠观察格物，然后明白事物的道理。可是，仅仅是观察，最后所领悟到的就极有可能只是想当然。再加上功利性越来越强，所谓的格物就变成了一个表面功夫、花架子。在功利目的的驱使下，想当然的成分就越来越大。所以，虽然格物是为了致知，因为要致知，格物就变成了一种形式主义的东西。
王阳明按照宋明理学一脉相承的路子，就坐在竹林里面对着竹子死看；不用说是只看七天，就是看一百年也看不出什么来。按照西方的实验主义科学，如果要找到竹子的道理，就应该把竹子砍一段下来，去做实验，去做解剖。物理、物理，事物的道理是要实验、要解剖的。可见，根本不是王阳明格竹失败，而是理学的这种所谓格物致知已经徒有其表，是这种方法本身有问题。
王阳明没有料到，有时也未必能置之死地后生。七日格竹，大病一场，还留下一生的健康隐患，以至于王阳明也清醒地认识到，他此后再也没有资本像这次格竹一样折腾了。所以，对王阳明来说，此路已经是完全不通了。
此路不通，当然就要另辟蹊径。
王阳明当时虽然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但他对他的同学也感慨说：“圣人的方法，看来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明了的。”这种感慨里有失望，也隐约有了怀疑。这样一颗怀疑的种子在心底种下了，很快就会在现实的风雨里萌芽而生长。
“阳明格竹”事件之所以在哲学史上特别重要，就是因为此路不通，必须另辟蹊径，王阳明就此对理学产生了怀疑，最终超越理学，开创了阳明心学。
第三，它使得王阳明在对理学的怀疑中，选择先行获取成圣的平台，即精研词章之学，应对科举考试。
别人读程朱理学，是直接为了科举考试；王阳明读理学的书，却是为了他心目中的第一等事成圣人。可此路不通的情况下，这时候婚也结了、竹也格了的王阳明发现父亲王华所说的平台的作用，还是极具现实性的。于是，他一方面继续研读理学著作，一方面分心词章之学，练练八股文什么的，以应付科举考试。
以王阳明的天分，只要对考试稍加用心、稍加关注，便不可限量。在当年的乡试中，他顺利考中了举人。和他同一年考中的还有两个浙江人，一个叫孙燧，一个叫胡世宁。在后来的宁王朱宸濠的叛乱中，孙燧为之忠义死难，胡世宁为之直谏下狱，而王阳明最终率兵平乱。三个男人也是一台戏，他们的命运从乡试开始就隐约地联系在了一起。
王阳明乡试过关，最开心的是他的父亲。王华看儿子天资聪颖，却总是不务正业，别提多着急了。现在儿子终于改弦更张，走上他当年走的正路上来了，王华当然高兴，特别期待儿子能再续他当年的辉煌。
可是接下来的会试，王阳明却落榜了。王阳明实际上不以为意，但王华却以为对儿子来说这会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为了安抚他儿子那颗好不容易走上科举正道的弱小心灵，王华还有意无意带儿子参加各种社交场合。
《阳明先生年谱》里记载说，一次聚会上，王华的朋友、内阁大学士李东阳开玩笑说：“汝今岁不第，来科必为状元，试作来科状元赋。”年轻的王阳明居然也不推让，当众“悬笔立就”，立刻应题写了篇《来科状元赋》。众人传阅，啧啧称奇，“诸老惊曰：天才！天才！”可是，表面上为你点赞的人也未必真心服你，这其中就有某些朝廷大员“退有忌者曰：‘此子取上第，目中无我辈矣。’及丙辰会试，果为忌者所抑。”
​说白了，就是有人看了王阳明天才的一面之后羡慕嫉妒恨，故弄手脚，结果王阳明又落榜了。在唯有科举定终身的封建社会，连连落榜算是一个读书人最大的霉运了。张榜时看到自己名落孙山，有人为之捶胸顿足，甚至有人为之轻生而寻死觅活。同样有落榜的同学来安慰王阳明，王阳明却云淡风轻地说：“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
可见，王阳明真没把人人看重的科举应试当成人生第一等事。他之所以致力于科举，一方面固然是成圣之路需要“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平台，另一方面也是他格竹失败，即理学成圣之路走不通之后的注意力转移。
其实，不光是词章之学以应科举，王阳明一生中兴趣一再转移，正如知己湛若水为其撰写的墓志铭所总结的，王阳明“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词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铭》）兵家、道家、仙家、佛家，甚至程朱理学，其实都是王阳明欲成就人生第一等事，即做圣人的努力与尝试。在这种努力与尝试中，他渐渐形成了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胸襟，也渐渐对各种学说的利弊有了深刻的认识。
其实，人就是在这一过程中成长起来、丰富起来、深刻起来的。王阳明对理学及各种学说之利弊已经渐渐有了自己的认识，但这种认识还需要一种生活的磨砺，才能使之升华。
对王阳明来说，这种磨砺并不能从落榜这种一般人认为的生活坎坷中来，因为这种小小的荣辱王阳明根本不放在心上。他与一般人刚好相反，他的磨砺最后恰恰是从考中进士的命运中来。因为当他终于考中进士，终于“学而优则仕”地站到了他父亲希望他拥有的那个平台之上的时候，他才遇到了生命中最大的危机和陷阱。而这场磨难，可以让他此前所有的学习、思想、追求与迷惑得以升华。
这个最大的危机与陷阱，究竟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