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丨04大学士是宰相吗？

你好，我是解扬。今天继续来讲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在上一讲里，我们谈了皇帝的权力。按照钱穆先生的理解，中国古代政治权力的架构是两套平行的系统，一套是皇权，一套是宰相，也就是代表读书人的权力。根据中国古代政治结构的演变，我把钱穆先生的这个分析凝练为了一个小问题：大学士是宰相吗？

首先，宰相在明代被废除了。我留意到一些影视作品里还会提到明代有宰相，但是明代确实从官职上，从职位的设计上，是没有宰相的。所以，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官职名称的事情，还是一个政治结构变化的问题。

大学士出现得很早，在唐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但是对大学士跟宰相关系的疑问，并不会出现在唐代。因为在唐中宗的时候，大学士的职权就是协助皇帝批阅奏章、起草诏书，这很清楚。疑问是出在明代，尤其是明朝的那个著名的张居正。隆庆元年，他是在吏部担任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后来入阁当了次辅，做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隆庆六年又代了高拱为内阁首辅，为中极殿大学士，一直到万历最初的十年，影响朝政。

但是实际上，这么多大学士的头衔，在明代实际的品级位阶并不高。之所以有这么一个“大学士是否是宰相？”的问题，就是因为按照钱穆先生的理解，皇权跟宰相代表的政府的权力是平行的两套系统，一旦宰相没有了，皇权自然就成了最高的管辖一切的权力。因此，钱穆先生认为明代是可以称之为专制皇权的。

我们暂且不从社会形态或者国家发展阶段的角度去细致地分析，而是先看钱穆先生判断的基础，也就是明代废除了宰相意味着什么？

从宰相到明代大学士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变化，在唐宋的时期是三省分职的，有尚书、中书、门下。到了宋代，宰相就只有一个中书省。到了明初的时候，中书省还是宰相，直到朱元璋废除了宰相，留下了中书舍人。但是中书舍人的官阶在明代非常小，只是一个七品的书记小官。

按照职权的设立和架构，明代尚书省的职权被分到了六部，形成了吏、户、礼、兵、刑、工这六部。六部各有尚书，但是按照钱穆先生的理解，这六部之上没有一个尚书省，没有宰相，那么这个六部就是“秃头”的。所以他就说，明代的六部是“秃头尚书”，官职二品。那么明代的事权，钱穆先生认为也就归明代的皇帝所有了。

请注意，这里又回到了钱穆的一个基本判断，也就是皇帝跟政府是两套互不统摄的权力系统，所以六部尚书上面没有权力的来源，因此，钱穆先生认为这是一个“秃头”的。他也注意到了，明代处理的事情也不完全是由皇帝说了算。他举了廷推、廷议、廷鞫的例子来说明，不是所有的事，皇帝都是说一不二的。

但是，明代的内阁大学士充其量也就是一个秘书，他们的权力到底有多大？钱穆说，明代的内阁大学士，就官制论，绝对不能和汉、唐、宋时代的来对比，也就是明代的大学士跟汉、唐、宋时代的宰相不是一回事。对这一点我完全同意，但是对下面的一点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的第111 页，钱穆介绍了明代大学士票拟的情况。票拟是什么意思？就是大臣写上来的奏章，先由大学士看，然后拿一个小签条写出他们的意见，贴在这个奏书上，然后送给皇帝，这就叫票拟。然后皇帝看了以后把这个条子撕下来，用红笔批一下，这就叫批红。 批完了之后，下发，那么这就成了谕旨。

在唐代，一切的政令都是由宰相拟定的，由皇帝来画敕。到了宋代，是宰相向皇帝上文字，得到皇帝的同意或者是批改之后，再正式地拟旨。经过这个过程的对比，钱穆先生认为，到了明代，一切的诏令都是皇帝钦旨的，大学士只能替皇帝私人帮忙。所以，他得出了皇帝是统揽所有权力的这么一个结论。

但是我们说过，钱穆先生一直坚持认为，皇帝的权力跟宰相的权力是平行的两套系统，这不仅有一些矛盾，而且中间也出现了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废除宰相，是否意味着跟皇帝平行的那个官僚体系消失了？我们再把这个问题分解一下：

（1）两套系统各自的权力的源头以及合法性，是否会自然而然地合并？没有了宰相之后，是否意味着行政执行权的合法性自然而然地归属到了皇帝的手中？按照钱穆先生的看法，似乎这种合并是顺理成章的、自然而然的，不经波澜的。

（2）在权力的执行上，如果原来是两套权力系统，大学士是否会自然而然地听命于皇帝？也就是说，在权力的归属上，如果是自然而然地合并了，那么在权力的执行上，执行人是否也会自然而然地服从这种合并？

如果是，那就是钱穆先生所称道的“士”的传统，也就是“道统”在明代消失了，自然而然地合并在了“治统”里边。这样一来，钱穆先生对传统中国的核心判断，即历史上国家的权力不在皇帝手中，而是在个人，也就是在士的手中，这么一个大的理论前提就出现了问题。

