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卷第3章《矛盾重重的帝国》之二

除了加强皇权之外，汉朝 把当年秦朝强加给新征服地区的所有政策执行得更加彻底。秦朝统一的文字被继续使用，秦朝将都城建成帝国学术生活中心，汉朝仍然沿袭。与此类似，秦的法令也还是帝国统一的核心工具。虽然汉朝最初尝试简化秦的法律，使它们显得不那么严厉，但很快 汉朝就大规模地沿用了秦的模式。

汉朝政府还沿用秦朝统一度量衡和统一货币的政策。在汉代，当年秦国的“半两”钱让位于稍微小一些的汉代“五铢”钱。这种钱币重量为5“铢”，相当于今天的3克重，它后来一直流通到唐代。政府垄断了货币生产，让货币的成色十足，以至于制假币者没有利润可言。铜币有一圈坚硬的边缘，据说是为了防止铸假币者磨掉铜钱的边儿，积少成多，伪造假币。

根据记载，在西汉的最后一个世纪，帝国铸造了280亿枚铜币。虽然这与国家强制用货币缴纳人头税和其他税收有关，但如此大规模的铸造数目还是令人惊讶万分。另外，这个数目巨大的货币流量意味着当时存在一种相当大的货币经济，只有通过政府的力量才能强制推行用一种金属 来表现统一的抽象价值。到了东汉，皇帝的赏赐或者个人财富通常都以现金来衡量，一些社会活动——比如掩埋水灾后的尸体——也都是按照人头付给钱币。

如同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汉代推进了秦代历法。在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宣布使用年号“太初”，选择了一个五德终始的新开端，并相应地修正了历法。他还开始用重大事件或者与他有关的丰功伟业来命名不同的统治阶段，以此使自己永垂不朽。除了改革旧历，他还宣布使用“元封”年号，来纪念他的第一次“封禅”祭礼。把皇帝及其功绩与时代结构连接起来，在创造一种共同的帝国文化的过程中 成为一种意义深远的因素。

在新朝和东汉时期，随着对时间计量、天象观察变得越来越精确，历法也进行了两次修正。今天，人们理所当然地拥有精确的历法，但是这些历法其实需要对天象进行千年之久的观察和修正。中国历法以阴历月为基础，但由于阴历月份是在29天和30天之间变动，一个正式的历法应确保帝国的每个人都知道哪一个月是29天，哪一个月是30天。由于太阳历的一年是接近365天，它决定着季节，不是精确的12个阴历月，故后者每隔几年就需要加一个月份来调整两者的时间差。

汉代继承了秦朝用钱抽取人头税的做法，并且制定税率来影响百姓的生活。为了鼓励结婚，西汉早期对年龄在15岁到30岁之间的未婚女性征收5倍于常人的人头税。到了东汉，生育的妇女享有3年的免税，她们的丈夫也享有一年的免税优惠，旨在增加人口。商业税实行双倍征收，旨在打压这种职业。同时，对于孝敬老人的行为也给予了免税的优惠。然而，这些税种可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了人们的行为。一些父母开始杀掉多余的新生儿，以免向国家缴更多的税，因此 政府最终免去了6岁以下儿童的人头税。

汉代政府采取以货币征税的方式，这是因为现金比大宗谷物的运输更容易。然而，农民要获得足够的货币来缴税，就需要做更多的活儿来挣钱，或出售更多的谷物。干活儿挣钱在有些时候是可能的，但最常见的方式还是出售农产品来挣税钱。在年成好的时候，谷价下跌，农民只得卖出更多的粮食来缴税；在农业歉收的年份，为了完成缴税的义务，他们就不得不冒着挨饿的风险，卖掉本来就不多的收获。货币税最终摧毁了农业，它也是地主势力崛起的一个主要因素。一个始终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农民怎样、在哪里出售他们的谷物。那些生活在城镇附近的农户可以把农产品运到集市中出售，但那些边远地区的农户只能把粮食卖给本地的富家大室或流动商贩，后者利用农户迫切需要现钱来压低收购价格。

