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李达在毛主席见证下重新入党，他说：我守寡的日子结束了

毛泽东和李达，一位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战略家；一位是“中国的理论巨匠”、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和教育家。他们同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自党的一大第一次见面，就由相识到相知，结下了几十年的深厚友谊。

1920年3月，毛泽东在给同学周世钊的信中谈到：

“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古今中外的学说刲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

可以看出来，此时的毛泽东面对当时纷繁复杂的各种主义，还感到很迷茫，也还没有建立起共产主义的信仰。但在同年的8月，他在读到一本叫做《共产党》的杂志以后，思想开始发生了变化。而这本杂志的主编，正是李达。

李达，字永锡，号鹤鸣，1890年10月2日生于湖南零陵岚角山镇的一个佃农家庭，他家弟兄五人，只有他才得到了读书的机会，少年时的李达因为目睹了清政府的腐败，产生了爱国思想，经常积极参加进步学生组织的活动。

1911年，李达进入北京京师优级师范学堂读书，后来又在1913年、1917年两次东渡日本留学，他本想学成后报效祖国，可国家战乱频繁、政治腐败、民不聊生，这让他深感迷茫和苦恼。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李达看到了希望，他开始从日本报刊和书籍中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李达在日本写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寄给上海的《国民日报》“觉悟”副刊发表，说明此时他已经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了。

1920年夏天，李达抱着“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的目的，从东京回到上海，并拜访了陈独秀，当他得知陈独秀等人正在筹建党的早期组织时，感到非常兴奋，很快也参与了进来，不仅担任了《新青年》的编辑，还开始主编《共产党》的月刊。

在党的“一大”上，李达终于和毛泽东见面了。在开会时，在座的李汉俊、刘仁静、李达人等精通外文，饱读马克思著作，经常引经据典，发言非常积极。毛泽东则表现得老成持重，沉默寡言，但他总是把大家的发言详细地记录下来，然后独自进行思考，大家都觉得他有点“神经质”。

但李达却认为这正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他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同志后来做全党领袖的作风，在这时已经显露了端倪。”

李达在“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兼宣传主任，毛泽东则在会后回湖南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1922年11月，李达应毛泽东的邀请去湖南自修大学担任校长，与毛泽东一家一起住在长沙清水塘。

湖南自修大学是一所传播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李达到来以后，毛泽东专门向大家介绍说：

“李先生曾任党的宣传主任，马列主义水平很高，特请他来担任学长，帮助大家学习马列主义。”

李达上任后，不仅主持校政、教学工作，还编写教材并亲自为学生上课，帮助毛泽东培养了很多革命人才。

1923年秋，书生意气的李达因与陈独秀意见不合，离开了他亲自参加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尽管他离开了党的组织，但他仍把提高我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作为一生的奋斗目标，他说：

“我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抱着至死不变的决心，不离开马克思主义，在个人的活动方面，决不做反党反人民的事情，决不参加任何别的党派组织，也决不为反动派的威胁、利诱的打击所屈服。”

之后李达在湖南大学担任教授，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科学。1927年，毛泽东在武昌举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宣传农民运动，李达应邀给农讲所学员讲授“社会科学概论”。那时李达已经意识到，自己擅长的就是理论研究，而革命斗争也离不开理论研究，他开始专门从事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

大革命失败以后，李达先后在武昌、上海、北平、湖南、广西等地的大学里任教，仍教授唯物主义哲学，并写出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经济学大纲》、《社会学大纲》等著作。

当时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国统区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可能要掉脑袋的，但李达十分注意斗争的灵活性和巧妙性，比如《社会学大纲》一书，虽然名为研究社会学，但里面的内容都是研究研究马克思主义科学，通过改名，他让这本书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各大书店和学校的课堂。

李达还专门给当时在延安的毛泽东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毛泽东在收到这本书后极为兴奋，他在陕北阴暗的窑洞里，借着煤油灯微弱的光亮，把这本书整整看了10遍，并写下了一万多字的批注，他还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所有的党员干部都来学习这本书。

1939年，李达受冯玉祥将军的邀请来到重庆，为他的部下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与周恩来知道以后，专门委托李达的一个学生去问他是否愿意去延安，李达当即表示:“只要有一碗饭吃，我都愿意去。”

