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第七十五章：民之轻死

《道德经》第七十五章：民之轻死

【原文】

人之饥也，以其取食税之多也，是以饥。

百姓之不治也，以其上有以为也，是以不治。

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也，是以轻死。

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贵生。

【注释】

上有以为：把世界看成一个由主观意志或功名利禄主宰的世界。上，指意识形态。

无以生为者：把精神视为生命意义所在的人。无，指精神。

贤贵生：真正懂得珍重生命，热爱生活。

【译文】

人民陷于饥饿，是因为统治者吞吃的赋税太多，因此发生饥荒。

人民所以难于统治，是因为统治者强作妄为，因此难以统治。

人民所以不怕死，是因为统治者不惜一切代价保养自己，老百姓因此才敢冒死反抗。

只有那些不把保命养生看得过分重的人，才是比过分看重生命的人高明的。

【评析】

本章主旨的是论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出于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观察，认为一切事物，在其相互对立的矛盾中，都具有同一性。张松如指出，“老子把他从自然界得来的这种直观的认识，运用到人类社会，面对当时社会的贫富对立，阶级压迫的不合理现实，他认为‘人之道’也应该像好比张弓的‘天之道’那样，‘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这是他的主张，他的愿望。可是，现实怎么样呢？现实是‘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杨兴顺说：“在老子看来，损有余而补不足，这是自然界最初的自然法则———‘天之道’。

但人们早已忘却‘天之道’，代之而建立了人们自己的法则———‘人之道’，有利于富人而有损于贫者，‘天之道’，有利于贫者，给他们带来宁静与和平，而‘人之道’则相反，它是富人手中的工具，使贫者濒于‘民不畏死’的绝境。”胡寄窗说：“老子所以产生这种分配观念，由于他们认为自然规律总是‘损有余而补不足’，因此应该使贫富平均，大家有利。天之道虽主损有余以补不足，但损有余的结果会更增加被损者的利益，因为‘物或损之而益’。由于现实社会是‘损不足以奉有余’，存在领主贵族对劳动人民的压榨，也存在新兴地主阶级与富商大贾的剥削，所以，老子企图以‘天之道’警诫他们，使他们本着自己的利益以遵行天道。他们要求富者能够作到‘常善救人，故人无弃人；常善救物，则物无弃物’。从均富和使人与物都能得到充分利用一点看来，老子的愿望是好的，但在考虑如何实现这一愿望时，他们并没有提出任何积极的斗争纲领，而是向剥削者说教，妄想他们发善心，这又充分暴露了他们的在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上的软弱无能。”以上诸位学者的观点，基本上找到老子在均贫富问题上的合理之处和症结所在。

【解读】

天之道就是自然完美法则，自然完美法则的感受不是说出来的，而是体会出来的。说出去的是无形的，亲身体会过的才是现实。一切都是自然的，没有不自然的，而自然完美法则才是最重要的。修身就是为了使自己心神复归于道，复归于道就是思维进入了自然完美规律中。思维进入了自然规律中就可以知道自己很多根本想不到的事。然后以自然完美规律来作为就正是行天之道处无为之事。自己有作为但不是以自己个人主观主义所作为，而是以自然完美法则所作为，所以才叫无为而无不为。

天之道如何的不可思议？用张弓射箭来比喻，高了自动向下，低了自动向上，需要平衡力量瞄准时，力量大了自动减少，力量小了自动增加，待时机成熟时以闪电般的速度击中目标。人的能力永远也超越不了自然。人要么想起这忘了那，要么想起那忘了这。而自然则是全面得体，尽其善美，所以自然才是完美的法则。自然没有主观的，全是客观的，全是道法自然，全是自然法则的准则。而人则不同，人主观意志太强，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所以执着不断。甚幸也有不执着的人，不过很少，这是什么人？这就是修道功成身遂的人。

【故事】

（1）苏轼的节俭自律作风

苏轼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他21岁中进士，做了40年官，有得意之时，也有被贬的不幸遭遇。不管是处于逆境还是顺境，他都节俭自律，极力反对奢侈。

苏轼认为，人的欲望是无穷尽的，注意节约，“每天吃三白饭”，对身体和事业都有好处。

一天，苏轼和史学家刘贡父一起闲聊，聊到了医药卫生和保健养生。刘贡父问苏轼什么东西最好吃，苏东坡毫不犹豫地说：“我和弟弟在京城学习经义对策、准备应试时，每天吃三白饭，吃得津津有味，不相信人间会有更好吃的美味。”

刘贡父问：“什么三白饭？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啊？”

苏轼笑了笑，答道：“其实平常得很，只不过你可能没有尝过。”

刘贡父说：“不会的。好吃的鸡鸭鱼肉、海参鱿鱼，家常的白米、高粱、玉米面，我什么没吃过？可就是没尝过什么三白饭四白菜。”

苏轼说：“就是一撮白盐，一碟白萝卜，一碗白米饭，这不就是‘三白’饭吗？”

刘贡父听了哈哈大笑，然后说：“原来就是这玩意儿啊！”

