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专家毛佩琦：历史学家是怎样炼成的？

历史学家背后的故事

——毛佩琦先生学术与艺术历程散记

【番外篇】历史大师是怎样炼成的？毛佩琦老师曾为明朝“翻案”

喜马拉雅项目部，安排我来介绍一下讲述大师课的各位老师们。这其实是一项极其不好完成的任务。你想，介绍得好，听众认为是自然的、应该的；对于老师讲述的内容也会顿生信服。但是，如果你介绍得不好，听众就会无情地跳过去。

我要介绍给听众朋友的第一位主讲老师，当然是《二十四史大师课》的总策划——毛佩琦先生。

毛先生走进公众的视野，是缘于中央电视台的一档节目——《百家讲坛》。这个栏目创始于2001年7月，它的内容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偏重人文的部分。当时社会反响非常强烈，几乎上个世纪从30后到80后出生的人都在收看，足见全社会对于人文通识的缺失和渴求。到了2007年，《百家讲坛》设置了“十大名嘴”的评选活动。毛佩琦先生以“最悬疑”讲述人而入选，成为《百家讲坛》一位重量级人物。他主讲的“明十七帝疑案”，收视率排名，位居2006年《百家讲坛》所有讲座的第二位。

在他的口中，明朝列位帝王那些悬疑故事被一一破解，观众为此拍案叫绝，民间也由此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明史热”。以致后来，当年明月在推出《明朝那些事儿》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邀请毛佩琦先生来写一篇序言，以壮其声威。然而，在生活中的毛佩琦先生，却毫无“悬疑名嘴”的作派。毛先生谈话时，亲和而幽默、思路清晰而流畅，既不失学者严谨的底蕴，又不乏名师大家的风范。

一位大学的教授何以能够如此受到大众的欢迎呢？毛佩琦先生认为，历史著作要面向大众，就得以一种通俗易懂、符合大众接受习惯的方式来传达。如果历史著作被写得枯燥无味，那就不能称之为合格的历史学家。因此毛先生说：“历史本来是很生动多彩的，可是到了后来就变为了发黄的书本。我们要恢复历史生动、丰富多彩的面貌。”

说起来，毛先生正式的社会身份，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历史文化专家委员会主任。他的主要著作，有《明成祖史论》《郑成功评传》《百卷本中国通史•明史10卷》图文本《岁月河山》等等。但是大众比较熟悉的作品还是《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平民皇帝朱元璋二十讲》等。即将出版的还有毛先生主编的《朱元璋全集》。

那么有朋友会问，毛佩琦先生是怎样与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呢？首先是家学的传承。毛佩琦先生的父亲，是一位民国时期的大学生，曾经创办过学校、创办过报纸，解放以后在中学里任教。父亲深厚的国学素养、开阔的视野和胸襟，都对毛佩琦先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使毛先生在中学时代，学习成绩就十分优异，1962年他顺利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专业。毛先生回忆说，当时还很年轻的韦庆远老师，他的专长就是讲明史，他告诉学生们，花四分钱坐公共汽车，从张自忠路一号校园到国子监下车，你们就可以看到国子监里朱元璋留下的大石碑，上面刻着他给太学生的训示。生动活泼的语言，让人感觉大明皇帝的形象栩栩如生。就这样，韦老师给了毛佩琦先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毛先生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突然遇到了十年“文革”。毛先生说，当时所有的课都停了，没办法继续学业和研究。两年之后，他被分配到了军农场，当时的大学生都要求去军农场锻炼。就在这时，毛先生开始了自己的音乐创作。1974年，由于作品的影响力，毛先生居然被调进了河北师范学院，教授音乐理论和作曲，成为了音乐系的一名骨干教师。时光流转，到了“文革”结束，国家恢复了高考，毛先生意识到了命运转折的时机，他马上第一时间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接续他向往已久的学业。但是，他要进行一次抉择，必须要放弃他喜爱的音乐创作和教学，这让他万分伤感，甚至放声大哭，以释放一种难舍的情怀。

让我们还是回到历史的话题。毛先生考回中国人民大学，再次一头扎进历史的深处，这次他遇到了对他产生巨大影响的老师——尚钺先生。毛先生笑着称自己是鲁迅先生的再传弟子。因为尚钺先生是鲁迅先生的学生，不仅随鲁迅先生学习《中国小说史略》，而且追随鲁迅先生从事新文学创作。在《鲁迅全集》中，就收有一些鲁迅先生写给尚钺先生的信件，由鲁迅先生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收有尚钺先生两部短篇小说集。所以，毛先生也算是正宗的鲁迅先生的再传弟子了。

尚钺先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了种种磨难和痛苦，他因为自己独立的学术观点，遭到了全国范围的激烈批判，但尚钺先生坚持真理、不屈服。毛先生说，1980年自己曾给《新观察》写过文章，称自己的老师为“史学界的一条硬汉”。1981年毛先生毕业留校任教，并辅助尚钺先生工作。此时，尚钺先生已身患重病，他最后几篇文章都是毛先生替他拟写的。在一篇名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文章中，他体会尚钺先生的思想，拟写了这样一段话“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应该能识别历史发展的方向。他所争的不是‘一时之是非’，而是‘万世之是非’，所追求的不是一时的荣显，而是客观真理；历史学家研究历史，历史也考验他们的研究。”这些话，得到了尚钺先生的认可。目前，这段话已被当作座右铭，用大字刻写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会议室的墙壁上。同时，它也成为了毛佩琦先生的座右铭。

