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175：共同的敌人可以造就团结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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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歇根大学的研究者古林和他的同事们从一项对全国大学的调查中得出结论，在高等院校或是综合大学里，种族多样化引起的非正式的班内互动对所有的学生都是有益的。这样的互动和接触不仅能够促进智力的提高，而且也会培养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更大接受度，从而达到各社会单元的融合。

这一结果推动了美国最高法院在2003年的决议—种族多样化是高等教育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而且以此作为招生的一个标准。文化和种族多样化的接触，是形成友谊和合作的基础，也是改善种族态度的良药。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下这一点。

改善种族态度的两大因素

友谊

相对来讲，在早期无论是对于商店店员、士兵以及邻里关系的研究中，之所以得到理想的结果，是因为有大量的种族之间的接触，使得那种由于最初的不同种族的接触产生的焦虑得到缓解。

另一些研究显示，在黑人和白人混居的监狱，以及白人和黑人女孩一起参加的夏令营，均得到了同样好的结果。那些曾经在德国或者英国留过学的美国学生中，跟当地人接触越多，便对他们的印象也就越好。交换生所寄宿家庭的主人也会因此而发生变化，会更多地从外来文化的视角平等看待事物。

在一些实验中，与行为表现冷漠紧张相比，如果一个人在与其他种族的人接触时表现积极，则可以很好的降低自身种族的受关注度，別人对该种族的注意和评论也会较少。那些和其他群体的人建立了友谊的人，往往容易对这些群体产生积极的态度。这并不仅是由于对他人的了解，还有情感纽带形成了亲密的友谊，降低了焦虑并增强了同理心。

外群体之间的友好互动可以有效降低焦虑水平，这是一种生理反应，然而“群体突显”也有助于连接人们之间的界限。如果你总是把你的朋友看成单一的个体，你对他的情感纽带也不会推广到你朋友所在群体的和其他成员身上。因此，理想的方式是建立突破群体界限的充分信任的友谊。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我们的朋友能够代表其所在的群体，说明他们在很多方面是相同的。

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弱化了他们的外群体身份，那么就很容易增加其友好相待的可能；如果我们能将自己对新朋友的喜欢扩大到他人身上，那么他们的群体特性也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突显。因此，为了减少偏见和冲突，我们最好一开始就将群体差异最小化，进而承认这种差异，最终跨越这种差异。

一项针对近4000名欧洲人的调查显示，友谊关系是成功接触的关键。如果你有一个少数群体的朋友，那么你就更有可能对这一群体表示同情和支持，甚至会更为支持他们移民到你的国家。无论是西德人对土耳其人的态度，还是法国人对亚洲人和北非人的态度等等，都是如此。

许多支持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社会心理学家，也并不认为所有类型的接触都能够改善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他们认为，如果接触是竞争性的，或没有权威机构支持，或是不平等的，那么结果必然是恶化的。

在1954年以前，很多持偏见的白人经常和一些黑人接触，比如擦皮鞋匠和家庭仆人等。但这种不平等的接触只能让那些白人继续认为白人和黑人之间的不平等地位是合理的。因此，有效的接触必须是双方地位平等的接触才可以。

合作

尽管地位平等的接触是有益的，但有时还不够。谢里夫在他的夏令营实验中阻止了“老鹰”和“响尾蛇”之间的竞争，让这两个群体进行一些非竞争的活动，比如看电影、放焰火和吃饭等，但是这些行动却并没有带来效果。

因为他们先前形成的对彼此的敌意非常强烈，简单的接触只会给他们提供一个互相嘲弄和攻击的机会而已。当“老鹰”队中的一个成员被一个“响尾蛇”队员弄伤后，他的伙伴会鼓动他去“复仇”。显然，在这两个群体之间消除隔离非常困难。

既然有如此根深蒂固的敌意，那么该怎么做才能达成和解呢？回想一下那些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废除种族隔离的努力。军队中的来复枪公司把不同种族的人混合在一起，不仅使白人和黑人有了平等接触的机会，而且使他们变得相互依赖。他们在一起有了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打败共同的敌人。