通过以上分解出来的两个小问题，我认为钱穆先生对中国古代两套权力并行系统的判断，是存在一定矛盾的，而且这个矛盾是一套理论体系内部的矛盾。要想解释清楚这一点，需要找一个切入点。接下来，我们从钱穆先生提到，但是并没有深谈的经筵，来作为切入点看一看。

经筵由讲官来完成，经筵讲官一般是有声望的、高阶的文臣。他们熟读经史，有自己专长的一经，所以一般会用通俗的语言，甚至是注音来准备好经筵的讲章，然后送给内阁看。看完了以后，大家都批准了、认可了，那么就在经筵的场合上，逐字逐句地念给皇帝听。

钱穆先生提到了宋代和明代的经筵，但是提得很笼统，说宋代的经筵讲官和皇帝的关系“是既尊且亲了”，说明代的经筵讲官的地位“就尊严了”。这是他在第 110 页的一个很笼统、直白的表述。

那么我们只好回到历史的细节，从经筵的细节上来看。首先经筵的讲官，他要讲哪部书，他的稿子，不是自己说了算，而是要内阁来审定的。也就是说，在经筵日讲上，皇帝看起来是听讲官来讲读经史，但是他能听到什么是经过高度选择的，选择的人就是内阁的那些阁老们。

第二点我想说的就是，皇帝想听什么，不想听什么，也就是他在一部书里边，他能听到的具体的内容，也不是由皇帝自己定的，也要听阁臣和讲官的。举个例子，万历皇帝当时是不想听《贞观政要》，因为他不太喜欢这本书。所以他在一次经筵之后，让太监拦着那个讲官，三次传话，跟大臣进行了几番口头的斗争，说不要来讲《贞观政要》了。虽然最后的结果是皇帝胜利了，但是过程之艰难绝对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皇帝是一言九鼎、言出必行、掷地有声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到底该怎么理解大学士跟宰相的权力关系？又该如何理解大学士跟宰相所形成的这种架构，是跟皇权平行的体系呢？

首先要看源头，其次要看权力的执行，也就是这个权力是怎么来的，宰相和大学士的权力是谁给的，然后他们又是怎么做的。在具体的“怎么做”上又有特殊性，也就是谁来做这个事，你做、我做、他做，可能又是不一样的。

这样一来，我的观察是，虽然明代没有宰相这个称呼了，但是在职权上，内阁大学士跟宰相却有高度的相似性，尽管他们的身份不同。所以，看明代人的书我们会发现，他们在正式的场合里边，会非常工整、严肃地称职衔和位阶，但是在私人的笔记里面，他们彼此私下里的称呼，有“相臣”这么一个说法。相就是宰相，臣就是大臣，所以在他们的意识里边，是把大学士称为“相臣”的。

宰相和大学士处理的都是权力执行的环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把钱穆先生的两套并列的权力系统，看成是一个权力在生成和执行的环节，前后相继的不同的系统。也就是把这个平行的系统看成一个前后继承的系统，这样一来，我觉得理解起来似乎就更加清楚了一些。在权力进入执行的环节之前，当然都只有一个皇帝，这个是代天理民的，是有他的统治国家的合法性的。因为明代是一个政府机构非常发达的王朝国家，所以官员在政府执行环节中的行政能力、政治空间都非常大。

钱穆先生是先有一个预设，认为皇帝不该干预宰相的事情，所以才生发出来了两套权力体系的看法，但是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皇帝不该干预宰相的事。所以我认为，应该从前后两个继承的权力体系中来理解皇帝跟宰相，或者皇帝跟大学士的权力结构的关系。也就是事权的合法性一直是在皇帝手中没有下放的，下放的只是事权，也就是执行权。

那么，不管是权力在皇帝手上，还是执行权在大学士、文臣、士大夫的手中，我们很少看到哪个大学士去造皇帝的反的，所以我认为，“秃头尚书”并不“秃头”。如果从加强中央集权的角度看，洪武皇帝朱元璋的做法，确实是减少了权力在执行阶段可能出现的影响决策的一些因素，加强了中央集权。因此，至少从身份上不再存在一个能够影响皇权，或者是与皇权平行的大臣了。

所以说，明代是一个国家权力在执行上非常发达的王朝国家，但是跟之前的宋代、唐代相比，我觉得它的权力架构，仍然是由皇帝代天理民生成了治理国家的权力。无论这个国家机构是否庞大，大臣都是从它的政治架构和政治体系中去执行权力的，因此，不是两套系统，而是一个平行的系统。

这一讲跟上一讲，我们分别谈了钱穆先生所理解的两套平行的权力。接下来的一讲，我们再来谈一谈权力到底是什么？钱穆是怎么理解这个权的？我们下一讲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