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秩序第十四讲 丘吉尔与现代国际秩序1：对罗斯福的偏离

丘吉尔基于自身的战争经历与英国治理经验，对罗斯福构想的国际秩序进行了补充与调整。

内容讲义 

课程讲稿

你好，我是许小亮，欢迎来到《通往文明之路100讲》国际秩序篇。

在前面几讲，我们一起聊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对于现代国际秩序的构想与实践。事实上，罗斯福已经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终结”了国际秩序的立法进程。这里面我们所讲的“终结”，并不是说在罗斯福之后，有关国际秩序的立法不会有发展，而是说罗斯福所创建的“联合国体制”构成了后来所有国际秩序立法者的基本框架。直到今天，这个基本框架依然构成我们思考国际秩序的基础。

那么，在联合国体制下，人们对于国际秩序的构想又有哪些新的发展呢？罗斯福之后，有一个政治家是我们必须要谈的，那就是温斯顿·丘吉尔。

提起温斯顿·丘吉尔我想大家都不会陌生。在我们的固有印象中，他是一个职业政客、富有煽动力地演说家、冷战秩序的鼓吹者。那么，在这些标签下面，温斯顿·丘吉尔对于国际秩序有什么新的思考呢？

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为什么是英国人丘吉尔，而不是罗斯福的继任者杜鲁门，在联合国体制下提出了一种现实主义的国际秩序运行方案呢？我想，这一方面源于丘吉尔在对抗希特勒时所经历的“至暗时刻”，让他对国际秩序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另一方面，大英帝国在国际秩序中长达三百多年时间内的支配地位，也赋予他无可比拟的政治经验。

从这一讲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丘吉尔是如何改造罗斯福的联合国体制，成功地将冷战秩序和冷战思维贯彻到新国际秩序之中的。

执拗的丘吉尔

丘吉尔的人生历程丰富多彩，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作为英国内阁的海军大臣，在对抗德国的过程中屡遭失败，最后不得已辞去阁员职位，亲赴法国前线参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丘吉尔作为英国的首相，领导英国人民英勇对抗德国纳粹的军事进攻，发出了“我们将在任何地方战斗”，以及“拯救旧世界，让其重获自由”的豪言壮语。

凭借其两次世界大战前线指挥经验，作为曾做过重大战略决策的政治领袖，丘吉尔对于国家秩序的认识不会输给任何一个同时代的政治家。只不过，丘吉尔生不逢时，彼时的英国已经无力承担起领导世界的责任。但是，这并不妨碍丘吉尔对于国际秩序进行富有创造力的立法。

相比于罗斯福在处理国际秩序问题时的冷静与睿智，丘吉尔对于国际秩序的理解具有更强的热情和感召力，他参与设计的联合国体制也有更强的生命力量。这种生命力量来源于丘吉尔本人对于全球范围内专制和独裁力量更深刻的恐惧，以及对这种力量可能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灾难的清醒认知。

可以说，恐惧和理智主导了丘吉尔对于国际秩序的思考。恐惧意味着在丘吉尔的认知中，战争的胜利根本不可能消灭全球范围内专制和独裁的力量。而理智意味着，英美不可能再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去进行一场新的战争，进而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自由和民主。

所以，如何与专制独裁力量共存，就是丘吉尔思考国际秩序的逻辑起点。你可能会说，在1945年的时候，反法西斯战争不是已经胜利了吗？哪来的全球范围内的专制和独裁力量呢？事实上，丘吉尔在这个时候已经为自己寻找到了新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苏联”。

他执拗地相信，自由与暴政的对抗不可能消失，如果在国内秩序的层面找不到，那么就在国际秩序中去寻找。在丘吉尔看来，罗斯福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意识到苏联在欧洲版图内的势力扩张已经威胁到了英美所主导的战后新秩序。

