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卷第3章《矛盾重重的帝国》之一

当最后一个敌国被秦灭亡，秦王成为当时文明世界的主宰时，他和他的大臣们都充分意识到他们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正如一位朝臣所评论的，他们超越了传说中那些圣人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现在他们着手制定新的法规，为人类历史创造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大一统的时代。

在制定一个新的帝国秩序过程中，秦国遇到了大量问题，这可以从他们在短暂的统治期间 所尝试的多项改革中看出来。

秦始皇的集权

秦朝的第一个改变是为统治者设计了一个新的称谓和典范。“大一统”需要一种能够超越地域联系的制度和价值观，这种制度和价值观的绝对权威是半人半神的统治者，他将作为天上诸神的代理人来统治整个世界。

秦的统治者声称自己为“皇帝”，这个称呼仅仅译作“君主”是远远不足的。“帝”是商朝最高的神。到战国时期，它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创造人类文明的那些传说中的文化智者都被称为“帝”，这个字特指他们具有超人的力量。秦早期宗教中的青、黄、赤、白四位神也被称为“帝”，它们与四个方位相应，由此也象征着宇宙。

把“帝”这个头衔用作自己专属的称谓，强调了秦的君主所具有的上帝一般的权力，前面再加上一个“皇”字来强化至尊的感觉，“皇”字通常表示“闪耀”或者“神奇”。通过称自己为“始皇帝”，秦国的第一位君主宣布自己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是秦二世、三世、四世，以至于万世的初祖，他的统治可以延续到永远，如同他的王国可以延伸到整个宇宙四方。为了超越人性，获得不朽，始皇帝登上泰山，开启了和上天进行沟通的“封禅”祭礼。

为了给这个至高的封号奠定基础，始皇帝巡视了新近开拓的疆土，把他的丰功伟绩镌刻在高山险壁上。其中有六篇刻辞保留了下来：

“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 “泽及牛马，莫不受德。”

它们赞扬了始皇帝无比的恩泽推及四海，他的权力和恩惠遍布整个世界。秦朝第一个丞相吕不韦发起编纂的哲学著作《吕氏春秋》中也认为在一个紧密联系的进程中，有一种宇宙的循环周期，即所谓的五德终始，始皇帝遵循上天的旨意，使他走向权力之巅，这是一种不可改变的神旨zhǐ。

一项庞大的建筑工程把帝国都城建成了世间万物的微观写照。新皇宫以北极星和北斗七星的“紫微宫”格局建立，矗立于宇宙中心；秦收缴了战争所征服国家的武器，熔铸成巨大的十二“金人”，代表了各个星座；此外还按照被征服国的宫殿样式，建筑了大规模的行宫，使其成为一个宇宙的缩影。

这些仪式和建筑强调了皇帝作为天下之主的地位，而且建立了一套制度，旨在强化中央集权，统一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文化领域的变革。鉴于诸国都有自己的书写体系，秦政府发明了一套新的非字母的简化书写规范，在全国通用。这减少了字体的复杂程度，将周代大篆字体曲折的笔画变成一种更简单的笔画形式。由此，秦朝的文字系统大概比之前简化了25%。

新的书体被刻成石经，或者刻在由政府监造的器具上，或者以公文的形式在帝国范围内公开展出，从而使新的书写文字得到宣传推广。在此之前，由于不同地区人们的口音不同，无法进行口头交流。而这种通用书体使人民之间的书写交流从此成为可能，因此被各地人民普遍接受。这种书体在西汉的大多数时段仍在使用，最后被一种更加简化的字体“隶书”所取代，而后者的书写速度更快。

这种整个帝国通用的 书写方式的发展演进，最终导致了国家学术的形成，它能够控制文本的传播以及对它们的阐释。在汉代和后来的文献中，秦的文化政策被称作“焚书”，但这实际上并不是一种破坏，而更是一种强化统一的政策。丞相李斯认为，国家要做的是禁止援引理想化的古代制度来批评当前制度。按照这种原则，他下令没收了《诗经》《尚书》以及私人撰述的哲学著作，将之藏于皇家图书机构，只供那些国家指定的学者进行学习研究使用。实用类的书籍，比如医药、卜筮、农业、种植等书籍并 不在禁止之列。秦政府深信一个统一的帝国需要一个统一的信念，它力图通过减少人们和书籍jí的联系，来控制政治思想的统一，但并没有对书籍进行系统的毁灭。最终的灾难其实是发生在公元前206年，当项羽军队攻入咸阳、劫掠秦宫时，把秦朝的皇家藏书付之一炬，夷为平地。

汉朝的文献记载 认为秦朝极其敌视学者，尤其敌视建立在儒家传统之上的那种古典学派，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秦始皇向儒生们咨询关于“封禅”祭祀方面的仪式，而且他的刻石也大量引用了典故，全部由《诗经》中的韵律写成。前文提到的《吕氏春秋》 包括了所有的知识传统，其中也包括了古典主义。

