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秩序第十六讲 丘吉尔与现代国际秩序3：冷战秩序的塑造

丘吉尔很突出意识形态对抗在冷战中的地位，并希冀英帝国的传统价值理念能在新一轮国际秩序更迭中得到延续。

内容讲义 

课程讲稿

你好，我是许小亮，欢迎来到《通往文明之路100讲》国际秩序篇。

在前一讲，我们聊到，丘吉尔的国际均势理念与传统英国的欧洲均势理念有着本质的不同。他所提出的“铁幕”概念开启了冷战秩序，但这个概念却并不代表冷战秩序本身。那么，在丘吉尔确立的框架下，冷战秩序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丘吉尔为这个冷战秩序进行了一种什么样的基本立法呢？

丘吉尔对于冷战秩序的立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战争观念化、国际对抗两极化和海洋秩序对国际秩序的主导。

战争观念化使得“冷战”获得了双重含义：那就是和平与战争。在现实层面，强调的是“冷”，就是让战争在人们的选择中遭遇“冷”处理和“冷”对待。在观念层面，强调的“战”，从而使得意识形态的对抗成为新国际秩序的主流。

其次，通过将国际秩序进行“两极化”的构造，形成了一种对抗性体制。这个对抗性体制不是“战争”意义上的对抗，而是“冷战”意义上的对抗。说白了，丘吉尔这么做之后所有的国际对抗都成了价值对抗。这就让国际秩序从现实战争对抗的秩序走向了意识形态对抗的秩序。

通过冷战秩序，英帝国保存了它在现代国际秩序确立之初，构建的帝国灵魂，并将这一灵魂成功地转移到了美帝国，进而实现了海洋秩序对于国际秩序立法的主导。

在这一讲，我们就围绕着这三个方面，来聊一聊丘吉尔视野中的冷战秩序。

现实中的和平与观念中的战争：丘吉尔所构想的冷战体制

无论是威尔逊，还是罗斯福，他们都希望和平秩序建立在公开、包容和理性之上。前面我们聊过威尔逊的国际联盟，罗斯福的联合国，它们在所有的原则确立和规则设计上，都呈现出一种彻底的和平秩序。从《国际联盟盟约》和《联合国宪章》这两个国际宪章性的文件中，你会发现国际秩序好像是实现了永久和平。但现实却并非如此。威尔逊的承诺在一战之后的各种国际政治实践中成了一个美丽的谎言。那么，罗斯福的承诺呢？很显然，这个承诺根本无法覆盖到全球国际秩序。因为，在战后的国际秩序中，苏联和美国就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国际秩序形态，全球的国际秩序并没有得到统一。

到了丘吉尔的时代，在他看来，苏联的国际秩序形态，从根本上威胁到了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所形成的国际秩序的基本价值和基本理念，尤其是英帝国所代表的的秩序。可是，在新一轮的国际秩序更迭中，英帝国却再也没有能力去捍卫它原先的秩序了。英帝国能力的缺失不仅体现在现实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上，更体现在它对旧秩序的价值认知和主张已经回应不了国际格局的新变化、新需求。但是，从罗斯福的构想中，丘吉尔看不到美国可以成为捍卫者角色的任何可能。因此，丘吉尔必须构造一个新秩序，在这个新秩序中，美国能够承担起这个责任。

这就是铁幕演说的基本背景。了解了这个基本背景，我们就能够对丘吉尔视野中的冷战秩序有着清晰的认识。在丘吉尔的冷战秩序中，他要捍卫的不是英国的国家利益，而是英帝国所代表的国际秩序的基本价值和基本结构。更重要的是，他需要延续英帝国的国际秩序立法者角色。我们一直强调，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英国一直是作为现实战争中的战胜国来主导国际秩序的。但是在凡尔赛体系和联合国体制中，英国不仅丧失掉了主导国家的地位，更是丧失了制定战胜国规则的领导权。那么，在新的国际秩序中，英国如何去获得主导权呢？那就是在观念和意识形态层面确立一种新的“战胜国”规则。通过这个规则将英国确立为“价值”的引领者，从而使得国际秩序的价值追求在英国所确立的基本价值序列中演化。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冷战”意味着价值的战争，或者说，冷战就意味着意识形态的战争、观念的战争。

