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丨《茶馆》上：王笛微观史研究代表作，微小公共空间如何张显地方文化的韧性

王笛微观史研究代表作，微小公共空间如何张显地方文化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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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笔记 

《茶馆》是历史学家王笛微观史研究的代表作，他将目光转向普通民众等下层人物，专注于描写茶博士、裁缝、车夫、工人、小贩等人的公共生活。王笛将研究集中于茶馆如何影响日常休闲，茶馆作为一个经济实体的功能，以及它的政治角色。我将用五个部分来讲述本书，分为上下两集。上集主要讲成都茶馆文化的由来和内容，茶馆与社会生活、经济问题；下集，分析茶馆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国家政权对茶馆的入侵，并总结全书。

一、成都茶馆文化简介

自从秦国都江堰修建以来，成都平原一直是中国最富饶、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被称为“天府之国”。这座城市很安全，但也很封闭。成都的饮茶之风要从西周时期算起，但直至20世纪初，茶馆才开始大行其道。

在成都，茶馆是现代的称呼，而在现代以前，最常用的说法是“茶铺”“茶园”和“茶楼”。成都茶馆数量众多，晚清时便有454个茶馆，到了1931年有620个。当时成都的人口大约是45万人，算起来平均725人就有一个。

成都茶馆之所以如此之多，与其特殊的自然环境有关。成都井水含碱味苦，不宜冲茶，饮水多是挑水夫从城外运来的河水，但是挑费昂贵，普通人家难以支撑，加上成都平原燃料较贵，为省钱和节约柴火，百姓人家一般都到茶馆喝茶、买开水。

但是20世纪上半叶，关于成都这种以茶馆为生的方式，产生了十分激烈的争论。批评者认为泡茶馆滋生惰性，还会传播不良习气。辩护者看来，批评者不过是空谈误国，欺负普通老百姓罢了。事实上，这种剧烈争论的背后，本质上是国家文化逐渐改变甚至消灭地方文化的过程。国家文化是由国家机器推行的、希望建立一个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全国统一模式的文化；但是以茶馆文化为代表的地方文化，也不是这么轻易就会被国家文化所代替。二者之间难免产生一种内在的矛盾和张力。

二、茶馆与社会

茶馆是如何成为成都人社会生活必不缺少的一部分，并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和民间传统？

“一个人无事大街数石板，两个人进茶铺从早坐到晚”。成都人确实一坐就常常三四个小时。在茶馆里休闲的茶客有两类人：一是“有闲阶级”，是指大户子弟、退休官员、有钱寓公和其他社会上层人士，其中也包括囊中羞涩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二是“有忙阶级”，比如小商人、工匠、车夫以及工厂工人等。

成都人都是早起来吃早茶，就在茶馆里洗漱、吃早饭，然后继续在茶馆里泡着。

但是，闲逸只是茶馆的表面现象；茶馆不仅用来休闲，更是最好的社交场所。首先，成都人往往把茶馆作为会客见友的场所；其次，茶馆还是交流新闻、传播小道消息的地方；其三，茶馆也是社区的“公共论坛”。成都人喜欢茶馆，更因为在那里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成都茶馆之所以是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在于他独特的习惯和行话。首先是茶具和桌椅，茶具一般是由茶碗、茶盖和被称之为茶船的茶盘三件套组成，桌椅则是取材于四川丰富的竹子资源。成都茶馆的独特文化还在于茶馆的行话，比如茶馆高峰时间叫“打涌堂”，闲下来的时候就是“吊堂”，穷人自带茶叶只买开水称为“免底”，售卖的开水则是“出堂水”。茶馆还有一些风俗习惯，最具特色的就是“喊茶钱”。一个人走进茶馆，已经在那里的朋友和熟人会站起来向堂倌喊：“某先生的茶钱我付了！”为他人买茶，是成都乃至整个四川的一种社会习惯，也是“爱面子”。

成都人坐茶馆已经成为日常生活方式，这又反过来促进了茶馆的繁荣，使得茶馆成为成都的娱乐中心。

在专业的戏园诞生之前，茶馆是成都的戏班子、杂耍艺人最主要的表现场地，小茶馆里多是曲艺和木偶戏，演员众多的川戏则在大茶馆里表演。还可以看到很多种曲艺表演，许多艺人从街头巷尾卖唱起家，稍有名气之后，便转到了茶馆的舞台。评书是最吸引顾客的项目，评书的茶馆称“书场”。除了评书外，成都最火的就是地方戏。地方戏一直被视为最有力的大众教育工具，经常上演的剧目反映了人们的喜好及所受的教育。茶馆不仅是成都戏院的前身，也是电影院的发源地。

