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丨理想国丨12 为什么哲学家想要驱逐诗人？——第十卷（上）

你好，我是周林刚，我们继续来讲柏拉图的《理想国》。

上一讲我们介绍了第八、九卷对正义生活和不正义生活哪个更好、哪个更幸福的比较。到此为止，苏格拉底似乎已经做完了他的整个论证了。但是我们应该记得，苏格拉底是把正义当作所有事物中最好的事物的，也就是说，正义不但本身就是好的，值得我们为了正义而正义；而且正义给正义之人带来的外在后果也是好的，所以它也值得我们为了追求好的后果而做正义之事。前两卷的比较研究，其实还只是证明了正义本身的好处：正义的人灵魂和谐、健康，自我满足。这是正义的内在价值。所以，对于苏格拉底来说，还剩下另一个需要证明的问题，就是：正义是否能够给正义之人带来好的外在的后果？整部《理想国》正是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结束的。这就是第十卷后半部分的内容。

可是，第十卷的前半部分却插入了一段有关诗歌的讨论。相关的内容在第三卷讨论护卫者的教育问题时已经谈过了。在那里，苏格拉底根据护卫者教育的要求，对诗歌的形式和内容都进行了剪裁和限制。但是现在，这个话题又被挑了出来。比较起来，第十卷前半部分的这个安排非常类似于第五卷。第五卷也是打断了计划好的讨论顺序，作了一番离题的谈话。不同之处只在于，第五卷的离题是阿德曼托斯提出来的，第十卷前半部分这段关于诗歌的讨论则是苏格拉底自己突然插入的。他把讨论的主题说成是哲学和诗歌之间长久以来进行的一场斗争。他甚至提出，理想国要驱逐诗人，假如没有人能向他证明诗歌对于理想国有好处的话。

话题突兀，恰恰表达了苏格拉底最大的隐忧。苏格拉底的这个隐忧才真正解释了，为什么有必要论证，正义也有外在的好处。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假如哲学生活已经给爱智之人带来了内在的、永恒的、真正的幸福，他们根本没有必要再去考虑什么外在的好处。

让我们来解释一下苏格拉底的这个深刻的隐忧。

哲学与诗歌的斗争具体指什么？

苏格拉底所攻击的诗歌包括史诗、悲剧，从具体的谈话看，也包括喜剧。其代表人物是荷马。他被认为是“希腊的教育者”。而在苏格拉底构想的理想国中，真正的教育者自然是哲学家。哲学与诗歌的争执，在这里就表现得很明显了。它们要争夺城邦的教育者之位。在苏格拉底那里，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教育者。诗歌是一个低劣而危险的教育者。苏格拉底认为诗歌的本质是模仿。以荷马史诗为例。诗人描写了各种器物，但诗人本人并不懂得制造这些器物；诗人描写了医生治病，但诗人本人并不懂得医术；诗人描写了战士作战，但诗人本人并不是能征善战的勇士；诗人描写了统帅，但诗人本人并不懂得战争指挥的艺术；诗人描写了神明，但诗人并不懂得神的性质。总之，诗人能够模仿一切，却并不具有关于一切事物的真正知识。也许你会觉得，诗人总还是可能真正具备某个行当的真实本领的吧？的确如此。但由于史诗里面包含了大千世界的几乎一切，所以，诗人肯定并不具备其中的绝大多数知识。因为如果他自己的精力献给追求所有的知识，那他就不可能有时间写作包罗万象的诗歌了。

正是因为诗人不具有他的诗歌里面涉及的事物的真知识，所以他通过诗歌所传授的，就不可能是真理。说诗歌是模仿的艺术，意味着诗歌其实是我们之前讲的“洞穴比喻”当中操弄影子的技术。但是真正的教育者不是应该通过合适的形式和方法，来传授真理的吗？而所谓合适的形式和方法的前提，首先是得有知识。这是哲学的专长。

诗歌的音乐性与苏格拉底的担忧

我们在读到苏格拉底对诗歌的这番攻击的时候，肯定会在心里犯嘀咕，因为我们对诗歌的理解，可能与苏格拉底说的，有些不同。比如著名的哲学家海德格尔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来解释荷尔德林的诗歌。他这么做，其实就是认为荷尔德林的诗歌，先哲学家一步，探索到了尚不为人所知的神秘真理。哲学值得用自己的方式，把已经在诗歌里被把握到的真理，给揭示出来。这种哲学和诗歌的关系，跟苏格拉底的看法是非常不同的。不过，我们这里不需要介入这个理解上的分歧，我们也不必要被苏格拉底的具体论点束缚，只要注意他指出的最关键的攻击点。虽然史诗、悲剧、喜剧和现代的诗歌艺术，可能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大多数诗歌还是有它们的共同点的，那就是，它们是自身带有音乐成分的语言艺术。诗歌的奥秘就在这种音乐成分。苏格拉底说，“这些音乐性的成分所造成的诗的魅力是巨大的；如果去掉了诗的音乐色彩，把它变成了平淡无奇的散文”，那诗人的语言就没什么可重视的了。