毛先生说，任何有大智慧者学习历史都不会屈才，因为历史是一门大学问。他举例说，马克思研究历史，毛泽东也研究历史，但是没有人敢说自己已经把历史研究完全透彻了。历史学，不是一个知识性的学问，而是一个思考的学问。历史的本质是给人提供思考的。它的意义很大，可以解释人类的命运，预见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在毛先生看来，如果历史著作被写得枯燥无味，那就不能称之为合格的历史学家。同样，当年的《百家讲坛》和现在的新媒体平台，也是面向大众普及知识的重要渠道。对于以传道授业解惑为职责的老师来说，这也是一个施展才华、实现学术社会价值的全新舞台。

如何让大众了解更多的历史史实，这也是毛先生常谈到的话题。由于长期以来关于建文帝的历史聚讼纷纭，在《百家讲坛》播出“明十七帝疑案”之后，引发了爱好者对于明史的关注，一大批读者纷纷给毛先生写信，其中不乏毛佩琦先生的粉丝，他们自诩为“毛线”。虽然这给毛先生增添了不少工作负担，但是也为他带来了意外的收获。有些历史爱好者，他们对明史怀着浓厚的兴趣，经常将自己发现的问题写信向他请教。其中就有一位来自湖南湘潭姓何的读者，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寄给毛先生，他自称是建文帝的后代。毛佩琦先生很快给他回了信，并向他解释了其中存在的种种疑虑和问题。这位何先生曾经投书给一些学术机构，都石沉大海。毛佩琦先生的来信使他备受鼓舞，他多次邀请毛先生来湘潭考察。后来，毛先生真的带学生前往湘潭考察文献和文物。虽然现有资料还不足已确认何先生的结论，但却与这位观众朋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几年前，毛先生还特地邀请他参加中国明史第十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

毛先生介绍说，在南京明孝陵前，有一块大石碑，上面写着“治隆唐宋”四个字。这是清代康熙皇帝亲笔书写的，意思是赞扬朱元璋对明朝的治理比唐宋要好。也有人说，康熙皇帝写这几个字是作秀，是故意写给别人看的。毛先生说，如果单纯要给别人看，完全不必写这样称颂的字。这是英雄惜英雄，惺惺惜惺惺，作为一个有胸襟有胆略的帝王，康熙皇帝的这几个字应该是由衷之言。对于朱元璋的称颂不仅见于这座石碑，还见于一些史籍中，也不仅仅出于康熙皇帝之口，还出于其他清代皇帝之口。而明朝的繁荣强盛，也是有史可考、有据可查的。

毛先生还提出，有些特殊时期的作品，读者和听众一定要了解背景。长期以来，明史曾经给人留下黑暗、压抑、专制、落后、衰败的感觉。在毛先生看来，这是因为一些历史著作导致的误解。包括吴晗先生写的《朱元璋传》，当时是在影射蒋介石政权的黑暗，强化了朱元璋独裁、残暴的一面；还有丁易写的《明代特务政治》，把明朝描述成特务专制的国家，也是为了影射当时国民党的特务统治。所以，毛先生认为，这些著作是作者在特殊时期，将明代历史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一种表现，而并非历史的本来面目。

还有一些读者和听众提出，比如认为明朝的疆域很狭小，甚至北边不超过长城，等等，这也是不正确的认识。《明史》中明确地写着，明朝的疆域“远迈汉唐”。毛先生说，自己讲述的明史并非是在为明朝翻案，只是将自己了解和看到的历史真相告诉给世人而已。

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我们发现毛先生与许多书斋型学者截然不同。毛先生既有专业的高峰、广博的通识、广泛的爱好、多方面的成就，同时也具有令人感动的对于中国文化的一份责任与担当。在2019年6月，面对社会流行“丑书”的现象，毛先生亲自策划了“学林墨痕——学人书法北京邀请展”。展览在北京鲁迅博物馆隆重举行，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美籍华人学者五十余人近百幅书法作品，亮相北京鲁迅博物馆。

毛先生在开幕仪式上讲到：“什么是学人书法？学人书法就是有文化涵养的书法，就是学者应该有的书法，也是历代先贤、学问家给我们留下的风范，值得我们学习的书法，我们今天承续的就是这样一个传统。我们的基本理念是，倡导干净正派的书风。让读书人写好字，让写字人回到书桌，让书法回归它本来的地位。”

毛先生不仅在书法艺术上卓有成就，由于他10年传奇的音乐创作经历，也使得毛先生在退休之后又开始了谱写古典诗词的创作。

回到主题，我的任务是给大家介绍一位策划了《二十四史大师课》的历史学家。整理资料的过程中，我没想到一位历史学家的背后竟然有如此丰富而生动的故事。是时代？是才华？亦或是勤奋？与课程结缘的各位朋友刚好有幸了解到，这样一位史学大家别样的精彩人生。我们据此可以思考和体会，如何能够超越视听现象的本身，在一个历史的长周期上做出人生的判断与选择呢？这或许就是无数人希望汲取到的历史智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