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04：四大辅臣的执政方针，开历史倒车，满汉矛盾激化

上一集我们讲到，顺治帝临终前安排四位大臣帮助年幼的康熙皇帝打理朝政。顺治去世后，四位辅臣在他的灵位前宣誓就职。在四大臣辅政初期，尚能保持和衷共济，遵守誓言，共同决策，朝廷内外相安无事。为了保证政权能够平稳过度到小皇帝成年亲政，四大臣在辅政之初提出了“率遵祖制、咸复旧章”的执政方针。就是不搞任何改革和创新，尽量恢复入关前的祖制上去，如果有些政策已经发生了变化，就再回归到旧的章程上去。这显然是一个保守和落后的方针，把原来顺治皇帝制定的一些新政策都废除了，全都回归到满洲旧制，体现出守旧的满洲勋贵重新掌握政权的特点。比如顺治曾仿照明朝的体制设立十三衙门这样的太监机构，希望通过太监管理宫廷，从而遏制满人对宫廷事务的把控，但四位辅臣一上台就废除了十三衙门，仍旧让入关前所建立的内务府管理宫廷事务。此后内务府不断发展壮大，成为非常具有清代特色的宫廷管理机构。再比如顺治年间本来放开了满汉通婚，就是满人和汉人可以通过缔结婚姻的方式融合到一起，但四大臣辅政之后就再次禁止满汉通婚，推行两个民族之间的隔离，这其实是违反历史大趋势的。四位辅臣的做法，让人有一种将清朝的历史按下了回退键的感觉，就是一切都倒了回去。但在四位辅臣看来，他们的行为不过是荡涤清朝入关之后所沾染的不良风气，当然这种不良风气主要是指受汉人影响的那些东西，然后回归到入关前满人的淳朴旧俗之中。这种回归，让满人可能感到很舒服，却让汉人备受压抑。这里我们就以四大臣辅政之初，江南发生的两个大案——奏销案和明史案为例，展现四辅臣对汉族文人的严酷镇压。

我们首先来看奏销案。这一案件发生在苏州、松江、常州和镇江四府，是明清时代的文化中心，整个清代苏州和常州都是出产进士最多的府之一。江南文化繁荣、经济富庶，清朝对这里的统治尤其在意，这四个府所派的税额也比较高，有各种苛捐杂税。四大臣执政之后，发现这四府拖欠钱粮的问题比较严重，就给当地的地方官员施加压力，要他们尽快完纳钱粮，否则就要严厉惩处。地方官受到压力之后，自然加紧了对百姓的逼迫，这就引起当地士绅的反抗，地方官为了逃避责任就将这些反抗报告给朝廷。在辅臣们看来，江南士绅的反抗，不仅仅是在反抗课税，而是在反抗清廷的统治，他们将江南文人的示威、逃税以及他们在东南沿海与郑成功集团有所交往全都联系起来，将其中为首的一些人拘捕审讯，最终宣布以金人瑞为首的江南士人不仅罪在抗税，而且是密谋造反，其中十八人被处斩，更多人被褫革功名、没收财产。有学者统计，在这一案件中，苏松常镇四个府共有11，346人被革去功名，可以说这是四辅臣对江南文人的一种大规模残酷打击。

我们再来看明史案。“明史案”是四辅臣与汉族文人发生的又一次激烈冲突。清朝入关后，经过顺治朝十多年的武力征服和文化磨合，到顺治末年，忠于明朝的士人们，或者说其实这个时候他们所忠于的并不是那个早已腐败不看的明王朝，而是自己心目中君臣父子的儒家思想了，总之这些文人已经不再选择直接和清朝对抗，他们只是拒绝出仕清朝，隐居山林，著书立说，追求学问。当然，这些人所写的文字里常常体现出对于故国的怀念和对于清朝统治的不满和反抗思想。比如一位叫庄廷鑨的江南富户子弟，他在考中生员之后就由于疾病而双目失明，没法再做学问了，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购得晚明史家朱国祯所写的《皇明史概》的一部分书稿，读了以后觉得很不错，就想着自己如果把这本书修订完善、出版发行，也是青史留名的一种方式。庄廷鑨给书稿改名为《明史辑略》，并且开始着手进行修订，但是由于他自己眼睛看不见，就聘请了十几位文人来帮他修订、撰写。其实，他能请到的多数也都不是什么大儒，比如他曾经请过顾炎武，顾炎武当即表示拒绝，说庄廷鑨学问不行，自己不愿意与他为伍，事实证明，顾炎武最后反而因此躲过一劫。

