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丨08科举制是自由竞争吗？

你好，我是解扬，今天继续来讲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在上一讲里，我们谈了普通人家能够通过国家的人才选拔，进入国家的权力系统。我们提到了钱穆先生特别关注的一个概念，就是流品。他认为通过流品的区分，能够把爱读书、能读书，能通过考试进入到国家权力系统里边的这些普通人，建立起一个比较纵向的、立体的体系。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一种选拔方式，也就是我们熟悉的这个科举考试、科举制度，中国古代实现了人才的选拔。正因为这种考试，人才选拔的机制逐渐地放宽，钱穆先生发现，国家的权力是向普通人打开了大门，实行了开放政策。所以我们今天谈的就是在这种开放政策的制度之下，科举是如何选拔人才的。

钱穆先生对这个选拔人才的制度——科举，非常欣赏。称赞这项制度简直就类似于我们的自由竞争，言下之意就是之前的人才选拔、挑选的方式，当然就是不那么自由的竞争了。

为什么说它不自由？因为之前的汉唐门阀，是基于出身来挑选人才，决定什么人该进入国家的权力体系、权力机构来掌权的，是基于出身的，基于门第的。

但是对于普通的考生、普通人来说，一旦有了这种科举考试，就让我们普通人有了机会，可以朝为田中郎，暮登天子堂。所以在这种选拔的过程中，竞争的元素就比较突出了。

那么这是制度的变化，当然也是基于社会性质的变化而发生的。一个制度不是骤然而出现的，它的出现、形成、发展，肯定是有它的制度基础、社会元素、社会背景，由社会的改变而发生了制度的变化。这个也就是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一直强调的“制度是不能随心所欲地变”，所透露出来的一个道理。

刚才我们初步地勾勒了一下科举制度的好处，那我们来看一看钱穆先生为什么说，制度不是随心所欲就能够生成的？科举考试的制度又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环境下，经过了怎样的历史变迁，而出现的？

科举考试其实早在南北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当时有这么一种社会的需求，就是一群人有了经济实力，在社会上也有了一定的影响，有了自己的积累。那么这些人说，我也要一些官方的社会承认，也希望手中的权力更大一些。这样一来，就向国家提出了新的、更加迫切的、往前一步的诉求，所以国家也慢慢地在人才选拔的机制上做出了一些调整。

科举制在南北朝萌发了以后，在隋朝经过了一段的实践，到了唐宋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的成熟了。科举在唐代已经成为了做官的必要条件，要想做官，你就必须得经过科举考试。

我们来看一看科举考试推出以后的成果。在唐代的宰相群体中，有进士出身的人达到了80% 以上。宋代更多，科举取士大概有 10 万多人，这个数目字是唐代的 5 倍还多。但是与此同时，一些高门大户的子弟，要凭借自己的真才实学去考试，考不中就做不了官。而对于偏远地区的考生，却能在政策上给予一定的倾斜，给他们一些照顾。在明代也有这样的例子，就是南北卷。

所以，从科举考试制度推行的大概线索，以及从我们刚才谈到的唐宋两朝的数字上来看，一旦选拔人才的规矩打破了门第的限制，政府推出了一个面向普通人的人才选拔制度以后，确实政府权力的大门是向普通人打开了。但是我们想知道的就是，是不是在打开一扇门的同时，又给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的人，设计了一道新的大门？

首先，政府打开大门，并不是说为普通人进入官场另起了一个炉灶，而是为他们铺就了一条晋升的道路。那么这个道路取代了原来在门阀士族社会，以门第的出身为主的这么一个人才选拔的方式。但是请大家注意的是，这条路是谁铺的？还是政府铺的，还是国家铺的，所以官方的身份一直是如影随形的。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政府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大概有这么几个环节，是少不了官方的身影的。首先一个，是政府的担保，要担保这个人是守孝道的，也就是他的孝行是能够被认可的。那么宋代的科举对考生在孝行方面的保结，就是担保，比唐代的要求更高。在明清的时候，这个要求被延续、继承了下来。

