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丨理想国丨03 为何做正义之事这么难？——第二卷

上一讲我说过，虽然苏格拉底在反驳色拉叙马霍斯的过程中，论证了正义者的生活优越于不正义者，但格劳孔和阿德曼托斯两兄弟对此觉得还不满足。他们提出了一套“理论”，重新提出了正义者的生活不如不正义者的观点。正是这两兄弟的一番滔滔宏论，逼迫苏格拉底开启了建造“理想国”的漫长道路。可见，两兄弟的意见里，包含着某些特别重要的内容，值得我们单独拿出来讨论。这一讲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部分内容。

人们为什么追求好的事物？

要评价某件事情或某种行为是好是坏，需要有一个评判的标准。格劳孔提出了这样一个标准的框架，这个框架对于古希腊思想以及其后的西方思想来说，都很有代表性。他说，人们追求一种好的事物，可以出于三种原因。

第一种是因为这种事物本身是好的而追求它，跟它带来的后果是好是坏，没有关系。比如一些娱乐活动，我们在这类活动当中就感到快乐，至于这种娱乐活动是否对身心健康有益，则是后果问题，它们可能有益，也可能有害。

第二种事物本身是苦差事，从事它的时候让人感到痛苦，但是因为它们能够带来人们追求的好的后果，所以人们甘愿受这份苦，也要去从事这些事情。比如干体力活，搬砖之类的，又脏又累，但是它能赚钱，所以受生活所迫的人会竞相去追求这些苦差事。

第三种是最好的，人们追求它们，既是因为它们本身为人所爱，也是因为它们能带来人们追求的好的后果。格劳孔举的例子包括明白事理、视力好、身体健康等。可能不大好理解。稍微解释一下。比如明白事理这一项。格劳孔的意思是，当我们理解了或懂得了一件事情的道理的时候，我们会为自己“懂得”而感到快乐。“豁然开朗”这个词就是表达这层内心愉悦的说法。总之，我们对自己意识到自己思想上、认识上的优越状态而感到欣喜。我们在学习过程中获得进步，在钻研问题时取得进展时感到的快乐，这些都是“明白事理”本身的快乐。然后，当我们明白了事理之后，我们还会进一步意识到，明白事理对于我们为人处事是有很大的作用的。它使我们能够妥善地安排生活，与人相处时关系融洽，遇到问题时恰当解决。这些都是明白事理的后果，而这些后果也是我们追求的。

那么正义属于哪一种呢？苏格拉底把正义归在第三种，也就是最好的一种当中。由于苏格拉底和他的对话伙伴们已经同意，正义对于接受正义对待的人来说是好的（这是正义的后果之一），所以，苏格拉底要继续证明的是：正义对于做正义之事的人来说也是好的。既然苏格拉底把正义归在最好的一种，那么，他就是要证明，不仅正义的后果，而且正义本身，对于做正义之事的人来说，都是好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人们当然应该选择过正义的生活。

可是格劳孔指出，人们一般都不是这么看问题的。人们通常认为，正义属于第二种：正义本身是件苦差事，只是由于正义能够带来好的后果（比如它可能带来名或利），人们才遵循正义。他说的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正义不是苦差事，那么做正义的事，就显示不出这个人的美德。除非做正义的事是需要人作出特别的努力甚至牺牲的，正义才会显得是种值得尊敬的高尚的事情。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格劳孔和他的兄弟提出的那套“理论”。它包含三点主要内容。第一，正义的本质和起源；第二，人们做正义之事是出于被迫；第三，不正义之人比正义之人生活得更好。

人为什么要做正义之事？

那么刚才说了，既然正义是件苦差事，那人为什么会在共同的生活中引入正义？正义对他们来说，有什么好处呢？这就涉及第一个要点，正义的起源。刚才说，正义可能带来名利，这些是正义的好处。但这样说是不够的。问题比这要复杂得多。按照格劳孔的说法，不正义者得利，但是遭受了不正义的人也就相应地受到损失。从趋利的角度说，人是喜欢通过不正义给自己带来利益的。同时，从避害的角度说，人又不愿意自己成为遭受不正义之害的人。对于多数人来说，他们都没有办法做到只占便宜不吃亏。所以这些人就彼此达成契约，放弃用不正义从他人那里谋得好处，同时也避免自己遭到不正义的对待而吃亏。这是一个很粗糙的理论模型。但已经有了后来社会契约论的雏形。

第二个要点，人们做正义之事是出于被迫，与这个契约论直接相关。如果我们只考虑这个契约论，好像已经回答了人们为什么可能做正义之事的原因。答案简单说就是避免了吃亏，这是有好处的。但是有了这样看起来很合理的契约之后，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这份契约凭什么能够得到人们的遵守呢？认识到正义有好处是一回事，真的去做则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正义的好处其实取决于大家都照着正义的要求去做。可是，偏偏就是有人想要别人遵守正义，自己呢则搭便车、占便宜，甚至公然违反共同规则，捞取个人好处。格劳孔借助一个隐身戒指的故事，说明了人性的一般特征，就是只要能够做不正义的事情而逃脱惩罚，那他就会去做不正义的事，做不正义的人。隐身戒指其实是《理想国》书里的讲的一个故事，说的是有一个奇特的戒指，人只要戴上它，然后转动一下戒指，就能获得隐身的能力，这样你做什么事别人都看不见。可以想象一下，戴上这枚戒指的人，还会坚持做正义的事吗？这个隐身戒指的故事跟后来的一个政治格言是一脉相通的，那就是权力必然导致人败坏。这里面的逻辑是这样的，如果人们实际上遵守正义，其原因只能是某种力量迫使他们这么做。这种力量主要是国家的暴力惩罚。而这一点也决定了，可以逃脱或超越于国家法律的掌权者，能够成为最大的不正义者，同时也是最大的得利者。

