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沛林《春秋战国》13 司马迁的志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各位喜马拉雅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的张沛林，欢迎您收听崇贤馆与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的《二十四史》大师课。

《史记》成书三要素

近年来，咱们国家掀起一阵出书热的浪潮，好像出书很简单，谁都能写出几本来。但真正下笔以后，才知道心里想的用语言是很难表达清楚，又时常被文思枯竭所困扰。长期伏案导致的颈椎病、腰肌劳损更让人苦楚不堪。作家有作家的甘苦，想写出一部流传百年的著作并不容易，想完成一部流传万世，不朽的伟大作品就更难了。作为《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就是这样一部不朽的伟大作品。

一提到《史记》，大家就会想到，它的出世是因为司马迁遭受宫刑，为了抒发忧愤而作。其实《史记》的产生，有着很多方面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家族的传统，还有父亲司马谈对历史材料的积累和临终前的嘱托。司马迁的祖上，据他自己说，可以追述到五帝之一的颛顼时代。当时“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这个管理地的黎，可能就是司马氏的先祖，并且在夏商周时期，一直掌管着国家的天文、地理等相关事业。直到周宣王时期，司马氏的先祖开始管理军事，故而以军官名称为姓，改姓了司马。在春秋周惠王、周襄王时期，司马氏家族离开周王室，到了晋国，随之又分散到中国各处。在秦国的一支，有名的人有战国时秦国大将司马错，他就是司马迁的八世祖了。从此以后，司马迁的祖上或为将军，或管理冶铁，或管理市场，直到司马迁的父亲，才在汉武帝建元至元封年间，担任太史令，重新管理国史与天文历法的工作。司马谈广泛地向当时各家学者学习，著有《论六家要旨》，讨论了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学派的优劣，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学识的广博。元封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10年，汉武帝要在泰山举办封禅大典，这是王朝难逢的盛世，可能几百年都遇不到一次，但司马谈因病不能参加，便在忧愤中去世了。在去世前，司马谈对司马迁说，“我们家在虞夏时期掌管天文历法，周朝时又担任太史。自从孔子作《春秋》后，战国的史料散乱，汉朝建立以来的事儿，也缺乏记载和评论，我死后你如果担任了太史令，一定要继承祖先的事业，完成我想要完成的著作”。司马迁流着泪答应了。可以看出，家族的传统和父亲司马谈对历史材料的积累和临终前的嘱托，是司马迁创作《史记》的重要的原因和基础。

第二个因素是，司马迁渊博的学识和他游历各地的经历。司马迁出生在今天陕西省韩城市的东北面，年轻时曾于黄河与龙门山之间过过普通百姓耕种、放牧的生活。他自幼就好学，十岁时就能诵读用先秦文字抄写的古书，二十岁开始向南游历，到过长江、淮河地区，北上到过齐鲁故地，也曾受命为郎中，征讨巴蜀南部的少数部族。他的经历也常出现在《史记》中，就比如他在《齐太公世家》的“太史公曰”中说，“我到达齐国旧地，看到西起泰山，东连琅邪，北至大海，其间的沃土有两千里，这里的百姓心胸阔达，而又深沉多智，这就是他们的天性。”俗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司马迁的好学为他撰写《史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更为难得的是他的游历，不仅增长了见闻，还起到了佐证历史的作用。

第三个因素是，汉武帝时期的文化繁荣和思想氛围。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期，此时汉王朝正在经历一场“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文化变革。当时的统治者和学者都在探求古今治道的传承与变化，司马迁曾向当时诸多大家学者问学，比如说大儒董仲舒、孔安国等知晓当时最为前沿的学术思想。他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常被后人当作司马迁探求真理的宣言，其实相似的话也常出现在时人的言论中。他与他的父亲司马谈推崇道家不同，他的思想虽然兼容并包，但更多的是受儒家影响。在当时，没有我们今天经史子集的四分法，尤其是“史部”与“史学”观念还没有建立，司马迁的《史记》，从他的本心而言，更像是一部子书，甚至应该是一部佐证儒家经典义理的传记书。所以我们在《汉书·艺文志》中，看到《太史公书》，也就是《史记》，被编在了“六艺”《春秋》类后。可以说，汉武帝时期的文化繁荣和思想氛围是《史记》产生的又一关键因素。

司马迁愤而《史记》出

汉武帝天汉二年，即公元前99年的夏天，汉武帝想让飞将军李广之孙李陵为出征攻打匈奴的贰师将军李广利护送辎重。李陵叩头谢绝，自请步兵五千去攻打单于的王庭，汉武帝赞赏李陵的勇气，答应了他。然而，李陵行至浚稽山时，遇到匈奴单于，援兵又不到，被匈奴兵数万人所围。李陵坚持奋战，杀敌近万人，粮尽矢绝之后才无奈投降。汉武帝得知消息，十分愤怒，群臣附和声讨李陵的罪过。武帝问司马迁的意见，司马迁却说：“李陵侍奉亲人非常孝敬，与士人相交讲信用，一向有报国之心。他只带领了五千步兵深入敌国腹地，转战千里，奋力杀敌，就是古代的名将也不过如此，虽然战败降敌，他的功劳也是显著的。我看李陵不殉难而投降，是想找机会回报汉朝的。”然而，汉武帝派去迎接李陵的公孙敖无功而返，谎报李陵为匈奴练兵，以期打击汉朝。武帝一怒之下便杀了李陵全家。而当时汉武帝派李陵出兵是为配合李广利的军事行动，但是李广利的功劳太小，于是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是想要诋毁李广利，以诬罔大不敬定了他的罪，按律当斩。当时《史记》进入创作阶段已经有了十年时间了，但还远远没有编撰完成。于是司马迁选择宫刑以赎死罪，这让他想到古代圣贤在困苦中完成传世名著，体会到他们或许是为了发泄愤懑。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李陵之祸”让司马迁对人生与历史有了更深切的认识，在屈辱中基本完成了父亲临终前的嘱托，也给后人留下了这部宝贵的文化遗产——《史记》。

《史记》散佚与传承

司马迁后来又担任过中书令等官职，大概死在武帝末年或者是汉昭帝初年。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史记》，虽然是完整的一百三十篇，五十余万字，但很多已经不是司马迁的文字了。到东汉班固写作《汉书·司马迁传》时，说“十篇缺，有录无书”，就是说当时已经亡佚了十篇。这十篇都是什么，后人争议很多。像《武帝本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日者列传》等，传说是汉元帝、汉成帝时期的褚少孙所补，从语言和思想等方面看，是远不如司马迁的。两汉学者对《史记》多有修补是一个事实，这造成了《史记》文本中多有错乱。比如《楚元王世家》中，记载了“地节二年，中人上书告楚王谋反，王自杀，国除，入汉为彭城郡。”“地节”是汉宣帝的年号，地节二年是公元前68年，恐怕此时司马迁早已去世了。又如《司马相如传》末的“太史公曰”中，有“扬雄以为靡丽之赋”一句。扬雄是西汉末年人，司马迁就更不能得见了。

《史记》文本的散佚与混乱，虽然是一件很可惜的事，但并不影响这部鸿篇巨制的伟大。历经两千年，《史记》的基本面貌还在，这已经比很多古书幸运太多了。从汉代至今，学者们致力于研究它、整理它，尤其是清代和当代学者取得了丰厚的成果。《史记》又被翻译为英、法、俄、德、日等多国语言，成为了全人类的文化瑰宝。《史记》这部司马迁苦心孤诣的著作，再也不会散佚了，它的光辉永不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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