那么第二个由政府出具的担保，叫家状。家状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完成了一些家里边的基本的事情。什么基本的事情？还是跟刚才说的孝行有关。唐代的家状比较简单，也就是你得说明父母是否在世，如果去世了是否葬事礼毕，也就是是否给去世的父母妥善地安葬了。

宋代的家状要稍微复杂一些，相关的信息还要写在你的考试的试卷上，还要填报三代的信息。元代和明清都是一样，要把三代的信息，包括籍贯、年纪等等，都要写在试卷的开头。

写上了家族里三代的信息，虽然从组织考试的政府机构，以及参与挑选人才的部分官员的立场上看，他们能够知道是哪些人来参加考试的。但是从结果上来看，从中举的士子的身份构成上看，确实没有太多因为家世而被排除在科举以外的普通人。也就是说，科举考试确实是为处于社会底层的寒门士子提供的一些机会。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知道，人在处理这些制度以外的细节中的一些事物的时候，难免掺杂了一些个人的身份立场。所以我们很难说，地方官在处理这些考生的个人信息的时候，看到了人家祖上三代的信息，难保有一些或偏或倚的立场来选择。但是无论如何，在制度上是有保障的，这是科举考试对考生身份的一个约束。

第二个就是你在考中了以后，考生跟选中了自己的考官，就成为了著名的门生和座主的关系。这部分内容在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没有涉及，但是我们为了了解钱先生的观点，进而作出判断，还是要做一些补充。这个补充的例子，我适当地选择了一些我比较熟悉的明代来谈一谈。

在明代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很多，考生多，但是文人少，所以很多著名的人虽然有才名，最终却没有能够脱颖而出。这也说明科举考试一方面对人的身份，至少从道德选择上有严格的要求。但是中间的偶然性还是蛮大的，考中的士子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

那么一旦考中以后，考生跟考官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门生和座主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说从唐代以来就有了，只不过在有些特殊的时期，可能基于这种门生-座主的关系，会形成对政治上的负面影响。

如果说仅仅是从制度设计上来看，或者是从唐以后的政治氛围、官场的习惯上来看，构建门生跟座主的关系其实并无妨。但是到了晚明的时候，顾炎武就发现了，门生跟座主的关系，竟然引发了在朝廷上立场的结合，也就是结成了朋党。他的这个判断非常的尖锐，他说明代的门生跟座主结成朋党之祸，跟唐朝相比是有增无减的。

举一个例子，成化朝的内阁首辅四川人万安，就曾经让自己的门生作为考官。结果万安的子子孙孙、外甥等等的这些后辈，好多人都中了举，登第了，这个就是明显的门生-座主的关系所形成的负面影响。以至于当时彼此往来的书牍、互相联系的书信、请托等等这样的一些文字上的往来，都遍布官场。甚至门生之间互相攻击、把持朝政，门生跟座主之间互相声援。

这样一来，我们再回到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所说的开门政策的问题。钱先生所说的门，是不是门里门外的区别越来越明显了？在门里的门生跟座主也好，考生所结成的利益集团、政治集团的关系也好，是否在实质上跟汉唐之际基于门阀出身所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又有了一致性？

举个例子，有一个文献叫《登科记》或者叫《科目记》。这种文献在宋代以后逐渐的就越来越完备了。它是干嘛的？就是把中举以后的，考中了科举考试以后的这些考生的信息，逐步造册登记，由政府掌握。从我们现代的眼光来看，很难说它是一个客观的，仅仅是记录而已。

应该说，通过科举考试，国家向普通人打开了选拔人才的大门以后，在这个大门里边所形成的形形色色的新的门，不是科举考试这个制度本身造成的，而是在这个制度之外人情的因素所形成的。而且这种新的门又通过政府的登记又给固定了下来。

这个就是钱穆先生所说的政府的这种开门政策，推行了科举考试之后的一些细节。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历史上的文献，或者是一些具体的人和事来反思一下，钱穆先生所说的这个开门政策之后，门有几扇？大门之外，大门之内，是否有新的门？这些具体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兴趣、阅读来形成自己的观察和思考。

这一讲我们就到这儿，下一讲我们来看看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这些人，在当时的官僚队伍中又是怎么样的身份。文官怎么样？武官怎么样？我们下一讲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