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如何让村里的“人情负担”降下来？

在鲁西南地区一县城，今年28岁还未婚的林格，每逢年关就面临亲戚们巨大的催婚压力。他在县城打工，一个月三千元，可是家乡的彩礼钱最低就要18.8万元。女方一般会要求金银首饰、房、车，这样一来，结婚总成本近百万元。在他村里，和他同龄的12个男性中，只有两人成家了。

高额彩礼、大操大办、散埋乱葬等乡村问题，近年得到国家层面关切。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鼓励各地利用乡村综合性服务场所，为农民婚丧嫁娶等提供普惠性社会服务，降低农村人情负担。

“人情负担”第一次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里。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朱启臻认为，农村本就是人情社会，但一旦人情礼节过于繁重，就会制约乡村正常发展。但要将“人情负担”彻底化解掉，仅靠政府行动是不行的，需要社会各方努力，最重要的是要经济实现充分发展，从而带动精神文明提升。

高价礼金，被异化的人情世故

林格出生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实行严格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很多村民想尽一切办法生儿子。在村里，和林格年龄相仿的青年有14个，但只有2个是女性。2名女性陆续都考上了大学，留在城市里结婚生子。而村里约一半男性，都没读完高中，刚成年就进城打工了。

林格记得，家乡彩礼钱突飞猛涨的时期是在2016年，当年年初，邻村一个姑娘嫁人，彩礼是12万，但到年终，又一位姑娘的结婚彩礼达到16万。他说，彩礼这东西有种魔力，只能涨不会降，因为村里有爱攀比的风气，谁家姑娘的彩礼要的少了，会让这家人显得没面子。

研究中国乡村社会四十余年的朱启臻告诉记者，现在的高价彩礼现象，一方面源自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分，另一方面是市场化经济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物质基础，再加上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使得人情世故被异化了。

朱启臻曾在一中部省份农村考察，当地村民告诉他，目前村民们最大的经济支出就是人情往来。有农民给他算了一笔账，一年中随的“份子钱”，达到5000多元钱，而当地农民一亩玉米的纯利润才几百块钱。

林格有同感，在农村，不仅结婚贵，而且各种“份子钱”五花八门。他初中毕业后去了省城打工，当时一个月挣八千块。每次假期回到家，总能遇到亲戚朋友结婚、生娃、开业、上学等情形，然后会受邀吃顿酒席。饭局意味着随红包，少说两三百块，多时几千块。他清楚记得，有一年国庆节，他两个同村朋友都结婚。份子钱共随了六千块。

“份子钱就是面子钱。大家都是村里长大，大部分都离开村里去外面工作。随份子钱多不多，能看出来他和那个人关系铁不铁，也能从侧面看出来在外面混得好不好。”林格说，尤其有一段时间，房地产市场爆火，他几个小学同学去江苏昆山当房地产中介，每逢年关返乡，他们随份子钱总出手阔绰，动辄上千元。

林格家乡一位60多岁的村支书告诉记者，“农村一些人结婚喜欢大操大办，有的甚至不惜负债大办婚礼。请的婚车有十几辆，还都是奔驰、保时捷这样的豪车。其实背后就是攀比心理。男方觉得娶媳妇就该风光，而女方觉得这样嫁人才叫有面子。”

人情负担背后，应重视发展问题

推进乡村移风易俗，近年来得到国家层面重视。在2019年，“天价彩礼”就被中央一号文件点名。而从2021年起，中央一号文件将其表述为“高价彩礼”，并连续3年点名。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2024年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施行。该规定剑指“天价彩礼”问题，受到社会关注。司法解释明确指出，一方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另一方要求返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称，司法部门统一裁判尺度，明确标准、定分止争，对于治理“天价彩礼”有特别意义；各级人民法院接下来将通过妥善审理相关案件，以案释法、依法释理，积极配合民政、妇联等部门的前端治理工作。

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甚至出台文件对礼金进行“限额”。今年1月30日，江西省抚州市民政部门称，抚州规定彩礼不能超过具体地区村民人均年收入的三倍；2022年，江西省萍乡市民政局等六部门印发方案称，建议彩礼不超过3万元；2023年，河南省鹤壁市淇县婚改办印发文件称，原则上党员干部及公职人员婚嫁彩礼不得高于2万元，农村彩礼不超3万。

