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卷第4章《帝国的城市》之一

秦国的城市是人世间最大型的建筑之一，这里是一流工艺品的陈列所，是人类根据理想社会和宇宙的想象来塑造的空间。这个城市展现了一个独特的人类世界，里面充斥着构成人类文明的物质和规则。作为政治权威的主要场所，精心设计的高墙把普通民众与城市隔开，其中心地区不但为统治者和管理者提供聚会的场所，也为他们提供展示自己权威的舞台。在贸易方面，城市是流通与交换的枢纽，吸引人们把珍贵的货物运进来；同时，这里也生产新的商品，流向其他城市和区域。

在战国以前，中国的城市都是为宗教和政治而存在，居住的都是贵族及其附庸者，大部分居民以世家为中心，人口最多有一万左右。随着周天子王权的式微，绝大多数城市变成了由某位公卿大dà夫及其贵族追随者们统治的独立“城邦”。到公元前5世纪的战国时代，这些“城邦”逐渐被兼并和连接在一起，汇聚成为各个诸侯国。

诸侯列国及早期帝国的城市

近年来的城市考古证明，战国时期的城市人口、工艺品生产以及贸易都在增长，与此同时，城市构造的复杂程度也得到提高。人们开始把政治区域和举行仪式的场所 与商业区和居住区分开来。随着独立城邦逐渐被纳入国家行政管理，官吏取代贵族成为城市管理者，政治行为和世俗生活在城市外在形式上的分离 就构成了中国城市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演进。中国的城市从此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格局：一部分主要用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另一部分与政治权威紧密相关。这两部分相互制约，共为一体。

这种城市内部区划的优越性 可以在东汉的校尉墓壁画中找到依据。墓主人是东汉时期防御乌桓的校尉，壁画描绘了他曾经担任官职的五个城市。他们都是双城，即里面有双重城墙的分区，一部分用于普通民众居住，另一部分则是政府机构。虽然壁画里极少有关于居住区的具体信息，但是城市的布局、建筑、居民、政府活动等方面都画有细节，并且有注释，以说明它们的特性或功能。在其中一座城市中，还画出了校尉掌管着从乌桓买马的贸易。

在战国时期的城市里，新的建筑元素开始出现，通过建筑的高度和垂直度，来强调统治者的权力。望楼、圆柱大门、露台以及拔地而起的建筑形式昭示了至高无上的皇权，同时暗示着皇帝与上天和神祇力量之间的联系。传说这些望楼极尽高大之势，其中有的达到160米高，直与云齐。这样的高度有助于统治者俯视他的领土，并有可能监视他的邻邦。

东汉学者王充的一段话反映了建筑高度和视野广度在当时的重要性：

“坐高堂之上，眇升楼台，窥四邻之廷，人之所愿也。

闭户幽坐，向冥冥之内，穿圹穴卧，造黄泉之际，人之所恶也。夫闭心塞意，不高瞻览者，死人之徒也哉！”

在战国时期，城市里的石柱门或者门楼（即所谓“阙”），都专门设计成高大的样式，来表现统治者的权威。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当商鞅开始在咸阳建造秦国新都时，第一个修筑的就是“冀阙”。与此相似，公元前3世纪末期，汉朝新都长安的门楼也备受瞩目。汉代的祭祀文献和诗歌强调说，只有天子才有资格在大门口的两侧各配一个门楼，门楼的高度必须与宫殿主人的级别相符合。门与门楼搭配的这种建筑风格在战国时期初具雏形，到汉朝时则逐步成熟，它由此变成了一种比城墙更能彰显权威的建筑标志。

这一时期，人们也开始修建带有大平台的露台，使外来者震撼于其主人的财富之多以及其目之所至之广。考古发掘发现了战国时期为修筑这些露台而建的大面积的夯土基，该时期青铜器上的纹饰也描绘了这种土台，四周环以阶梯，顶部筑有木结构，曾是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

还有一种逐级升高的平台。考古遗存证明，在战国时期，它们是大型宫殿建筑群中最醒目的建筑元素。在一个由一系列房屋和走道组成的建筑群中，平台是其中的核心部分。在当时，建造真正多层建筑的技术仍很落后，因而这种设计使得建筑就像是从城市中拔地而起。最著名的案例就是秦国都城的冀阙，其构造形象也被模仿和复制得最多。