这从根本上表明了合作性的接触是废除种族隔离有效性的第二个因素，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团结。所有层面上的冲突，不论是夫妻间、竞争团队间还是国家间，共同的威胁和目标会产生强大的向心力。

共同的外部威胁

你是否曾经和别人一起被困在暴风雪中？是否曾经和同学一起被老师批评过？是否由于你的社会地位、种族以及宗教信仰而受到别人的嘲笑呢？如果是，那么你就可以清楚地回忆起对那些跟你一起面对困境的人的亲切感。当你们互相帮助一起扫雪开辟道路或者一起对付共同的敌人时，你们之间的社会性障碍就有可能消除紧急危机，如炸弹袭击的幸存者也经常强调合作和团结的精神，而不是害怕和恐慌。

这种友善的行为经常在人们共同面对危机的时候出现，约翰•兰则塔曾做过一个实验来证明共同的危机对人们彼此态度的改变的作用。他让四人一组的海军学校的学生完成一个任务，然后用广播告之其中一些组，他们的答案是错误的，并且他们答题的效率非常低，而其他的组则没有受到这样的惩罚。

兰则塔发现，那些受到批评的组员们彼此变得更加友好和密切合作，很少出现争吵和竞争的情况，他们会团结在一起，在精神上有了凝聚力。

在战争时期面对一个明确的外部威胁时，我们的群体归属感会空前高涨，公民组织的会员数也快速增长。公民们会团结在他们的领导人周围并支持他们的军队。"9·11”灾难之后，当人们面临着进一步的恐怖袭击威胁时，这种情况尤为明显。《纽约时报》报道称，“在纽约城，由来已久的种族对抗已经缓和”。

在"9·11”事件发生后，之前认为自己只是一个18岁黑人的路易斯•约翰逊说道：“现在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觉得自己是一个美国人”。美国纽约市长朱利亚尼在"9·11”前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使用的"我们”这个词比以前多了一倍。

乔治•布什的政绩支持率也反映了这种外部威胁带来的内部团结。就在"9·11”之前，他的民众支持率只有51%；而之后，他的支持率则高达90%。在公众看来，这个得到90%的民众支持的平庸总统已经成为了人们心中尊贵的总统和领袖，他领导着人们同“那些憎恨美国的人”战斗。在那之后，他的支持率逐渐下降，但是在伊拉克战争之前他的支持率再度攀升。

仅仅是想象自己的群体灭绝或因此产生恐惧感，都可以让一个群体更加团结。领导人因此会刻意创造出一个假想的敌人来提高民族的凝聚力。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中就描写了这样的一个策略：国家的领袖利用增加和其他两个强大势力的对抗来减少民族内部的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敌人不停地变换，但敌人永远存在。事实上，国家似乎就需要这样一个共同的敌人来形成强大的凝聚力量。

当我们共同面对一个敌人时，我们的世界会同样地团结起来吗？ 1987年9月21日，里根总统说道：“当我们着魔于对抗时，我们常常忘记了所有人类成员应该团结在一起，也许我们需要一些外部的、全球性的威胁来让我们意识到人类的普遍联系”。

20多年后，阿尔•戈尔同意这个观点，在全球气候变暖的阴霾下，“我们所有人都面临着一个全球性的威胁，尽管它不是来自这个世界外，但它也是全人类共同的威胁”。

全篇总结

课程的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所学的内容。第一部分我们讲到了“友谊和合作”，只有地位平等的、非竞争性的接触才会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友谊。当然，如果两个群体之间的敌意非常深，那么只能通过团结一致的合作才可以达成和平共处。

第二部分我们讲到了共同的外部威胁可以使一个国家、一个群体形成超强的凝聚力。这也是很多国家团结公民的政治策略，那就是找到一个共同的敌人，从而加深民众共同抵御外敌的精神力量。

好了，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欢迎订阅专辑，第一时间收到更新提醒，我们下期再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