但当时负责中共南方局的负责人博古却误会了李达的意思，他认为李达是想和党谈条件，于是十分生气地说:“去延安干革命，还讲什么条件？”

于是李达错失了去延安的机会，于1939年9月离开重庆。后来周恩来知道以后，气愤地说：“干革命难道就不吃饭吗？李达这个话的意向是无条件地愿意去延安嘛！”毛泽东对此也感到十分惋惜。

但毛泽东一直没有忘记李达，1948年初，随着解放军在国内现场上的节节胜利，他专门给李达写信：

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

李达当然懂毛泽东的意思，但他当时身在长沙的国统区，要想到解放区绝非易事，毛泽东指示华南局一定要将李达安全护送过来。1949年4月16日深夜，李达在华南局的护送下，离开长沙去香港，然后乘英国的商船抵达天津，5月14日到达了北平。

5月18日，毛泽东在双清别墅接见了李达，两人已经20多年没见，都非常高兴。李达受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所托，向毛泽东汇报了湖南的政治形势，转达了程潜决心起义、走和平解放之路的意思。毛泽东听了以后很高兴，他说李达这是立了大功。

当天李达和毛泽东聊到很晚，李达表示自己很后悔当年没有和毛泽东一起上井冈山，表示自己愧对党，愧对毛泽东，现在虽然已届花甲，身体也不大好，但一定要为建设新中国尽自己的力。

李达因为刚做完胃穿孔手术，身体有些支撑不住了，毛泽东就留他住下，还让他睡在自己的硬板床上，李达当然不肯，但毛泽东却说：“你晚上就在我的床上休息吧，我还要看书和办公，这是多年的习惯了。”李达这才接受。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希望李达能够留在中央工作，但李达却多次要求回湖南从事教育工作，于是在1949年12月2日，他被任命为湖南大学的第一任校长。

当月李达又接到毛泽东的邀请，让他到中南海叙谈，当天刘少奇、林伯渠、李维汉等人也一起去了。李达在谈话中承认了自己当年脱党的错误，并提出了想再次入党的请求。

毛泽东对他说：“早年离开了党，这在政治上摔了一跤，是个很大的损失，往事不可咎，来者犹可追。”

但随后毛泽东也肯定了李达在脱党后一直坚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推进了湖南的和平解放，对人民是有功的，这番中肯的评价让李达非常感激。

最后毛泽东拍板，同意李达重新入党，而且直接由中央办理，不要候补期，最后在刘少奇的介绍下，毛泽东、李维汉作为李达的历史见证人，李达终于重新入党了！

入党后的李达激动地说:“从此我‘守寡’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我感谢党对我的重视，使我重新回到党内来，我感到十分兴奋庆幸，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53年，李达调任武汉大学校长，毛泽东每次来武汉，都会与他进行谈话。1956年7月，毛泽东又来到了武汉，他对陪同他的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省委书记处办公室主任梅白说：

“小梅，你到我身边工作，我很高兴。但不要什么都研究研究，审查审查。我知道，我是要遵守中央和省委为我制定的那些‘纪律’的。但我可有一句话说在前头，以后我来武汉时，有一个人，白天除了我上厕所外，随时可以来见。”

梅白试探性地问：“是不是李达同志？”

毛泽东高兴地说：“是的，只要他来，随时能见。”

有一次李达在见到毛泽东时，叫他“主席”，毛泽东连忙打断他：“以前我叫过你李主任吗？现在我叫过你李校长吗？你以前叫我润之，我叫你鹤鸣兄啊！”

李达又对毛泽东说：“我很遗憾呀，没有同你上井冈山，没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毛泽东却说：“你遗憾什么？你是黑旋风李逵，你比他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你有三板斧。理论界像胡适、梁启超这样的大人物，都挨过你的板斧，你在理论界跟鲁迅是一样的。”

李达走了以后，梅白问毛泽东：“您刚才说的那些话，能否发表出去？”

毛泽东说：“他是理论界的鲁迅，还要我评价什么？历史自有公论！”

这句话既是对李达最好的评价，也是他和毛泽东几十年来革命友谊的最好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