朱启臻认为，农村移风易俗需要社会多方努力，最重要的是发展经济，仅仅靠行政手段是不够的，“政府下个文件，很难除弊。因为农村人情负担问题，多发生在熟人之间，而且具有一定私密性，这会导致公权力无法监督的情形。”

他表示，高价人情礼金多发生在欠发达地区，在京沪、江浙等发达地区比较少，是因为发达地区乡村经济比较活跃，以及城乡贸易比较频繁，这使得人们不把礼金收入当作重要收入来源；另外，城乡联动密切，会有利于农村人转变思维方式，进而提升乡村精神文明。

朱启臻举例说，他家乡在北京郊区农村，目前没有高价彩礼情况，因为村里年轻人，有很多去北京市区学习、就业、生活的机会，这样一来，人们的收入水平在得到提高的同时，思想上也融入了城市文化，不会过分追求礼金了。

朱启臻认为，移风易俗要取得成效，最终离不开经济发展带来的思想进步。他说，如果每个农村地区都能实现充分发展，人们不管是进城工作还是返乡创业，都能有就业机会，而且有不错的前景，那么“人情负担”现象会和贫穷落后现象同步消失。

提供普惠性服务，让“礼”回归本身意义

朱启臻说，中国传统婚葬其实并没有“高价礼金”一说，我国传统文化比较注重仪式感和俭朴。此外，中国“礼”的核心是相互尊敬，互相帮助，充满人情味道，而现在一些人将婚葬注入了太多功利性元素，失去了礼节本身存在的意义。

他认为，要降低农村人情负担，是一个社会综合治理、循序渐进的过程。目前一些地区利用乡村综合性服务场所，为农民婚丧嫁娶等提供普惠性社会服务，就是有效化解人情负担过重的举措。

据民政部数据，2021年4月以来，全国已确立32个婚俗改革试验区。按照相关要求，这些试验区从开展婚姻家庭辅导、倡导简约适度婚俗礼仪、培育文明向上婚俗文化、传承良好家风家教四方面入手推进婚俗改革。截至2023年11月，全国共创建各类试验单位1806家，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婚姻家庭辅导室覆盖率已接近90%。

为提倡节俭办婚礼，一些地方将村里公共场所作为婚礼举办地。在浙江舟山市黄杨尖村，2021年该村成立了由村两委、老干部、村民代表等组成的红白理事会，将简办婚丧礼俗写入村规民约；还依托文化礼堂作为婚事简办阵地，实行酒席套餐制度，推出1314元一桌的酒席套餐。

多地还推出集体婚礼、慈善婚礼等形式。在山东沂水县，县城的赛石·沂水花朝园是沂水县打造的集体婚礼基地，新人在此参加集体婚礼无需任何费用，县文化和旅游局、文联还会组织各界文艺人才为新人提供摄影服务、赠送书画作品等。据介绍，为更好提升婚礼基地服务能力，沂水县民政局还在花朝园游客中心设置了婚姻登记点，在双休日、节假日或举办集体婚礼时，为新人提供结婚登记、室外颁证等服务，届时新人及其陪同人员均可免费进入景区。

为树立丧葬新风，一些地方开辟出公益性墓地。在贵州省赫章县，当地曾经有修建“活人墓”、散埋乱葬、土葬大坟、治丧持续时间长等问题，近年来赫章县筹措资金2325万元，并通过“以奖代补”方式、按照1村5万元标准补助建设农村公益性公墓196个，实现农村公益性公墓建设全覆盖。

在林格的家乡，一直都有土葬大坟的传统，近年来有些村民开始在邻村园区买墓地，但墓地需要一次性花费三千元，并每年需要交给公司一定维护费。林格说，三千块钱不算大钱，但对于每月只能领到190元养老金的村里老人们来说，这不是一笔能轻松应付的花销。

朱启臻认为，要实现农村移风易俗，长期来看需要依靠经济发展去推动风俗改革，而在短期内，政府或村委会等主体增加普惠性社会服务机会，是有效而且贴合民情民意的，从增加村民福利角度上去探索移风易俗改革，不仅使得政策具有人情味，还有利于让“礼”回归本身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