这类高出普通百姓居住区和商业区的宫殿建筑群显示了统治者视察其领地的权力——他能够看到所有视野之内的事物，同时还向人们昭示，所有人正处于他的监督之下。同样重要的是，普通民众无法看到这些高大建筑里面的情况。这就使统治者拥有了 能够研究他的民众或者敌人的一举一动却不暴露自身的能力。

一位精通玄奥艺术的大师曾经建议秦始皇，作为一位统治者，他应该秘密行事，远离邪灵，而且应该永远不要让人知道他所在的位置。另外，他们相信人可以通过登高的方式达到天帝神灵所居之处，所以统治者应该住在高塔之上，通过阶梯一步步通向神灵，并获得长生不老。根据这个建议，秦始皇修筑了逐步攀升的和两旁有围墙的道路，把他的270所行宫和望楼连接起来。在这座巨大的建筑群中，任何泄露秦始皇行踪的人都将被处死。皇帝只在咸阳的主殿与官员议事，在其他任何时间都无处寻踪。同样，当秦始皇死于出巡东部沿海地区时，他的尸体被置于封闭的马车中运回咸阳，车驾中塞满了鱼，以掩盖开始腐烂的尸体气味，避免皇帝死去的消息为外人所知。

这类用以掩盖皇帝行踪的逐渐升高的走道建筑被汉朝沿用，百姓甚至朝堂官员由此目送皇帝远去。纵观整个帝国时代，中国统治者总是被隐藏在“紫禁城”的深宫高墙之后。即便对皇帝的官员而言，获准觐见也属恩惠，倘若能靠近他，更是至高无上的荣耀。在古罗马、中世纪欧洲或印度，当地的统治者都经常出现在公众面前，接受臣民们的献礼，并且公开主持仪式以彰显皇家礼制。中国的皇帝则与此不同，他们通过隐秘和不可捉摸来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

关于双城布局的其他部分，如平民居住区、商业区、手工业区等我们都所知较少。离政治中心区越远的地带，书面材料和考古发现材料就越稀少。

汉代都城的居住区由主街道构成方格 来进行分割，然后再由围墙分成不同区域，由低级官员和一些权势之家管理。主干道边上布满了贵族或富人之家，而小巷里则居住着稍微贫穷的人，比如哲学家庄周就是“处穷闾陋巷，困窘织屦”。这种小巷非常狭窄，不能够容纳那些往来于大道通衢的大型车马，房屋也很低小破旧，处境可怜。这里的居民通常是那些不名一文的作家，沉迷于歌曲或者劣酒的败家子，或者罪犯。而通衢大道上则住满了峨冠博带的高级官员。

居住区的中心是“市”。从出土的墓葬艺术可以看出，市场及其周边地带是商人和手工艺人的主要活动地带。市场中矗立的多层望楼成为一个高耸的标志，代表着政府权威，好比宫殿一般，同时它所具有的方格状布局也是政府秩序在城市外围地区的体现。

在东汉国都洛阳，市场管理官员及其副手共有36个手下。他们的职责是确保市场上售出的货物能有足够好的质量，价格也符合一定的标准，这个标准是由买家和卖家每月一次共同协商后 授权制定的。根据秦律，在市场上销售的商品都必须拴一块价格标牌，标明它的实际价格。每天结束，所有的交易，以及与钱有关的记录都被收集在一个专门的盒子里，供官员检查，并以此收税。

官员们也会出售官家多余的日用品或者官制的物品，或许还会对交易记录的公证收取一笔费用。望楼的顶上是“旗亭”，里面有一面旗帜，在最顶部的阁楼里还放有一面大鼓，每天为市场的开放时间发布信号。东汉的一首诗记录了长安城市场中的一座望楼，它一共有五层；另一个汉墓画像砖上描绘了成都的一个市场，画中的望楼只有两层，但也是市场中最高的建筑，市场里所有的人都看得到。

政府权威在市场中的第二个表现是方格状的布局，这被称做“坊”。在上述描摹成都市场的画像砖上描绘了一个完整的广场，四周各有一门，两条主干道交叉而过，分别通向两门之间。望楼位于市场正中心。这个图案是当时经典观念中 国家都城的一个微缩版，如同战国晚期《周礼·考工记》中所描述的那样。

市场里有四个区域，其中每个区域都被几排单层建筑所分割。这可能是商铺，它们都按照所售卖的商品来分区。在四条主要大街上一直有来来往往的行人。最重要的商铺沿着主要大街排列，差一点儿的商铺就分布在小巷里。市场里这类方格式布局在当时的诗歌和文字记载中也有反映，这些文字强调了商铺排列的整齐划一，以此证明帝国的强大，以及 其威加海内的秩序感。

