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丨11“皇权不下县”是真的吗？

你好，我是解扬。今天我们继续来谈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在前面的几讲里，我们大概用比较的眼光，对比的手法，纵向梳理了钱穆先生对汉、唐、明、清这几个重要时段的国家制度的设计和实践的情形。那么这一讲，我们来看看这些制度的设计和实践，在地方是怎么落地的。

我们看到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第95 页，钱先生说：一个国民如果没有土地，也不想去参加科举考试，他又正好没有犯法，这样一来，他是不是终身就可以不跟国家发生丝毫的关系了？

那么，是不是有一个比较自由的，甚至是脱离国家或者道德约束的这么一个百姓的存在？我想这可能是钱穆先生的一个比较理想化的观察。具体到中国历史上的老百姓，并不是跟国家就完全不发生关系的。我想略微地进行一下解释。

一个是政府管理的乡村，它要有一个机构上的安排，这个安排从秦汉以来就是到县的。似乎我们的中国古代王朝国家的制度设计和制度架构，在县以下就成了国家权力的真空。

但实际上，在县以下还有这么一群人，这群人既跟政府紧密地联系，又及时地处理老百姓中间的一些事务，他们可以是依托于政府的胥吏。他们的人数或多或少，多的可能达到一百二十多人，少的也有几十人，他们是常驻在地方政府的县衙里头的。

还有一方，就是依托于地方宗族的。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的第93 页，钱先生说：在汉代，中国就有了地方自治的组织，首领是三老，三老之下有啬夫、游徼。三老是管教化的，啬夫是收田租的，游徼是管理盗贼的，他们都代表了地方协助政府来管理老百姓。但是这个制度在隋唐没有了，变成了有名无实。

其实在宋明以后，地方的制度和管理更加复杂。有不同名号、不同身份的人，在协助着地方政府跟老百姓接触。这样的一些人，数量十分庞大，至少在明代初期，老人制度还能看得到，只不过它这种管理不是制度的硬性延长。虽然老人制度在明代嘉靖的时候，慢慢地就废驰了，出现了另一群管理地方的，从道德上施加引导的乡约，这么一个新的机构或者机制出现，但是地方宗族的领袖管理自己族人的这么一个机制，或者说这个客观性还是一定要承认的。

所以地方事务的处理，无论是经济上的纠纷，还是法律上的矛盾，或者是子嗣的延续，所引发出来的各种社会问题，还是需要有这么一个庞大的群体，在县以下跟老百姓紧密地接触，来处理一些日常的事务。那么这些处理乡里制度的这批人，到底是官还是民？实际上在中国古代，他们的身份不是官，也不是民，用比较专业的术语表达，就叫“在官人役”，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是一种役，是一种为政府出力的机制性的服务。所以说，他们一方面是代表官府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就是管理老百姓的。

这是一个关系到钱穆先生谈的中国历史上汉、唐、宋、明、清这五套政治制度如何落地，以及制度落地后面对谁的关键问题，也就是立场和对象的问题。那么这批人所面对的问题，跟我之前谈的这十讲的内容都有关联，也就是这些制度该怎么样落实到每个老百姓的身上。

催征钱粮、办理各项事务就不用说了，还有维持治安、协调矛盾、处理案件、推举地方上出色的人去应举等等，这样的一些角色都由这批人来完成。也就是说当一个老百姓家里边发生了一些紧急的事情，无论这个事情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那么他直接想到的第一时间面对的，就是这些“在官人役”，也就是在老百姓跟地方政府、县级政府之间，所处理这些事务的一些人。

对这一点，我想借用费孝通先生在谈乡约，也就是南宋以来，地方上以朱熹的乡约模式设计的治理方式的看法，来介绍一下这群人的形象。

在1948 年，在费孝通先生出版的《乡土重建》这本书里边，有这么一个描述：乡约是个苦差事，大多是由人民轮流担任的，没权也没势，只不过充当的是自上而下的那道轨道的终点。这些乡约接到了衙门里的公事，就得去请示，然后组织一批人来处理这个事。如果不能办，那么就退回去。如果没有处理好这个事情，政府的命令没有能够贯彻执行，那么乡约还会被送到衙门里边施加惩罚，打屁股甚至被关押起来。最近有很多基于地方文献的史学研究，已经证明了乡约的这种比较尴尬的境地。正因为这个尴尬，乡约可能就会在他顺手的时候，对老百姓比较强横，想从中间也捞一些私人的利益。

