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秩序第十七讲 丘吉尔与现代国际秩序4：大英帝国的最后回响

丘吉尔在美国主导的新一轮国际秩序更迭中，力主传承大英帝国的治理经验，并实现了美英帝国领导权的和平转移。

内容讲义 

课程讲稿

你好，我是许小亮，欢迎来到《通往文明之路100讲》国际秩序篇。

在前面三讲，我们一直提到丘吉尔对于国际秩序思考和立法的本质，就是再次定位大英帝国在现代国际秩序中的位置。在这个维度上，我们可以把冷战秩序看成是大英帝国在联合国体制下对于稳固自身功能和作用的最后一次努力。正是因为丘吉尔，国际秩序并没有真正走向完全平等的世界共和主义的秩序形态，而是继续停留在由海洋秩序所主导和支配的秩序形态中。并且，大英帝国成功地将全球国际秩序的支配权转移到了美国手中，实现了英美秩序对于全球秩序的主导。

与此同时，丘吉尔通过区分帝国的肉身和帝国的灵魂，成功地保存了大英帝国在现代国际秩序中所维系的基本价值，形成了对以实力为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强有力制约。不管是什么样的国家，都需要关注这种传统的强大价值和灵魂的力量。这是丘吉尔在二战之后留给联合国体制的政治遗产。这个政治遗产，成功地狙击了战后国际新秩序向世界主义的平等秩序的转变，保留了帝国秩序的的残余。从根本上来说，这就是对于古老的帝国梦想的坚守！

在这一讲，我们就来聊一聊丘吉尔国际秩序立法中的帝国梦想。

已死的肉身与眷恋的灵魂：丘吉尔的帝国梦想

当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接替张伯伦担任英国首相，带领英国人民对抗德国纳粹的侵略时，他就已经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大英帝国在现代世界中所主导的国际秩序已成明日黄花。迈入迟暮之年的大英帝国已经无法在世界范围内维系沉重的肉身，因此，丘吉尔必须准备好在战争结束之后接受这个肉身的死亡和分解。但是，丘吉尔不单单是一个国内秩序的立法者，更是一个国际秩序的立法者。当帝国的肉身濒临死亡、无法挽救时，他心心念念的是大英帝国在过去几百年里所累积的帝国治理经验，该如何无缝对接地延续到下一个帝国秩序的主导者手中。

所以，除了对抗纳粹，丘吉尔政治生涯中思考的另一个主题就是传承大英帝国的国际秩序治理经验。因此，在战争还在进行时，他便与美国总统罗斯福不断地会晤，期望能够和罗斯福一道促成战后新国际秩序基本原则。这个努力的结果，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西洋宪章》。

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大西洋宪章》终结了世界范围内殖民体系的合法性。丘吉尔自己亲手埋葬了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乍一看，丘吉尔的这种做法很令人困惑。但仔细一思考，就能够体会到他的煞费苦心。因为在国际秩序中适时地激流勇退，并且实现国际秩序领导权的和平交接，进而避免与新的超级大国之间硬碰硬式的角力，一方面能够确保自身在新国际秩序的位置，另一方面又能够将自身的帝国治理经验，毫无保留地转嫁到新超级大国的治理体系之中。这样的智慧，只有在英国的政治经验中才能够蕴生出来。

但我必须提醒你，丘吉尔所终结的只是大英帝国的肉身。大英帝国的灵魂，依然被他以新的立法保留在国际秩序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秩序中，英国或多或少都是以新国际秩序的价值捍卫者的角色出现的。丘吉尔的帝国梦想从来都不是一种建立在帝国肉身之上的梦想，他的帝国梦是一个灵魂之梦。这也是他在和美国政治家们打交道时的想法，那就是新兴的超级大国彼时只拥有强壮的体魄，但却缺乏统治新秩序的大脑，英国人的任务就是教会他们。