“是啊！”苏轼有些感慨，就在知心朋友面前，讲起当时吃三白饭的情形，“我们兄弟父子三人进京考试，时间不短，耗费很大。当时家境不甚宽裕，所带银两不是很多，不敢大手大脚花钱。第一次参考，考中考不中，心中没数。要是考不中，留在京城继续攻读，消费是个无底洞，就是回家读书，下次再来考试，开支也不是个小数目。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敢像那些富家子弟那样讲究，只能省吃俭用。”

刘贡父宽慰苏轼说：“不过，这样也好。穷则思变，尝过穷日子的滋味，更能发奋学习。你看你们父子三人今天不都脱颖而出，成了名人了吗？”

这次聚会过了很久，有一天，刘贡父写请帖给苏轼，邀他到家里吃“皛饭”。

苏轼对人说：“刘贡父读书很多，他的这个‘皛饭’，一定是有来由的。”

等苏轼到了刘贡父家吃饭时，发现桌上只有盐、萝卜和米饭，这才恍然大悟，知道这是刘贡父用三个“白”字开的玩笑，不禁微微一笑，便大吃起来。

吃完饭，苏轼告辞出来，临上马时对刘贡父说：“明天到我家，我准备用‘毳饭’款待你。”

刘贡父担心被苏轼戏弄，但又想知道“毳饭”到底是什么，第二天便如约前往。

两人谈了很久，早过了吃饭时间，刘贡父肚子饿得“咕咕”叫，便问苏轼为啥还不开饭。苏轼说：“再等一会儿。”像这样好几次，苏东坡的回答老是这句话。

最后，刘贡父说：“饿得受不了啦！再不开饭，我可要走了。”

苏轼这才慢吞吞地说：“盐也毛，萝卜也毛，饭也毛，岂不是‘毳’饭？”

刘贡父捧腹大笑，说：“本来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报昨天的一箭之仇，但万万没想到这一点！”

玩笑过后，苏轼传话摆饭，果然也是白盐、白萝卜、白米饭。两人一直吃到傍晚，刘贡父才回家。由此可见，文人之间的戏谑有时是很有趣的，但其中往往体现了他们真实的内心意愿。

由于苏轼多年养成了节俭的好习惯，所以当他被贬官降职来到偏远的黄州时，也没有被穷困窘迫所吓倒。

贬官没有足够的钱，当然就没有足够的口粮，怎么办？苏轼的决定同样潇洒：脱下文人的长袍，穿上农夫的短打，自己动手，开荒种地。经过多方申请，当地衙门批给苏轼一块3.3公顷亩的废弃坡地。

这块3.3公顷亩的贫地正好位于黄州城东门外，于是苏轼干脆给这块地取名“东坡”，并自称“东坡居士”。苏东坡这个名号就是这么来的，它在民间的影响可要比苏轼这个名字大多了！

在一般文人看来，开荒种地本来就不是什么体面事，一块废弃的地，偏偏称作什么“东坡”！一介犯官，被贬偏僻之地，穷困潦倒，却还要自称什么“居士”！其实，这恰恰就是苏东坡的与众不同之处。

谁说文人不能种地？谁说种地的人就不能自称居士？没有饭吃，就得种地，收割庄稼，就有饭吃，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多少所谓的文人却不明白，也不愿意明白。

“居士”的本意是指在家修行的佛教徒，但“东坡居士”这个称谓显然超越了本意的内涵，拥有更丰富的魅力。

黄州的苏东坡，是个平凡的养家糊口的劳动者，是个善于在劳动中寻找审美趣味的文人，也是个勇于在苦难中摆脱心灵枷锁的哲人。黄州的苏东坡，在后代的眼中雅俗共赏，赢得了农夫与士大夫的共同赞许，而“东坡”也成为他在黄州的第一个重要象征。

为了度过困境，苏东坡将已经降低的薪俸精打细算，计划开支。这个办法是：将收入分为12份，每月用一份，每份又分成30小份，每日用一小份。又把分好的这些钱装在口袋里挂在房梁上，以后每日清晨取下一包。取下这包钱再计划一下，先买急需的，能省就省。一天下来决不超支。每日剩下的钱他又装入另备的一只竹筒里，以备紧急事件时再用。

苏轼在身居高官的时候，也不忘节约俭朴。他给自己规定：每顿饭只能是一饭一菜。若来了客人，也只许加两个菜。如果亲朋请他去做客，他也事先告知对方，不要铺张，不然他就拒绝入席。

有一次，苏轼的一位好友从远地来看他，多年不见，分外亲热。好友请他去叙旧，苏轼推辞不过，再三叮嘱好友按老规矩，不可铺张。

友人连连答应。

第二天，苏轼按约赴宴。当他来到友人家中一看，大吃一惊。原来，友人觉得多年不见，今日宴请苏轼，理应丰盛一些，而在苏轼看来，却是过于奢华排场了。

苏轼皱皱眉头，说：“我们有约在先，现在怎么还这样铺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