在国内建立并推广一种标准化的重量、尺度，并将这种标准化也延伸到管理和商业领域。即使是车轴的宽度也有标准，因此马车和战车就能沿着相同的车辙前进。统一铸造的标准长度、重量和容量的青铜器模具被分发给地方政府官员，强制商人阶层使用，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这些由政府监制的青铜器具 在很多考古遗址中被发现，甚至边远的东北地区也有。官营的匠局被要求每年检查和校准他们的重量、尺寸单位及平衡器。匠局或者店铺，以及负责的官员都把标志镌刻或者附加在器具底部，作为他们遵守统一规范的保证。如果不能做到这点，就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为了制定统一的价值标准，秦国铸造了青铜钱币，标有“半两”，这是铜币本身确切的重量，而以往战国时期青铜币上所铸的面值则都与其本身重量无关。据《汉书》记载，随着青铜币的发展，如“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从此成为器饰宝藏”，不再用作钱币了。

统一字体、文法、度量衡、币制、法律，在今天看来是最正常不过的，但在公元前3世纪，这需要在想象和实现之间完成一个变革的跨越。在欧洲，这种变革是2000多年以后，直到法国大革命才出现的事情。

一个统一的帝国在中国是全新的政治形式，标准化对于有效地管理和统治如此广大的国土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帝国内的民众而言也是如此。其中很多变革给予君主体制一种更为直观的形式，也给人们传达这样一种信息：必须服从统治者和他的政府。

为了完全地把帝国联为一体，把控制范围之外的地区排除在外，秦始皇修建了以都城咸阳为中心、呈扇形向四周延伸的道路网，用来调遣军队，派遣官员、信使，以及促进商业。其中有一条叫作“直道”，从咸阳出发，纵深960公里，直抵蒙古腹fù地。这条道路曾经运送过修建长城的原料，它的一些道路至今仍有所保留。秦的皇家道路长达6800公里，到了汉代，这个道路网继续扩展。中国地形复杂多变，因此这些道路不仅仅是简单的土路，还需要架设石桥、栈道，或者采用加固措施，用以越过河流或穿过高山，还有用木柱支撑于危岩深壑hè之上的木构道路。这个交通体系还包括用以休息的驿亭，赶路人可以在里面吃饭或睡觉，另外还有邮递驿站，可以供信使们换下已经跑累了的马匹。

从睡虎地出土的法律文书中，我们可以知道秦朝在道路边建立了检查站，旅客们必须缴税、出示证件后才能继续前行。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汉代。有很多文献提到出入都城地区的证件，有的时候官员还会遇到伪造的证件。在冬季，道路可能会禁止出行，在边疆地区会禁止牲口运出边塞，以及拘留道路上行走的陌生人。检查过关证件的驿站在必要时也可以用作拘留所。道路网在秦帝国内四通八达，但它受高度控制，仅被用于国家目的。

道路网为皇帝巡幸的宏大仪式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皇帝个人借此可以在他的领土内巡视。秦始皇在10年时间里，巡幸新的东方诸郡多达5次以上。

除了道路之外，秦朝在北方还利用水路进行运输，他们在关中地区修建了几条运河。在南方，水路出行更为普遍，因为这个区域地形复杂，修筑道路殊为困难，乘船则方便得多。

当秦朝致力于开展庞大的建筑工程，把帝国的各个地区连接起来时，也同时限制了帝国内部向域外地区的人口迁移。在战国时期，北方几个诸侯国的势力已经扩张到游牧民族生活的草原地区，并且修建了城墙来维护自己扩张的领地。由于他们越来越注意到这些北方民族及其生活方式与自己相迥异，中国人就开始把自己的生活范围定义为“中”，相反，北方民族就属于“外”部世界。这不仅仅是从地理位置上讲，而且是文化上的不同。这就好比希腊人把自身和波斯敌人相区别开来时 所依据的差异。

通过建筑长城的形式，这种强烈的感觉差异表现得尤为突出，在秦代达到了顶点。为了捍卫帝国边防，秦朝把早期北方边塞的诸国城墙连接为一体，构成了一个浑然一体的防御工事，来捍卫这片新近征服的地区以及北方边疆的其他地区。城墙的目的是阻止从北南下的部落民族，尤其是匈奴，“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司马迁的《史记》说，将军蒙恬负责统率30万名工匠来完成这项工程，都是在极其艰苦卓绝、人迹罕至的地区。

集权化的最后一个表现是农民劳役制度的系统化。税收主要有两种形式：田赋和人头税。在汉代早期，田赋大概是十五税一，稍后降到三十税一。虽然这个税是按照谷物收成来收取。但由于国家无法衡量各户家庭具体的收成，因此它实际上是按照土地的数量多少，并按照每块土地的预期收成来收税，因此在农业歉收的荒年，这种按照预期收成来收的税仍然是沉重的负担。

人头税（即所谓口赋）通常每年以货币方式征收。未成年人减半。秦朝通过这种按人头抽取的税收来规范人民的行为。比如，由于父亲和成年儿子一起生活，国家会加倍收税，即所谓“民有二男不分异者，倍其赋”，因此他们就愿意分财别居，自立门户，从而能耕种最大数量的土地。国家户口数量加倍，同时也就增加了可供服兵役的男丁数量。