那么，丘吉尔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实现这个灵魂意义上的帝国梦想呢？他采取了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通过在国际社会的公开演讲，来唤醒人们对于新秩序背后所蕴含的共同价值的认同，从而让英帝国在现代世界所确立的基本价值获得大多数人的赞同。第二种方法是通过与美国政治家和美国民众的紧密接触，试图去向美国人阐明什么样的方式才是对新国际秩序而言最为适当的方式。

历史表明，丘吉尔是成功的。他成功地将英帝国的灵魂植入了新国际秩序之中。

帝国的灵魂的再植入：丘吉尔对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塑造

在丘吉尔看来，罗斯福所塑造的新国际秩序，只是一个纯粹的肉身，缺乏高贵的灵魂，而这个灵魂就在英帝国的基本价值里。其实从丘吉尔的视角来看，他一直很担心美国人是否能够担当起新国际秩序的重任。虽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有一点杞人忧天，但从当时的角度来看，丘吉尔的担忧也不无道理。当艾森豪威尔缺乏经验地处理国际秩序事务时，丘吉尔的担心溢于言表。

那么一种以价值和灵魂为坚守的国际秩序能为美国的新国际秩序提供基础吗？答案是肯定的。

其实，在后来的冷战秩序中，美国人忠实地贯彻了丘吉尔的价值观。这不是因为现实的政治情势的需要，而是因为丘吉尔个人的魅力。你可能会问，丘吉尔的魅力这么大吗？没错，丘吉尔在战后国际秩序的擘划中超脱了个人和英帝国的利益，而纯粹追求新帝国秩序中的价值原则。

因此，我们应该对冷战秩序给予更多的积极评价。一方面，丘吉尔的冷战秩序避免了新的全球战争。另一方面，丘吉尔捍卫了现代国际秩序的基本价值。

英美帝国到生成：作为国际秩序立法者的丘吉尔的贡献

讲到这里，我想你应该明白，新国际秩序的最终形态就是英美帝国体制。这种类型的帝国体制在政治上尊重各个国家的人民主权，因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的选择上，无论是罗斯福还是丘吉尔，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以当时当地的人民的自我选择为基准。

其次，这个新的国际秩序特别注重价值观与价值导向。在联合国这样的体制内，保持最基本的原则和底线是最重要的。

以往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作为帝国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全方位的成功与胜利。但是在联合国体制中，根本的问题不在于胜利，而在于你的选择和政策是否能够满足人们对于一个美好国际秩序的需求。

从这一点的角度来看，丘吉尔的贡献是伟大的。因为他通过自身的努力，第一次在国际秩序的层面实现了英美的帝国领导权的和平转移。当然，你可能说，这两者具有一致的价值观和利益。但即便抛开上述两点，我依然相信，丘吉尔的根本目的是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福祉。这就是作为国际秩序立法者丘吉尔的根本贡献。

可以说，到了丘吉尔，关于二战后新型国际秩序的思考已经完成。丘吉尔之后，国际秩序已经进入了密涅瓦的猫头鹰的状态。这个秩序，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完结。然而，在这个已经完结了的秩序中，还有另外的秩序演化的可能。这种可能就是区域性的秩序。在联合国体制下，无论是欧洲、美洲还是非洲，都形成了区域性的秩序。可以说，这几个区域的国际秩序，基本上都遵循了联合国体制的逻辑，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体制。这个体制的基本表征就是欧洲、美洲和非洲人权公约的形成。

然而，有一个区域性秩序一直存在着问题，那就是东亚秩序。虽然东亚秩序一直有着不稳定的因素，但是在二战之后，依然有国际秩序的大立法者为稳定东亚秩序作出了努力，并且从根本上奠定了东亚和平的根基。

这个人，就是美国人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从下一讲开始，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麦克阿瑟对于战后东亚秩序的思考，以及对这个区域性和平秩序生成的伟大贡献。

感谢收听，我们下一讲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