第三个要点再次提出了色拉叙马霍斯已经愤世嫉俗地说过的意见，就是不正义的人过得比正义的人要好。不过，格劳孔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的，把正义的难题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正义的难题本来是指，做不正义之事的人能够损害他人、为自己获得好处，而做正义之事的人则对他人有利，自己却要作出牺牲。现在，格劳孔揭示了现实的共同生活所具有的另一个特征。社会生活有一个外在的表象。人无法洞察他人的内心，只能通过相互之间的外在表现来判断他人。结果，相互共存的人与人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内在与外在、真实与表象之间的分裂。这就注定了，一个人是否正义，只能意味着他人是否认为他是正义的。一个被人认为是正义的人，实际上可能并不是真正的正义之人。相反，一个被人认为是不正义的人，实际上也可能是一个真正正义的人。此时，那些拥有优势资源和能力的人，经常可以一边表现得像个正义之人，一边又从事着偷鸡摸狗的勾当，只要他能够把自己的秘密掩盖起来。相反，那些真正的正义之人呢，反而受到约束，既不屑于宣传自己，又没有手段抵御谣言和污蔑。他们只靠问心无愧。于是，不正义的人反而会获得正义的名声，真正正义的人倒往往承受恶名。由于一个引入了正义的社会，表面上总是对正义许以各种好处，包括各种物质奖励、精神荣誉或社会地位。所以，不正义的人获得了社会许给正义的好处，而正义的人却遭受社会施加给不正义的坏处。

因此，正义的难题加倍了。不正义的好处是双重的：不正义者既从不正义捞到好处，还通过僭取正义之人的名声获得正义的好处。正义的不利之处也是双重的：正义者不但因为做正义的事而付出牺牲，还因为背负不正义的污名而承受坏名声带给他的不利。可以说，格劳孔兄弟的议论，确实把色拉叙马霍斯的意见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让人听了无比沮丧。心地纯正的好人往往在现实中备受那些吹毛求疵的舆论的煎熬，而沽名钓誉的人通常根本不会受到这种伤害，因为他们完全不在乎。前者只有神明可鉴，后者却心安理得。更重要的是，现象和现象背后的真实情况之间的分裂，似乎是人类群体生活不可能消除的特征。在这种分裂中，好与坏、正义与不正义，经常会黑白颠倒。所以，即使是一个倡导正义的社会，正义之人也在其中受苦，不正义的人倒在其中享受。你说，究竟谁生活得更好呢？

少数高洁的人士能够在任何不利的处境中，坚持自己。他们会把问心无愧当作自己的终极安慰。但是，这种自我安慰不构成对色拉叙马霍斯-格劳孔问题的反驳。也许对这些高洁人士来说，这种反驳是不必要的。但是，对于围绕在苏格拉底周围的年轻人来说，对于所有其人生道路还有疑问、还有待选择的人来说，反驳却是必要的。他们需要对事情有某种认识或理解，而不只是得到鼓励或受到怂恿。苏格拉底正是在这时，引入了理想国家的论题的，其目的，首先是为了获得对于什么是正义的认识。由于对话者们都接受城邦国家和个人之间的类比；因为城邦国家是个“大”的事物，个人相对来说是个“小”事物，同样的成分（这里就是正义）在放大了之后，就容易看得清楚。所以，苏格拉底打算通过说明城邦国家中的正义，然后再来定义应用在人身上的正义。只有在有了一个准确的定义之后，才能进一步判断，正义对正义之人来说，究竟是好是坏，是否比不正义的生活更为优越。

这个理想的国家被称为“幸福国家的模型”，据说，它是正义的，在它里面的每个阶层的人都是幸福的。这些我们以后会接着介绍。这里我们对苏格拉底面临的挑战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他要找到正义的严格的标准，证明正义不但对他人有利，而且本身就对正义之人自己是有利的。另外呢，还有一个我们始终需要警觉的问题：即使苏格拉底在口头上建造起来的理想国，完美地解决了正义的难题，我们仍然不能忘记，苏格拉底以及所有的其他人，包括我们，都是生活在现实的社会当中的，而这个现实社会有一个不可消除的特点，就是现象与现象背后的真实状况是分离的。这使得正义可以被冒充，正义的难题会加倍，关于正义的概念越纯粹、越严格、越完美，它在现实世界就越可能被不正义的人所冒用。当这些个伪装成正义的不正义者就是统治者自己的时候，问题就更严重了。苏格拉底能想出办法，解决这种冒充正义的难题吗？我们下一讲接着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