除了纳税之外，农民的第二个义务是每年在国家公共工程中服劳役。虽然在不同历史阶段，服役时间有所变化，但原则是所有成年男子都必须无偿服役一定时间，这在汉代时是每年一个月。服役内容是在国家建筑工地上劳作，或者在郡县里担负其他名目繁复的义务，诸如运输货物、修建宫殿或官署、掘矿、修桥铺路、疏浚河渠等等。

秦的继承者和敌人：汉

秦朝只存在了20多年就灭亡了，经过几年的楚汉内战，最终被汉朝取代。由于秦朝是历史上第一个统治全中国的王朝，因此它仍然是管理一个帝国的唯一范例。因此汉代延续了秦的很多做法。然而，汉代之所以能够比秦朝国祚长久，得益于它善于通过摸索或者以渐进的方式变通秦的举措，而且经常颇不情愿地采用一些新的控制手段。

秦的第一代皇帝没能有效地根除地方势力派别，没能确保人们普遍接受一个绝对专制的权力。秦始皇的统治实际上是一个区域对其他区域的统治，而且由于秦坚持它独一无二的地位，事实上阻碍了建立一个完整统一的帝国。那些受到压制的旧时代各诸侯的家族势力 在后来推翻秦朝的起义过程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汉代的开国者刘邦出身卑微，这种背景起初似乎令他处于弱势，但最终却证明是一种优势。因为这意味着，汉朝从一开始就和所有旧诸侯的区域社会没有联系，因此，它的统治完全建立在了建国者的贡献和能力之上。

《史记》中有段对话，说明了这位新统治者是如何战胜他的对手——项羽的：

高祖置酒雒阳南宫。高祖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项羽慢而侮人，陛下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 害之，贤者 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

高祖曰：“公 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 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对秦始皇而言，在人世取得胜利的诉求后，是用君权神授的主张来补充自己的权威；然而汉代早期更多通过一种由超自然力量的形式来支持皇权，司马迁在其著作中叙述道，汉高祖的母亲由一条龙——赤帝——使其受孕。于是，高祖就具有了一副非凡的面相，且有五彩祥云在他头顶上空盘旋。作为赤帝之子——高祖初次反秦时，斩杀了一条白蛇，这条蛇后来被证明是“白帝”之子。不同颜色的“帝”的轮替，标志着每一个阶段都被后一阶段征服。

随着朝代的更替，帝国权威的合法性继续变得越来越强大。汉武帝引进了很多新的崇拜仪式来宣扬皇权，最著名的就是社稷神。通过建立对上天的崇拜，儒家学说上升为知识的绝对权威。

皇帝无与伦比的地位在很多制度和规范中得以体现。所有的政府职务和报酬都来自皇帝的恩赐，授予农民不同等级的功勋也都来自于皇帝的恩惠。皇帝是最高的法官、最终的裁决人，而且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宣判死刑，还具有大赦天下死囚的权力。

皇帝还有一套独特的礼仪仪式 和一系列精致豪奢的规则。与宫廷连为一体的皇家宫殿占据了都城一半的面积。这些建筑都是为精心准备的仪式而建，所有的朝廷官员都在这儿跪地向皇帝称臣。另外，皇陵逐渐形成了一组人工山脉，俯瞰长安城，一些祭祀活动在这里频繁举行，并且伴随着歌舞。陵邑的居民守护着皇陵，这些陵邑的建设只是为了捍卫皇陵。

皇帝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自我称谓——“朕”，也只有一个字单独用来描述他的死亡——“崩”。特定的颜色和装饰图案只能为皇帝所使用，此外还包括旗帜的种类、车驾的规格等等。在都城每个城门的侧边，都有三个门道，中间的门道只供皇帝使用。任何做出冒犯皇帝之举或者破坏与御道有关事物的人，都会处以死刑。

通过上述方式，皇帝成为帝国的中心、政权的来源。一些攻击“东方专制主义”陈词滥调的西方学者辩解说，当时的官僚设定了一些方法，比如通过祈求天降灾祥来检测皇帝的权力，从而获得一种“分权”的错觉。另有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帝国真正的权力存在于官僚群体，皇帝则如同当今的英国女王一样“统而不治”。无论这些论断背后的动机如何，它们都是错误的。

对此最为明显的一个表现，是决策权由正式官僚集团向皇帝周围的人——宦官或外戚集团 转移。这种由“外廷”转向“内廷”的权力转移在汉武帝时期被制度化了。事实上，当时的官僚们远远未能发展出监督约束皇权的力量，未能形成有效的影响来左右皇帝的政策，他们充其量只是由别人制定政策的执行人。

然而，皇帝们的确是依靠他人来向他提供信息，因此对宫廷之外的事物一无所知。同样，很多皇帝和常人一样，相对于工作而言，他们更喜欢悠闲惬意，因此也很乐于不去管制别人。

（注：以上内容经删节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