冷战仍然是战争，只不过这个战争换了一个场域。这个场域就是意识形态。

美苏对抗的本质：冷战秩序的意识形态属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尽管美国人和欧洲人都认识到了反法西斯同盟的脆弱性，并对这个同盟的解散有着相当的预期。但是，几乎没有人会预见到，在短短的几年后，美国和欧洲形成一个极为紧密的安全同盟，并与苏联形成了两极对抗的格局。但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大陆，都不愿意与苏联进行全面的对抗。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与苏联进行对抗，不仅不符合罗斯福所确立的新国际秩序的基本理念，还与美国的国家利益有悖。至少在柏林危机爆发之前，美国人都不支持欧洲大陆形成一种安全性的联盟体制。

从欧洲的角度来说，如果美苏开始对抗，那么欧洲大陆必定是主战场。欧洲将因为两者的对抗而陷入长期的分裂状态，从而就会整体上削弱欧洲的力量。

但是，从英国的角度来看，就全然不是如此了。

首先，从全球自由贸易格局的推进来看，这个格局要能够顺利进行，必须以自由民主国家的联盟作为根基。可是，无论从现实利益还是基本认知上来看，这种联盟的形成都极为困难。在这个时候，从意识形态上塑造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极有必要。丘吉尔就通过他的一系列演说达成了这个目标。

其次，尽管均势的理念在全球范围内散布，但是通过确立一个共同的意识形态敌人，有助于强化西方各个国家在内部的团结，从而增进彼此之间的相互认同。

所以，英国人必须促成这个两极对抗体制的形成。

美国人意识到一个多元体制对于他们的国家利益是重要的，而英国人意识到一个两极对抗的体制对他们的国家利益是重要的。

从逻辑上来看，似乎美国人应该主导战后秩序，形成一个多元主义的国际秩序。可事实上，最终这个秩序还是在英国人丘吉尔的主导下，形成了两极对抗的秩序。

丘吉尔原以为，通过美苏两种价值的对抗，自由民主秩序就能够在国际夹缝中存续，从而实现两种秩序相互并行。但作为立法者的丘吉尔或许把这个问题想的太简单了。

在被誉为“冷战之父“的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看来，丘吉尔所主导的这个冷战秩序极具危险性。因为美苏对抗的本质就是意识形态的对抗，也就是价值的对抗。凯南认为，美国人会把自己的这种意识形态或价值选择强加给它势力范围内的其他国家，这在本质上和苏联是一样的。这样一来就会让全球范围内的秩序形态，最终演变为两种意识形态的激烈对抗。这和罗斯福所构想的多元、包容的联合国体制在根本上是冲突的。

丘吉尔自始至终都强调，国际秩序需要一种坚硬的价值观内核，而这个价值观内核也需要一整套的国际机制和体制安排去捍卫。但是，丘吉尔并不认为，只通过英国和欧洲的联盟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他非常明白，必须把美国拉下水，只有把美国拉下水，他所追求的价值才能够获得保障。这是丘吉尔作为英帝国最后一位领袖的执念，这个执念塑造了冷战时美苏对抗的真实境遇：没有了意识形态的对立，美苏间就根本不存在对立。

为英国赢得政治空间：丘吉尔的智慧

现代国际秩序，从诞生之日起，就处处体现着英帝国元素。毫不夸张地说，直至今天，英帝国对于现代国际秩序的主导在时间上都是最长的。

很多人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凡尔赛体系的确立，就意味着英帝国已经开始从这个秩序中撤离，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帝国对于国际秩序的影响力已经彻底消失。

但是这样的看法却忽略了丘吉尔的贡献。

如何凭借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将英帝国的传统价值理念融入进战后的新国际秩序，这个问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所有英国政治领袖都应思考的。因为，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英国才能在新国际秩序中有更多的政治空间。

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丘吉尔给出了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一方面让英国人不用付出太多的精力就可以捍卫自己的价值，另一方面也确保了它的这种价值可以通过美帝国的实力在世界范围内散布。

那么，丘吉尔究竟想通过这个冷战秩序为英国赢得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空间呢？在这个政治空间中英国又如何隐而不显地延续自己的帝国梦想呢？

这就是在下一讲我们要聊的，大英帝国在现代国际秩序中的最后回响。

感谢收听，我们下一讲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