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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导入
众所周知,世界各地的体育迷都十分在意自己喜欢的球队能否获胜,比如纽约人就十分在意乔治棒球队24名身价千万的临时球员能否在世界职业棒球大赛中取胜,而并不在乎这些球员大部分来自其他州或国家。
在美国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举办的一年一度的“疯狂三月”篮球赛中,那些完全正常的成年人会不惜一切代价疯狂地支持自己的球队,而当球队输掉比赛时,这些大学生会陷入极度沮丧。为在世界杯足球赛中,世界各地的球迷都梦想着自己的国家能够取得大力神杯。为什么人们会对此如此疯狂和执着呢,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来一起学习。
超级目标
除了面对一个共同的外部危机时所形成的凝聚力量以外,还有一个与此紧密相连的另一个力量是超级目标。它是能够将群体的所有成员团结起来,推动其共同合作来实现目标的纽带。
谢里夫曾经做了这样一个实验,一次,他让夏令营的供水出现问题,让营员们必须通过合作来修复水管。另一次,他提供了一个可以租借影碟的机会,但是所需的费用必须动用两个团队的共同资金,这时他发现合作又一次发生了。
还有一次,他们在行进途中有一辆卡车“抛锚”,实验人员在路边有意留下了一根拔河用的绳,营员中的一个男孩就提议大家用绳子把客车拉到启动为止。当卡车启动后,所有的成员都互相击掌庆祝,为了达成目标而高兴不已。
经过这样几次共同完成超级目标的活动后,男孩子们开始在一起吃饭,一起坐在篝火旁聊天了。友谊在两个团队之间蔓延开来,敌意直线下降。在最后一天,男孩们决定一起坐巴士回家,在路上他们不再按照之前的团队划分来安排座位。当巴士到达他们家时,他们情不自禁地唱起州歌,彼此在祝福和不舍中道别。就这样,谢里夫用隔离和竞争制造了陌生人之间的敌意,又用超级目标把他们变成了好朋友。
那么,谢里夫的实验仅仅适合小孩子的游戏吗?或者说对于成人来说,让存在冲突的人们一起完成一个超级目标也会取得类似的结果吗?罗伯特•布莱克和简•穆顿想弄清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为期两周的实验中,共他们重现了“响尾蛇”和“老鹰”之间的竞争实验,这其中包含了150个不同的团体、1000个经理人。实验结果显示,成年人和谢里夫实验中那些孩子的表现是一致的。
多维迪奥拓展了这些结果,他们发现协同工作,尤其是对分解小群体,建立一个全新的、更具包容性的群体很有效。当两个团队选择围着圆桌坐下来并给新团队起一个名字,然后在一个良好的氛围下一起工作时,他们原先对彼此带有偏见的不良感觉就会大大减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打败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美国和苏联以及其他国家组成了“同盟国”。只要“打败共同的敌人”这一目标存在,那么美国对俄国的态度总是支持的。同样,在国际贸易中,国家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也可以促进和平。现在中西方经济合作大量交织在一起,这种相互依赖也减少了它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响尾蛇”和“老鹰''一起合作的努力最后以成功告终。但是,如果当时供水并没有恢复,或者影碟没有买成,再或者那辆卡车仍然停在路中央,那么男孩之间的和解还会出现吗?似乎不回了。
在对弗吉尼亚的大学生做的一个实验中,斯蒂芬•沃谢尔和他的助手们发现,成功的合作能够增强两组人之间的吸引力。如果曾经敌对的组在一个合作的任务上失败了,那么他们很容易把失败的责任推卸到对方身上时,冲突反而会恶化,矛盾也随之加重。
理论和事实都表明,人们之所以那么在意谁在竞争中获胜,其根源是一些原始的东西在起作用,在原始部落时期就存在的东西支持着人们的热情度,在原始社会,相邻的部落常常会突袭并劫掠其他部落的营地和物资,因此他们更明白团结就意味着安全。无论是打猎、防御或攻击他人,总会把世界分成“我们”和“他们”,这无疑要承担沉重的代价,比如种族主义和战争,但这也会使群体内部更加团结。
为区分我们和他们,我们的祖先穿着具有群体特色的服装和使用特殊的颜色来标识自己,与今天那些狂热的球迷相差无几。进化心理学家瓦恩加德提出,竞技和战争的参与者大都是男性,他们来自不同地域,都穿着代表群体身份的衣服,而且都会运用与战争有关的技能,获胜者都会得到奖励等等。
作为社会性动物,我们群居在一起,为自己的群体欢呼,为自己的群体战斗,甚至为自己的群体牺牲生命,我们习惯用群体来定义自己。我们心中的社会同一性能强化自我概念和自豪感,尤其是当我们感到自己的群体是优越的时候。由于缺乏积极的社会同一性,有很多年轻人试图从团伙中寻求自尊、权力和认同,很多极端的爱国者则用他们的民族身份来定义自己。
许多社会心理学实验都表明,只要把人们分组,哪怕只是任意的分组,都会促使“内群体偏差”的产生。就像“9・11”之后美国所表现的那样,当人们面临共同的敌人时,群体的团结性就会大大高涨,谢里夫的野营实验也生动地证明了竞争会制造敌人。在竞争和群体的推动下,人们在一些恶性体育事件中的激情会达到顶点,这也是球迷们辱骂对手,向裁判尖叫,甚至向与方球迷斗殴的原因。
球迷可以通过个人的成功获得自豪感,当他们支持的球队获胜时,他们也能通过和那些胜利的运动员联系在一起获得自尊感。在足球队大获全胜之后,罗伯特•西奥迪尼和他的同事询问了一些大学生,他们一般都会说“我们赢了”,显然,这些大学生从他人的荣誉中得到满足。然而在球队输掉比赛后再询问这些学生,他们经常地回答“他们输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常常把我们最强烈的感情留给和我们相似的竞争对手。弗洛伊德在很久以前就认识到,仇恨总是围绕着小差异产生。在两个相邻的城市,一方总是成为另一方猜疑的对手;每一个小的行政区都会轻视其他的行政区;关系紧密的两个种族会互相疏远对方;德国的南方人不能忍受北方人;英格兰人用各种手段诽谤苏格兰人;西班牙人也看不上葡萄牙人。
苏格兰人把非苏格兰人分成了两个主要的群体,一是英格兰人,二是其他人。1996年英格兰队在欧洲杯中被德国队击败后,苏格兰一家小报的头版头条就欣喜地登了这样一条消息。对于体育迷来说,很少有什么比竞争对手输球更让人高兴的了。对手的失败和支持队的成功能够激活人们与快乐相关的脑区。
数量上的占少数的群体,往往具有更强的社会同一性。相对于5100万英格兰人,500万苏格兰人的国家同一性意识更强。同样,相对于2300万澳大利亚人,400万新西兰人的同一性意识更强,并且更可能支持澳大利亚的比赛对手。
全篇总结
课程的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所学的内容。我们第一部分讲到了“超级目标”,随着一个相对较为困难的目标完成,不同群体先前所存在的敌意和矛盾会得到化解,并转换成为友谊和共赢。但是当这个“超级目标”失败时,那么先前双方积攒的矛盾就会更大,更易引发冲突。
第二部分讲到了体育迷的心理作用。许多人之所以那么在意到底谁在比赛中获胜,是因为社会同一性的原因。社会同一性越强,那么这个群体的体育迷除了更热情的支持本队以外,也会更加支持对手的对手。同时,这种心理也受地域远近的影响。
好了,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欢迎订阅专辑,第一时间收到更新提醒,我们下期再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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