到顺治十七年，庄廷鑨就去世了，他的父亲庄允诚父承子业，帮助儿子完成了书稿，并且刊刻出版，这本书就在杭州的书店里开始出售。这本书是讲明朝的史事，难免就会提到清朝与明朝的关系，内容常常体现出作者对于清朝皇帝的不敬，比如提到清太祖时就直呼其名为努尔哈赤，记述清朝入关前的事件时也沿用明朝的年号而不用清朝的年号，还将孔有德、耿精忠等这些投降到清朝的将领称为叛徒等等。书在市面上出售之后，江南的一些地方官员发现了这个问题，但是他们首先想到的却不是报告朝廷，而是向庄家勒索，既然庄廷鑨家是江南富户，这里面的油水肯定不小。但是，庄廷鑨的父亲庄允诚却拒绝接受勒索，这下可惹恼了这些官吏，于是一本奏疏就告到了刑部。四位辅臣对此案予以了高度的重视，特派钦差前去查抄并焚毁了能够找到的所有的《明史辑略》，庄允诚被捕，之后死于狱中，他的儿子庄廷鑨则被掘墓焚尸。之后，庄氏家族所在的乌程县的所有文武官员都遭到审讯，庄姓和朱姓（因为这本书的原作者是朱国祯）两族之人都被抓捕。最终，与该书有直接关系的人都被处决，包括编校者、刊刻者、购买者等等，共处死70多人，他们的家人则多被流放，财产充公，慈安前后有千余人受到牵连。

四为辅臣与江南文人的对立，凸显出他们对汉族文人和儒家思想的排斥和打击，也造成了满汉之间的进一步隔阂，把顺治时期对所采取的汉族文人的信任和拉拢做法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全都抹杀掉了。直到康熙亲政之后，才使用各种方式逐渐缓和与江南文人的关系，比如他祭祀孔庙以示尊孔崇儒，多次南巡拉进和江南文人的距离，在科举之外又设立博学鸿儒科，延揽遗明的耆老，特别是江南文人入仕做官。所以有人说，康熙的博学鸿儒科，名为“揽才”实为“揽心”，就是在设法弥合鳌拜等人造成的满汉对立局面。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讲，四大辅臣的政策虽然保守，但只要他们四人能够同心协力，朝廷内外保持安定，就算是完成了顺治皇帝和孝庄太后赋予他们的使命。只可惜，这样的局面并没能维持多久，四位辅臣之间很快就出现了分裂。这个分裂主要与鳌拜有关。鳌拜，我们在上一集中讲过，姓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他具体的出生年月在历史上没有留下记录，从他在皇太极天聪年间还是一位暂露头角的年轻人来看，就是说，如果我们推测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位十几岁到二十出头的青年的话，因为当时女真部落的男孩子一般都是在这个年龄就开始驰骋疆场了，那他在康熙八年被擒时大约是五十多岁。虽然鳌拜的出生时间没有留下记载，但鳌拜家世显赫这是毫无疑问的。他的祖父索尔果是女真族苏完部的首领，当年他带领着儿子费英东和五百部众投奔了努尔哈赤，费英东后来战功卓著，也是努尔哈赤的开国五大臣之一，备受努尔哈赤的器重和恩宠。鳌拜做为费英东的侄子，出身于满洲勋贵世家，从小就精于骑射，青少年时代跟随皇太极四处出征，屡立战功。虽然在四大臣辅政之初，他由于资历较浅，排名最末，但是从军事的角度来讲，他的军旅生涯是四人中最为辉煌的，这对于一向重视战功的满人来讲，不啻为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资本，也是导致鳌拜后来野心膨胀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