应该说，这批人无论是乡约的首长、保甲的约首，还是甲长等等，这批人虽然不能够被纳入到国家正式的行政体系之中，没有官阶，没有品级，但是基于他们自身的道德水准，和他们面对老百姓的态度，决定了地方是否安宁。

也正因为这批人在经验积累上有好、有不好，在处理地方基层政府的一些事务上，尤其是经济和法律的一些事务上，可能个体的差异就比较明显。那么落实到地方秩序的稳定、地方民生的安定上，可能就会有不同的面向。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虽然从制度理解上，是有一个整体性、有一个清晰的线索，但是落实到不同的地方，差异是非常大的。

在明清以来，能够反映这种地方差异情形的文献非常多，所以提供了不同的应对方法和处理方法。一方面，老百姓也会偷偷地去看当官的人是怎么处理老百姓的事儿的，也就是读一些官箴书。虽然当时老百姓的文化程度并不是特别高，普通的老百姓不是都能够读得懂，但是口耳相传之中，他们对地方政府的运作，对这批在衙门里办差事，但又不是官的这些人，他们要做什么、能干什么，非常的清楚，也就有了一些应对的办法。

富裕之家积累了一些资产的话，遇到事，可以送礼。如果老百姓确实没有这个经济实力，靠送礼来解决自己家里边的事的话，那么就只能用报应的观点，用阴间的审判，等等这样一些惩罚的措施，就是好事有好报，坏事有坏报的这么一种因果关系，去面对他们的困难。

如果我们把明清，尤其是宋以来，这种大体上地方运行的实际，纳入到钱穆先生所分析的制度框架，尤其是国家制度的架构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在一个国家体制内，国家的制度设计的面貌之内，一个是刚性的制度，它是确定了的，不可调整的，同时还有一个制度在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明确的行政线索。

但是到了地方，尤其是县以下，却变成了一个比较个性化的、个人化的、道德化的，甚至是不可衡量的以及非硬性的东西。也就是说，制度的刚性到了地方层面，当面对着老百姓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非制度性的、非刚性的一种在实践上的多样性。

我们可以用宋代以来一个比较流行的概念，叫“理一分殊”去理解，也可以用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人生百态，去理解这么一个中国古代的现实。也就是说，制度的事儿是这么说的，但实际上每个人面对的情形，每个人遇到困难以后，他去怎么解决困难，他遇到的人、环节，是非常具有差异性的。这种差异性的客观程度，我们可以尽可能地去想象和设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的皇权是不下县的。

基于这种有形的、刚性的制度落实到基层社会之后的一种柔性的实践，以及这种国家意识形态的贯彻，我们可以说，虽然中国古代的皇权架构，在地方实践上止于县，但是这种皇权的实践，或者说权力运行的实践，不仅仅是到县就终止了的。

所以我要说的就是，中国古代的皇权应该是下县的，只不过它表现的方式、表现的程度，或者说在不同的地方上有不同的应对，都是具有个性的。

由此，我比较认同这么一个判断，就是中国乡村治理有着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其中一个突出的特色就是超越官治或乡治。传统中国的乡村治理，能够紧密地结合正式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取长补短，两者相得益彰，形成了一个有浓厚乡土气息、特色鲜明的乡村治理的文化。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观察中国古代的这种王朝国家的架构，研究它的官僚制度，一定要跟乡村社会的自治组织，以及自治组织的构成和地方特色结合起来，才能够发挥作用。我想，有了这样的一个认同之后，我们对钱穆先生所勾勒的中国古代国家机构的设置，和制度运行中的一些跟老百姓息息相关的问题，才会有更清晰的了解。

以上我们通过十一讲的内容，大概梳理了一下钱穆先生所给我们呈现的汉、唐、宋、明、清这五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王朝国家的制度设计，它们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人才选拔的制度，我们可能从不同的面向上都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么在下一讲中，我想来谈一谈，这部书大家读完了以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判断，也就是说《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得与失是什么？我们下一讲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