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观快评：中央一号文件首提“人情负担”，具有重要意义

2月3日，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文件第十一年关注农村移风易俗，要求鼓励各地利用乡村综合性服务场所，为农民婚丧嫁娶等提供普惠性社会服务，降低农村人情负担。

推进乡村移风易俗，近年来得到足够重视。在2019年，“天价彩礼”就被中央一号文件点名，此后几年被多次点名。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今年，“人情负担”则第一次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里。

人情往来是社会交往的常见形式，本身无可厚非。然而，“人情负担”却是被异化的人情世故——对于当下很多人来说，有时候人情、面子太过沉重，成为了一种压力和负担，甚至严重影响到正常生活。

“人情负担”这一表述，囊括了高价礼金、滥办酒席等一系列大操大办的陈规陋习，具有清晰性和指导性。同时也明确，各地应通过提供婚事新办、丧事简办等方式，降低并化解农村的人情负担。

一方面，降低人情负担，能够促进地区发展。一般来说，高价礼金等问题多发生在欠发达地区，部分贫穷落后乡村的“人情味”更浓，甚至会把礼金当作重要收入来源。一旦人情礼节过于繁重，便会制约乡村正常发展。因此，减轻乡村经济压力，需要政府加强行动；推进乡村移风易俗，需要提供普惠性社会服务。人情负担轻了，乡村经济、文明乡风才会更好。

另一方面，降低人情负担，能够促进思想进步。其实，中国传统婚葬并没有“高价礼金”一说，我国传统文化也比较注重仪式感和俭朴。为人情交往“减负”，既能让“礼”回归本身意义，也有助于形成理性认知——人情不要攀比，人情也求不来；合理规划个人的财务开支，理解尊重他人的“不合群”。

毕竟，礼轻情意重，拒绝“随份子”未必就是对人和事的拒绝和否定。人们不该再被束缚在人情成本和收益的链条中，背上循环往复的“人情债”。

需要注意的是，实现农村移风易俗，并非一蹴而就。短期内，政府或村委会等主体增加普惠性社会服务，要贴合民情民意，从增加村民福利角度上去探索相关改革；长期来看，则要实现乡村经济的充分发展，带动精神文明提升。整体上，“降低农村人情负担”是一个综合治理、循序渐进的过程，因而需要政府、村民及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和努力。

总而言之，中央一号文件首提“人情负担”，是推进移风易俗的一次重申。希望随着此指导性文件的发布，更多人能获得拒绝的底气和选择的权利，也希望各地落实时，能多思考、多尝试，让“遇事总托人情”“人情值多少钱”尽早成为过去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