茶馆作为成都休闲、社交和娱乐中心，对不同人群其实有着不同意味，人们如何利用茶馆呈现不同的特点。

对于商人来说，成都各行各业百分之七八十的商人都在茶馆里洽谈生意，而且有些行业还有自己的茶馆。茶馆也是小商贩最基本的市场，卖香烟、糖果的小贩最多，其余则是一些杂货商。除此之外，与茶馆合作的还有修脚、掏耳朵、理发、算命、擦鞋等服务业，他们往往给茶馆带来人气。当然，茶馆也是成都的劳动力市场，许多劳工在那里等待雇主有些茶馆还成为社会组织和团体的总部或者聚会地，比如红十字会、大学的剧社，等等。

尽管成都茶馆显示了很强的包容性，但是仍然具备群体、阶级和性别的差异。

首先，成都的茶客们往往人以群分，抗战时期来到成都的外省人绝不和本地人坐在一起，作家、学生和知识分子也有特定的茶馆，电影明星去三益公吃茶，京戏演员则去第一茶楼，校长和老师喜欢鹤鸣茶社。其次，成都茶馆之间呈现明显的阶级区别。再者，成都茶馆呈现明显的性别歧视，直到1906年，成都才出现第一家允许妇女进入的茶馆。

三、茶馆与经济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作为成都小商业代表的茶馆，其在数量、规模、客流量以及茶馆业主在竞争中所采取的经营策略。

成都人口众多，但是1950年之前，它仍然是一个小商业占据主体地位的城市，而茶馆就是成都小商业的代表。之后茶馆业也成为成都市民赖以为生重要行业。平均每家茶馆可以直接和间接养活100人左右。

成都茶馆的市场是如此之大，所以越来越多人开始经营茶馆。茶馆老板基本都是四川人。开设一家茶馆相对容易，前期投入较少。1940年74%的茶馆启动资金大约在300元左右，相当于294公斤大米的钱。到了抗战时期，大多数茶馆都面临资金危机，生存面临很大的挑战。

茶馆老板为了维持经营，一方面延长开店时间，另一方面，想方设法培养回头客，并与各行各业建立起紧密的合作关系：在这里可以吃到饭，买到药，也可以理发、掏耳朵，修脚，上厕所，等等。

经营成功的茶馆都想尽办法吸引茶客，优雅的室内环境往往是茶馆主打的卖点。有些茶馆里单设雅间，还有台球、保龄球、留声机、电话等外国商品，价廉物美的各色食物也是应有尽有。当然，相比较这些风雅的高档茶馆，那些在逼仄巷子中生存的小茶馆则显得脏乱差。

国家权力控制茶馆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成都茶社业公会，这是一个隶属于成都总商会的行业组织。政府规定，茶馆必须要加入茶社业公会，否则就会受到惩罚，甚至于关闭茶馆。

成都茶社业公会最主要的职能有两个，一个是物价问题，另一个是税务问题。

由于燃料和茶叶价格的上涨，茶馆经营的巨大的成本压力，导致茶叶公会不顾政府禁令频频要求涨价。成都茶社业公会第二个职能是就组织抗税。成都茶馆按照茶桌的数量征税，所以称之为“茶桌捐”，茶桌捐是警察经费重要来源，也由警察收取。“茶桌捐”引起了茶馆的强烈反对，1928年成都市政府刚刚成立，茶社业公会就在12月10日组织了全市茶馆关门闭市。

成都茶社业公会主要成员是茶馆的雇工，他们主要是男性，一般称之为堂倌，而技术高超的堂倌则称之为茶博士。堂倌是成都茶馆的灵魂，老板一般是在柜台后面称茶叶、收钱，而堂倌才是与茶客周旋的人。堂倌最开始都是男性，但抗战时期，妇女也开始在茶馆谋生，称“女茶房”。妇女进入茶馆充当女招待，在成都代表着一个重大进步，既是雇佣形式的变化，亦为茶馆生活和文化加入了新因素，同时改变了妇女的公共角色和性别关系。

女茶房的兴起是对传统观念的一个挑战，使妇女有了动力争取工作权利，标志着妇女经济独立开始迈步。但是，女茶房不得不面对来自社会、政府、男性同行的歧视。女茶房加入的成都茶社业职业公会本身并不成熟，这种国民政府指导下的公会，不仅不会对抗国家政权，反而是国家政权的合作者，这也表明，国家政治对地方文化的控制在逐步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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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上集

作者：王笛

撰稿人：不敏（青年学者，自由撰稿人）

编辑：枫窗

主播：石头说话2017

制作：匀绮工作室

监制&运营:郑涵 孙嘉悦

总编辑:赵雅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