秦帝国的迅速崩溃给汉高祖的内心笼罩上了一层阴影，他依靠自己的盟友打得天下，于是就分封他们为诸侯王，只给自己保留了最具战略意义的关中地区。虽然后来皇帝设法除掉了这些前盟友，用他自己的亲戚替代了他们，但在汉代建立后的前50年里，半独立的诸侯王们统治了超过一半的帝国面积。只有到公元前154年 朝廷击败了诸侯之乱后，汉朝才真正成为一个统一的帝国。在此后的两个半世纪里，政治的统一使得汉朝在几个根本方面逐渐从秦的模式中解脱出来。

第一个转变，是摒弃了普遍义务兵役制，以及与此相关的对农业人口的直接控制。这种农民普遍服兵役的组织原则——汉朝直到消灭诸侯国叛乱时仍然在使用。随后，不再有真正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了，而在北方前线对付游牧民族匈奴的战争中，农民的步兵团不适合草原作战，也无法用于防备。另外，短期的义务兵役不足以让战士们弓马娴熟，边境驻防和深入草原的长途征战都亟需一种新式的军队。

于是，汉朝逐渐停止了对农民的大规模动员和训练，它用所征的税收来雇用一支长期的职业军队，招募一支非汉人的骑兵武装。最终，那种对农民常规化的动员和训练一并被彻底取消了，与之一起撤销的还有与此相关的政府机构。从那时起，直到中华帝国的终结，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恢复这种强加于农民之上的义务兵役的做法。

第二个转变，是政府开始组织和赞助文学艺术。战国时期的诸国政治是战争的发动机，主导政策和统治合法性的信条是“富国强兵”。随着公元前154年平定“七国之乱”后，通过军事力量维护政权的需求被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政府日益寻求 以一种中华文明代言人的身份来对国家进行统治，这种文明体现在信条、帝国学术以及经典美德上。于是，政府所致力的对文化遗产的捍卫和扩张，成为国家事业的核心内容。在汉武帝统治时期，学者的职能被限制在周朝的典籍上——实际上多是儒学。到了西汉末期，超过三万名学生进入到皇家学术机构，它成为文人学士走上仕途的一条主要途径。

汉代秩序的最后一个主要转变，是出现了一种新形式的社会精英阶层，他们既能致力于对帝国事务的奉献，也具有建立在土地和社会关系网络之上的地方权势。这种新势力在帝国的政策中没有基础，事实上还曾经遭到过西汉朝廷的强烈反对。但从长期来看，它被证明是最为关键的一种转变，使得帝国体系在王朝更替中仍然得以存在。

曾经在秦朝受到压抑的精英贵族和地方权势之家在诸国战争和西汉早期得以恢复，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在消除早期贵族残余的同时，他的政策也在制造出一种新形式的地方权威。他的抑商政策引导人们用经商所赚的钱来购买土地。同样的，任何在朝廷任高官、赚大钱的人，或者在郡县当官的人，都希望通过投资不动产的方式，把这种转瞬即逝的权力变成持久的财富。增长的税赋把处在财政困境边缘的农民 推向了高利贷者一边，最终导致农民破产。农民被迫把土地贱卖给有钱人换钱，同时也不得不为这些地主当佃户，这近一步推动了土地的大规模兼并。

有几个方面的发展有助于说明地主所有制为何能取得胜利。或许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东汉是在包括皇帝本人在内的大地主们的共同联合之下建立的。以洛阳为中心的朝廷抛弃了关中地区的军事传统。随着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废除，对个体佃农的控制不再是国家权威的基础。因此，这个时期的政府不再把希望寄予对农民抽取的劳役，而是把政权的基础根植zhí于地方的权势之家，因为后者把政府视为自己的保护者，同时他们在政府中的职务也成为其谋取财富的来源。帝国政府的这种控制模式贯穿了后来的各个朝代。