因此，作为盟友，他有义务提醒美国人意识到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他必须向当时的世界证明，苏联才是他们最大的威胁。但是，他又必须劝说人们放弃战争武器，与苏联实现和平共处。只不过这个和平共处不是友善、交流、包容，而是仇视、隔绝和排除。

这个和平秩序不是美国式的理想主义，而是英国式的现实主义。在这个逻辑中，和平之所以是国际秩序的选项，是因为只有和平才能确保秩序的稳定和存续，而不是因为和平能够让秩序有更好的发展与完善。

丘吉尔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丘吉尔对至暗时刻的认知与体会

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丘吉尔，事实上有过两次“至暗时刻”：一次是一战时的亲自参战，一次是二战时带领英国人民抵抗纳粹侵略。

一战让他感受到，新技术条件下的战争可能会带来整体毁灭的危机感。一方面，丘吉尔认为，族群意识的增强使得集体暴力成为常态，战争会带来更大规模的杀戮，并且持续的时间也会更长，人们将在战争面前快速、整体地丧失人性。另一方面，他也体会到，文明程度高低和能否在国际秩序中胜出，这二者并没有强相关的联系。在新的技术条件下，一旦文明较落后的一方掌握了更先进的技术，那么该文明群体就会被彻底奴役，毫无翻身余地。

而二战则让丘吉尔体验到了“观念的力量”。德国纳粹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征服欧洲，依靠的不单单是军事和经济实力，它实际上还借了意识形态宣传的东风。这种强大的意识形态攻势，让丘吉尔有了更深的恐惧，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他带来的危机感和恐惧感要远远超出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战后的新秩序中，苏联在技术领域内的领先地位以及短时间内对整个东欧的控制，让丘吉尔的两次“至暗时刻”的体验融汇到了一起。所以在他看来，如果新国际秩序的目的是为了捍卫全球范围内的自由和民主，那么就必须重新认识联合国体制下的和平秩序。

这个和平秩序虽然不会再有现实的战争，但对于苏联的对抗和敌视也可以在没有现实战争的状况下进行。换句话说，除了战争，应当在新国际秩序中调用一切的力量去对抗苏联。这就是丘吉尔为新国际秩序设定的根本目标，这个目标在根本上导致了反法西斯同盟的破裂。但必须指出的是，这并不会导致联合国体制的破裂。我在和大家聊罗斯福的时候说到过，只要没有再次发生全球性的战争，这个体制就不可能破裂。而且，从联合国体制的规范属性与现实运作上来说，也不可能发生全球性的战争。所以，丘吉尔事实上是通过重设新国际秩序目标的方式，让联合国体制形成了两极对抗的格局。

和平源于对抗而非合作，这是丘吉尔给战后新秩序所进行的根本立法。

内政与外交的分离：丘吉尔对威尔逊主义的矫正

从威尔逊到罗斯福，美国人对国际秩序的思考始终都是建立在他们的内政经验之上的。美国人的国际秩序思维是“内政—外交”一体化的思维方式。但是丘吉尔的思维方式却恰恰与美国人相反，他力图分离内政与外交将它们的割裂。内政的目的是为了国民的自由与福祉，而外交的目的则是与自己的敌人，更确切来说，是丘吉尔眼中的敌人划定界限。这个界限是确保各自内政得以顺利运转的分界线。丘吉尔自己形象地把它称为“铁幕”。

新国际秩序的缔造者同时存在于“铁幕”的两边，而且两者有着一个根本的共识，那就是不会通过战争去破坏和平秩序。但是“铁幕”又把原本是同盟的两个超级大国，强行分割成了相互对抗的国际势力。一条分界线，就划定了新国际秩序的基本运行规则，丘吉尔不愧是一个国际秩序的大立法者。

这个“铁幕”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冷战秩序宣言。那么，“铁幕”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它只是意味着美苏的两极对抗吗？还是说“铁幕”依然是英国传统国际政治智慧的体现呢？

这就是在下一讲我们要聊的，“铁幕”所呈现出来的国际均势理念。

感谢收听，我们下一讲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