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耿飚压力太大想辞去部长，周总理说：人家打你，你不要倒

前国防部长耿飚经常讲一句话：“我在党内有两位老师，一位是总理，一位是叶帅。”从这句话可以看出耿飚和周恩来的感情之深，正是因为有了周恩来的赏识和保护，耿飚才完成了从一位猛将到外交家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在向毛泽东汇报外交工作时说：“外交干部我考虑从原中央外事组、各大城市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统战工作的同志中选调，驻外大使主要从部队里挑选高级干部担任。”

毛泽东听后非常赞同地说：“将军当大使好！像耿飚、黄镇等同志，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政治上又比较可靠，派他们出国当大使，我们放心。”

就这样，时任第19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耿飚被调往北京，准备从事外交工作。耿飚到北京报到后，周恩来对他说：“中央把你调来，是准备让你出任驻联合国的军事代表。”

耿飚听后推辞说：“总理，我没搞过外交工作，怕干不好。”

周恩来笑着说：“可以边干边学嘛！再说了，抗战时你不是曾经带领美军观察组从延安到晋察冀吗？实际上你从那时起已经接触过外事工作了。中央这次派你去，也是考虑到了你的这些经历。”

周恩来说的是1944年9月，耿飚从延安调到晋察冀军区工作，在他上前线时，周恩来交给了他一个任务：把美军观察组护送到晋察冀去，周恩来还专门交待：“本来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一架飞机，但是那边的机场不保险，所以改为骑马。这些美国人对我们还不了解，你要团结他们，绝对保证他们的安全。”

观察组共有11人，由一个叫德穆克的上尉带队，这些美国人一路上架子大得很，动不动就耍脾气，把警卫人员当作勤务兵，随便指使。而且他们竟然不会骑马，经常从马背上掉下来，这时他们就会使劲地抽打战马来出气。

耿飚在路上憋了一肚子火，但他还是耐着性子，让战士们给观察组的人作示范，教他们骑马。两天后，观察组的人骑术大有长进，最终顺利到达了前线，德穆克等人也和耿飚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耿飚见周恩来提到了这段往事，感到十分感动，也就不再推辞，马上投入到参加出席联大代表团的准备工作。

但由于美国的阻挠，蒋介石集团继续占据着联合国的中国席位，新中国的代表团被拒之门外。不久以后，周恩来再次召见耿飚，他直截了当地说：“经过谈判，我国和瑞典已建立外交关系。中央决定任命你为驻瑞典王国大使。你是我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大使啊！”

耿飚等新中国的第一批大使出国前，为了便于他们适应和熟悉外国的生活习惯，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办公厅找一个合适的饭店对他们进行培训。就这样，耿飚和参加培训的其他人员一起，带着家属搬进了位于前门大栅栏的新华饭店。

第一批大使几乎都曾是部队的高级将领，对他们来说，外交是个陌生的课题、全新的领域，所以他们不但要学习国际形势、世界知识、我国的外交政策等内容，还要学习外交礼仪，了解外国的风俗习惯。

学习班开始后不久，耿飚向外交部提议：希望部里派人来讲解一下有关呈递国书的礼仪问题。不久以后，周恩来传来指示：过几天毛主席要接受一位东欧国家的大使呈递国书，到时可以安排大家到场观摩、学习。

几天后，外交部派车把大使们接到了中南海怀仁堂内，工作人员把他们引进了接见大厅旁边的几间小屋内。耿飚发现小屋和大厅间隔着一排窗户，窗格上糊着洁白的窗纸，屋内摆着桌子、椅子，桌上放着纸张和削好的铅笔。

一会儿以后，周恩来过来了，他问大使们：“同志们好，你们看，在这里观摩，条件还不错吧？”

一位大使回答说：“只是隔了一道墙壁，变成‘壁后观’了！”

周恩来笑着说：“只是隔着一排窗户嘛！这不叫‘壁后观’，这叫‘窗下学礼’。”

突然周恩来发现窗纸上有一个桂圆那么大的窟窿，于是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另一位大使回答说：“我想看得清楚些，所以……”