秦的败亡及其后世之谜

秦朝既是帝国的模范，又是被批判的标靶，集二者于一身，这在后来产生的种种历史神话中得以反映。它的突然崛起和灭亡，成为后代中国人关于秦及秦帝国特征的一个印记。

在秦始皇于公元前210年去世后的4年里，秦帝国在全国性的大暴动中垮台了。它曾经拥有的战无不胜的军队一次次被打败，新都咸阳被敌军付之一炬，秦二世被杀。

秦遭受这场灭顶之灾的原因，成为后来汉代早期几十年里人们讨论的中心话题。虽然这些谜团通常集中在对秦朝道德或智慧缺陷的思量中，比如过分残暴的法制，抛弃古代先贤的智慧，等等，然而考古学和文献材料证明，这些批评都属于服务于汉朝利益的政治宣传，与秦的灭亡没有关系。事实上，汉朝政府起先毫无保留地沿用了秦代的政策，只对少数政策做了更改，比如对法律的简化，以及重新建立分封制，但都迅即被摒弃了。

那么，秦朝为什么会灭亡？关于这个王朝覆灭的原因，最具洞察力的观点是学者贾谊在秦国灭亡仅仅几十年后就指出的，“秦 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也。”

对于秦的改革雄心来说，他们期望一个新世界，帝国的度量衡、法制以及真理都出自这个新世界；这些改革的执行者们把他们在战国时期的基本制度和做法 都毫无改变地带到了这个新的帝国。对农民家庭进行直接管理，全民动员服兵役，仍然被作为国家的组织原则；另外还有一支庞大的队伍，是由触犯法律的罪犯组成的。这个庞大的军事机器对国内战争来说已非必须，它已经成为一种必须为它寻找发挥途径的工具了。

为了充分利用这些被征募的兵士，秦帝国发起了一轮没有节制的扩张和大型工程建设。这些政府行为没有任何逻辑，仅仅是为了消耗。秦国毫无目标地向帝国的南方、北方以及东北方大规模发兵征讨。与此同时，大量修筑直道和驿路；新都咸阳、秦始皇陵寝、北部边疆的长城等浩大的工程都在开始建造。

秦朝以战争和扩张立国，通过战争和扩张消耗国力，直到不再存在有征服价值的地区。这些都疏远了新统治地区的人民。最后，戍卒们的哗变导致了一场对秦国官吏和统治者的反抗和起义，中华历史上第一个帝国在建国仅仅15年后，就在战火的硝烟里崩溃了。

汉朝虽然是秦的继承者，却需要与第一个王朝的崩溃划清界限。然而，汉朝一方面吸取了秦的做法，另一方面又在批判它，这就构成了一个基本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汉朝逐渐放弃了对秦国制度的批判，而采取了对秦始皇本人的丑化。秦的崩溃被归因于秦朝开创者的妄想自大、野蛮的政治传统，及其残酷法律对中华文化和政治遗产的疯狂破坏。汉朝用这种批判把自己装扮成了古典文化传统和道德的庇护人。

在把秦始皇妖魔化的过程中，汉代的作家，以及后来各朝代的作家们，构造出一种文学修辞，秦朝那些为帝国的运作和意识形态提供了理想模式的政策 被他们描绘为狂妄自大和道德败坏的理论证据。结果，纵观整个中华帝国的历史，由秦始皇制定的政策体系的具体特征都被谴责是罪恶的。就此而言，它树立了一种道德化的外观，即人们所称的中国政治文化中的“虚伪”性，它致力于把一个为帝国统治提供了突出典范的人塑造成一个怪物。

在他们的描绘中，秦始皇不仅“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 以为固。”在许多类似神话传说的记述中，秦始皇被描述为一个妄图把他的统治意图强加给 整个宇宙和自然世界的自大狂。

尽管秦始皇的作为是一个需要审视的话题，但是它们仍然给后来的皇权统治提供了一种模式，一种纯粹的或者理想的原初形式，它虽然不被认可，但事实上，一直被后来的王朝用伪装过的方式暗地里加以模仿。秦始皇的这种不被认同的统治模式，通过一个被脸谱化的妖魔形象，昭示了它被掩盖的、作为一个生命持久的中华帝国的原初形态。   

（以上内容经删节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