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丨《茶馆》下：王笛微观史研究代表作，微小公共空间如何张显地方文化的韧性

王笛微观史研究代表作，微小公共空间如何张显地方文化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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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笔记 

上一集，我们讲述了成都茶馆的发展历程，分析了茶馆与社会经济的关系，了解它是如何经营，并成为成都人社会生活必不缺少的一部分、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和民间传统的。今天我们继续进入下集，看看国家权力是如何深入到成都茶馆的。

四、茶馆与政治

早期的成都茶馆都是解决争端和纠纷之地，不需要政府或官员的介入，反映了强烈的社会自治观念和实践，但是茶馆在顽强的发展过程中，国家权力总是通过出台各类规章制度对其加以限制和约束，从而将权力深入到社会底层。

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了对抗国家权力的组织，最著名的就是名为“哥老会”的秘密会社。“哥老会”是清代反清复明的秘密会社，长江中下游一带多自称洪帮，四川则自称袍哥。到清末，袍哥已成为城乡半公开的民间组织。许多茶馆工人也是袍哥成员，事实上，许多茶馆就是由袍哥开办的，或者成为袍哥的势力范围。在成都地区特别是成都附近的小场镇，袍哥控制了地方社会。

为什么袍哥喜欢以茶馆为基地呢?虽然茶馆是公共场所，但热闹的气氛、三教九流的混杂，有利于秘密活动，因此茶馆是袍哥聚会和社会交往最方便的地方。而政府从来就没有能力对茶馆进行全面控制，对袍哥活动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

成都人们相互间有了冲突，便在茶馆里评理和调解，称为“吃讲茶”，或“茶馆讲理”。袍哥经常被请去做调解人，茶馆也被用作解决他们内部纠纷之地。由于是民间活动，“吃讲茶”很容易引发斗殴。但是，毕竟无法禁绝。地方精英通过“吃讲茶”介入公共空间，这种国家之外的社会力量的存在，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国家权力试图瓦解民间自治力量，实际上却无法填补被削弱的权力真空，反而不利于社会稳定，给民众生活带来困扰。

茶馆是一个成都公共场所，社会动乱反映到茶馆当中就是各种类型和层次上的纠纷、争端、斗争甚至集体暴力。

不过，大多数争执是日常生活中的民事纠纷。由于成都茶馆数量众多，竞争激烈，生意的纠纷经常在茶馆之间发生，特别是在那些茶馆密度大的地区，由顾客、资产、公共空间而引起的竞争很激烈。茶客之间、茶馆与邻里之间矛盾也很普遍。

各类矛盾严重干扰了茶馆的正常运营，地痞流氓以茶馆为据点，进行赌博、贩卖鸦片等活动，杀人犯也常常在茶馆行凶。这些暴力行为的直接受害者就是堂倌。

如果茶馆遇到地痞流氓寻衅滋事，可以通过茶社业公会要求政府声张正义，但是遇到乱兵则一点办法都没有。军阀时期的军人对茶馆的破坏主要体现在白喝茶、为了小事在茶馆打架、骚扰妇女上。抗战时期，在成都的军人利用他们在战时的特殊地位，欺压民众，横行霸道。抗战结束后，大量士兵进入成都，甚至强占茶馆为营地。

尽管不时遭受财产的损失，茶馆仍然坚持经营，从晚清到国民政府崩溃，成都总是有500-800家茶馆。这也反映了茶馆文化的强大韧性。

成都茶馆强大的生命力是其成为政治舞台的重要原因，国家政权在茶馆这个微小的公共空间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自晚清以来，各类政府以维持公共秩序为借口，加强了对茶馆的控制，限制对茶馆这种公共空间的使用，或把这些空间置于国家的监视之下。20世纪最初十年，地方精英积极参与城市改良，茶馆不断成为社会改良者所针对的目标，他们运用政府力量对茶馆进行严格控制，作为国家权力深入社会并对社会全方位操纵的重要一步。