周恩来点点头说：“这也有道理，不过这个窟窿太大了，要是你们每个人都戳这么大一个窟窿，太引人注目了，被人发现就会失礼！”随后他拿起一支铅笔说：“我看不如用铅笔尖戳个小洞，既可以看，又无伤大雅。”

有人说：“洞太小了，恐怕看不仔细。”

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你们要善于‘小中见大’嘛！”

周恩来的话可谓是一语双关，耿飚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这也是勉励大使们在上任后要善于从“小事”中观察和了解国际上的大事。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耿飚很快熟悉了外交工作的基本套路，1950年7月，他正式前往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上任。

此后的20多年里，耿飚和外交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历任驻瑞典王国大使兼驻丹麦、芬兰公使，驻巴基斯坦大使，驻缅甸大使，为我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67年初，时任驻缅甸大使的耿飚奉命回国，随后便受到了冲击，他的身体越来越差，最终竟病倒了。周恩来得知以后，马上指示外交部，必须立即让耿飚到301医院住院治疗，这才将他保护下来。

此后周恩来一直在寻找让耿飚复出工作的机会。1968年下半年，由于在入侵捷克问题上，阿尔巴尼亚同苏联闹翻，以至于退出华约，中阿两国关系迅速升温，这样一来，加强对阿外交工作便提到了议事日程。周恩来于是向毛泽东建议，派一位有着丰富经验且战斗能力强的老同志到阿常驻，他认为耿飚最为合适。

毛泽东十分同意周恩来的观点，他问：“耿飚现在在哪里？”

周恩来回答说：“还在监护中。”

毛泽东十分生气，马上给外交部的负责人发去指示：赶快解放耿飚。不久以后，耿飚正式得到了“解放”。

1969年，耿飚在党的“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不久后出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

1971年1月，耿飚因病回国休养，不久以后，经周恩来提名，他调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上任以后，首先解放了许多老干部，并逐步恢复了中联部的组织机构。

耿飚在担任中联部部长期间，江青一直想插手中联部的事务，但遭到了耿飚的抵制，她对此怀恨在心，于是在1974年1月指使中联部的造反派贴耿飚的大字报，向他施加政治压力。

耿飚得知这些情况后，十分气愤，他向周恩来报告说：“在目前这种情况下,

我没法工作,

可不可以辞职不干？”

周恩来却说：“不行！耿飚同志，我送你三句话。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赶你，不管他怎样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样整，你自己不要死。”

这三句话坚定了耿飚继续为党工作的决心，此后无论造反派怎么闹，他都能做到泰然处之。

1974年1月25日，“四人帮”策划组织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开了一个动员大会，这个会事先没有经过中央讨论，周恩来也不知情，直到开会前才收到通知：会议由他主持。

会议期间，有人给周恩来递了张条子，这是一个中联部的干部写的，要求在会上发言。周恩来心想，群众要求发言，当然可以，便表示同意。

不料此人一上台就点名批判耿飚，原来这正是江青的安排。周恩来十分懊恼，他感到自己被利用了，觉得很对不起耿飚。

几个月以后，周恩来在一次和耿飚见面时，郑重地向他道歉说：“那次大会是我主持的，会上有人发言攻击你，真对不起你。”

耿飚却笑着说：“总理，这件事和您无关，可能是他们早就安排好的。不过，这样一来，对我倒有些好处。”

周恩来十分吃惊地问：“啊，还有好处，那对你有什么好处？”

耿飚说：“之前每次中联部来客人，都是他们（指‘四人帮’）会见，我陪见，别人从电视和报纸上见到我老是和他们在一起会见外宾，以为我和他们是一伙的。现在好了，上次大会帮我和他们划清了界限。过去有些老战友对我有误解，不理睬我，那次大会以后，他们明白了真相，反而和我更亲近了。”

周恩来听后不禁大笑，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后来回忆说：“总理好久没有这样开心了！”

1976年1月8日，当耿飚得知周恩来病逝的消息后，悲痛欲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