在对话中，苏格拉底本人十分看重这种音乐色彩。他自己在第八卷的时候就曾经对阿德曼托斯说，“掺和着音乐的理性”是人一生美德的“唯一内在保障”。注意，这里说的是“唯一内在保障”，这个保障不是理性自身，而是“掺和着音乐的理性”。也就说，光有理性是不够的。它得加上音乐才行。这就是苏格拉底深深的隐忧所在。在教育问题上，理性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这个弱点，苏格拉底在整个对话中，自始自终都没有正面提及过。但是通过哲学和诗的斗争这个话题，他其实已经间接地说出来了。他的整个哲学教诲，缺的正是诗歌的音乐性所具有的力量。哲学所接触的那个神圣秩序，其实是个枯燥乏味的秩序。永恒也许是种无趣的状态？哲学可能对极少数人有吸引力，被他们当作最幸福的事情，可是音乐性的力量却是一种普遍的力量。它对于各个阶层、各个品级的人，都有效。我们常说音乐无国界，有时候还说音乐的力量直抵灵魂。我们更是懂得“晓之以理”更要“动之以情”。理性与音乐相比，欠缺的正是“动人的力量”。苏格拉底其实在最后念念不忘的，就是一种“动人的理性”是否可能的问题。只有“掺和着音乐的理性”，才会是“动人的理性”。

音乐的这种力量同它作用于人的灵魂的特定部分有关。负责哲学的部分是理性。接受音乐的部分是“纯情感”。如果人的灵魂只分为理性、激情和欲望三个部分，那么纯情感只能归入激情的部分。不过，我们还是把分类问题搁一边。这里的重点是，纯情感部分具有“无利害关系”的特征。欲望部分天然的是逐利的，不管这个利具体是什么。所以每一种欲望都是“偏私”的。理性呢则讲究一个对错、真假、善恶、好坏，虽然与欲望的偏私性质不同，但它也总归是有所计较的。纯情感偏偏没有这些计较。举个例子：纳粹的官方哲学家，其实是资质极其平庸的宣传家。而像海德格尔这样的一流哲学家，虽然加入了纳粹，但他本身并不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也不是什么官方哲学家。但是你要从纳粹里面找出具有极高音乐素养，或者更一般地，具有非常高的艺术素养的人，却是比较容易的。其中的原因或许就在于：纯情感的领域，是一个可以脱离善恶和利害关系而有自己的运动的领域。

苏格拉底担忧的是，即使是最优秀的人，也可能无法抵抗纯情感领域动人力量的影响。而这很容易让他们的理性弱化、软化，从而遭到腐化。很难想象，人能够理性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他把“感动”这种情感体验从他的生命当中彻底地清除出去。实际上，音乐性力量造成的感动，跟戏剧人物给观众带来的感动，道理是一样的。它们都激发起人身上与他人共振、对他人感同身受的能力。如果欲望的偏私性容易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纷争，那么纯情感的那种“无利害关系”的特征，恰好是容易使人与人相通的神奇力量。这种力量显然关系重大。所以，虽然严格来说，理性要求情感冷却甚至枯萎死去，但苏格拉底还是留下口子，说如果有人能够说明诗歌，也就是带有音乐性的语言艺术对城邦的好处，那理想国还是可以让诗人回来的。这说明，哲学与诗的争执，在苏格拉底本人那里其实也还是一场胜负未分的斗争。

苏格拉底的深刻隐忧在于，还没有一种新的诗歌，承担起哲学本来应该发挥的教育功能。所以，他只好先让理想国把诗人驱逐出去。是否能够迎接他们回来，取决于“掺和了音乐的理性”是否可能。换种说法，就是第三卷所说的护卫者接受的那种音乐教育是否可能：根据哲学的理性标准，重新剪裁和写作的诗歌。也许对于儿童来说还是可能的。但是这些说教的故事、诗歌，不具有普遍的感染能力。苏格拉底本人就不是一个诗人，没有写出传世的诗歌或剧本。归根到底，你很难命令诗人写出一流的诗歌。

应该说，苏格拉底郑重地提起哲学与诗的斗争，不是因为他已经有了解决方案，而是因为他还没有解决办法。这就意味着，那个作为美德唯一内在保障的“掺和了音乐的理性”暂时没有被发现。因为还没有内在的保障，所以苏格拉底终于在最后诉诸外在的保障。这个外在的保障，我们会在下一讲具体来讲。

在这里，我想提请大家注意一个细节。第七卷在谈到哲学教育的进程时，苏格拉底和格劳孔逐渐从算数、几何、天文、音律，上升到了最高层次辩证法的学习。这时，苏格拉底对格劳孔这位年轻人说：“亲爱的格劳孔，你不能跟着我再一道前进了，这倒不是因为我这方面不愿意如此，而是因为现在我要你看的将不再是我们用作比喻的影像了”。意思是，最高层次的教育对于像格劳孔这样出色的年轻人，也是极其困难的。对话的这个时刻，等于是全部剧情中的一个最高点，不能再上升了。那个纯粹的理性境界，不容易向人开放。这恰恰是从教育青年的角度看哲学所具有的弱点所在，而这个弱点又正好是诗歌的力量能够战胜哲学的地方。为了克服哲学在诗歌面前的这一处不利，苏格拉底最终又讲起了灵魂不死和投胎转世的神话故事，用这个神话故事作为整个对话的终点。在这个神话里，正义之人在死后获得应有的善报，而不正义之人相应获得应有的恶报。这就是所谓正义的外在报酬。下一讲，也是最后一讲，我们就来介绍这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