到了军阀统治20年间，成都经历了战争、破坏、重建、战争这样循环往复的过程。1917年，成都在川军、滇军、军之间战斗中，无数民居被夷为平地，成干上万的人沦为难民，但茶馆总是最后关门、最先开门之地。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成都居民视茶馆的开闭为这个城市是否安全的某种标志。军阀混战造成了社会动乱和日常生活缺乏安全感，人们在茶馆中不仅就生活琐事闲聊，打听小道消息或飞短流长，茶客们在茶馆重抱怨生活的艰辛，表达对政客争权夺利、政治腐败、国家动乱的愤怒，以及对局势的担忧。而军阀政府力图对茶馆进行控制，针对前面我们提到的茶馆戏园颁布了相关章程，针对茶馆的卫生和赌博问题的方案，等等。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对成都亦有着深刻影响，茶馆政治和茶馆政治文化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政府和精英用茶馆来进行战时教育，试图控制大众娱乐。官方还要求每个警区负责设立一个“样板”茶馆，作为战时宣传的一部分。另外，官方还要求茶馆提供政府指定的书籍和报纸。毫无疑问，在发动民众参加救亡运动方面，茶馆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政府如此大规模的政治宣传，可谓史无前例，显示了其高度组织化和控制力。国民党通过战时的宣传，成功地扩张了对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政治控制。因此从表面上看，茶馆生活仍在继续，但是在相当大程度上，由于民族危机和政治导向，这种生活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在茶馆里讨论政治是要冒风险的，那些敢于在公共场所尖锐批评政府的人，会成为政府打击的主要目标，茶馆也会因此受牵连，甚至被查封。虽然政府严加管控，但事实上，对国事的谈论每天仍然在茶馆进行着。即使这些政治讨论有时显得幼稚或不合时宜，但这是人们政治表达的唯一途径。

抗战胜利以后，在成都，茶馆成为普通人发泄对政府腐败、通货膨胀、社会混乱的不满的地方。与此同时，政府对茶馆的控制日渐升级，国民党在政治上竭力压制任何批评的声音，1945年成都警备司令部、宪兵、成都市府联合发表五条命令，第一条就是严禁在茶馆政治集会。

茶馆文化虽然是顽强的，但在地方精英和国家政治的影响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在四个时期中，一方面，茶馆政治体现了延续性，例如人们甘冒风险在茶馆中谈论各种政治话题，政府强制实施各种规章等等；另一方面，不同时期的茶馆政治呈现不同的特点，特别是在抗战期间，茶馆政治达到了高潮，成为战时国家宣传机器的一部分。

五、总结

首先，成都茶馆是一个需要在显微镜下放大观察的微观世界。通过对茶馆这样微小公共空间的研究可以引导我们进入城市的最底层，观察到那些我们至今仍然忽视的社会现象，不仅深化我们对成都的认识，而且有助于理解其他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这种现代化的进程，本质上是成都茶馆所代表的极具韧性的成都地方文化及其生活方式，在对抗现代化和国家文化的同一模式扩张过程中如何寻找生存之道。

其次，成都茶馆面临着日益增强的国家干预。作为城市最重要的公共空间，成都茶馆成为精英和政府改良的主要目标。政府无法完全将这个许多人赖以为生的行业消灭，但是在整个民国时期，它能够而且的确对茶馆的数量进行了有效的控制，这说明国家干预的强度已经控制了茶馆的生存。茶馆之所以在国家干预中生存下来，一方面是因为缺乏连续性政府无法持续性的施压，而且国家、茶社业公会合和茶馆三者时间是既对抗又合作的关系，政府有时候也需要依赖于茶社业公会。

再次，如果我们将中国茶馆放在世界历史背景下，从“物质”的“公共领域”这个角度看，茶馆在公共生活中，扮演了与欧洲咖啡馆和美国酒吧类似的角色，就是一个社交中心，也是地方政治的一个舞台。

王笛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成都人，自小就与哥哥穿梭于成都市的大街小巷。他发现，茶馆既是休闲娱乐之地，又是各种人物的活动舞台，而且经常成为地方社会和政治的中心，是成都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单元。以往有关近代中国城市和茶馆的研究，存在诸多不足。王笛以成都茶馆为中心，广泛收集档案、回忆录、文学作品、录音、照片等资料，再现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文化形象，以一个新的角度理解中国城市及其日常生活，通过对茶馆的公共职责、经济功能和政治功能的全方位研究，探索了在国家权力深入地方的过程中，以茶馆为代表的地方文化如何竭力对抗现代化所推行的国家文化的同一模式。

书名：《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下集

作者：王笛

撰稿人：不敏（青年学者，自由撰稿人）

编辑：枫窗

主播：石头说话2017

制作：匀绮工作室

监制&运营:郑涵 孙嘉悦

总编辑:赵雅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