考古发掘的材料，以及新近发现的文书，都向我们提供了更多有关汉代都城市场的情况。长安城里有两个市场。东市大约50万平方米（这比现在美国最大的超市都要大四分之一），西市有25万平方米。两市都被5—6米厚的围墙环护。商人们背靠围墙修建他们的货栈。东市主要是商人的摊位，西市则是主要的生产区域，这里有专门为皇陵生产陪葬陶俑的窑炉，有生产官办铁器的铸铁铺，以及私人经营的丧葬用品作坊。

成都画像砖上的市场也是分为四个区，而都城长安的市场则被分为九个区。这些区中的摊点都经过规划，如同秦律中所规定的那样。所有经营同类商品的商店被安排在一起，每一列商铺或者摊点都由一位富有经验的商人来负责管理，确保他这一列摊点的整齐划一。就像管理百姓一样，这些商人也是每五个人分为一组，设“伍长”，互为担保，实行连坐和告奸制度。

市场还被用作公开惩处罪犯的场所，包括施加鞭刑和处决人犯。经常有主犯被枭首，其头颅或者尸身就被挂在市场上示众。汉代记载礼仪制度的《礼记》以及战国时代的军事论文集《司马法》，都把市场和朝廷分别比附为进行处罚或者表彰的场所。这就是政治法学中所说的统治者“两端”的权力。

相对来说，市场是能够进行大规模集会的地方，因此最有条件成为统治者向民众传递信息的场所，无论这些信息是采取语言、文体、货币的形式，或者干脆是一具被腰斩示众的尸体。

吕不韦，这位秦始皇年轻时的秦国丞相，曾经资助编纂了著名的哲学文集《吕氏春秋》。为了向世人宣布该书的编纂完成，他断言此书已经囊括了所有著名的学说观点，他把此书放置在咸阳的市场大门口，并且在书的上方悬挂了装有一千金的钱袋，然后声称，谁若能加减书中的任何一字，这一千金就归谁所有。另一个类似的故事讲述了商鞅在施行变法时，曾经在市场中向人们宣布，只要能完成他所规定的一个简单任务，就可以得到现金奖赏。最后，商鞅兑现了他的承诺，以此表明法令的真实有效。

然而，市场毕竟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公共场所，里面充斥了来往的民众、商贾的交易以及各种公共场景，所以它并不完全处在政府的控制之下。这里会出现各种人群的违法行径，包括商人、游侠、游手好闲的年轻人、萨满教的狂热信徒、特殊的占卜者和游医等等。这些群体都以他们各自的方式挑战着地方权力。

虽然商人没有直接的政治挑战，但是他们的财富使他们过着比地方政治权贵更奢侈的生活。商人们令人羡慕的财富诱惑着官员们贪污腐败，也吸引农户远离土地，改变那种在田地里辛劳、向国家缴税服役的生活。商人以财富为标准，而官员以等级来衡量，这两种等级划分的秩序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冲突，它最后外化为这种双城结构的城市布局，同时由于政府禁止注册在籍的商人及其后代谋求政治上的地位，使得这种冲突更为恶化。该时期历史文献中经常出现商人违背国家奢侈禁令的记载，描述他们从自由农民手中购买土地和服务。

除了藐视政府的奢侈禁令，商人拥有的财富还挑战了法律的效率。当时有一句谚语说，“千金之子，不死于市”，也就是说，有钱人不会被公开处死。负责铸币的官员有时会和奸商勾结，密谋伪造和操纵货币。于是，国家的拥护者总是害怕市场成为一个政府掌控之外的法外之地。

那时的人们通常会聚集在市场中，谈论趣闻逸事，寻欢作乐，听某人夸耀自己的政治抱负。最常见的场景就是某位知名人士，乘着美轮美奂的车驾，穿着精心裁制的衣冠，招摇过市。或者就是某些野心家为了寻求公众注意和支持 而进行的某种政治公演。

和其地方社会一样，地方精英的服饰打扮也成为人们争相效仿的对象。有一首当时的民谣这样唱到：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

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

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城市居民成为引领时尚的风向标，而这也挑战了政府的权威。据当时的政治文献记载，统治者的服饰品味才应该成为其他人仿效的对象。

市场中的暴力和犯罪通常都与屠夫或“少年恶子”有关，但更危险的则是流浪的“剑客”或“游侠”——这些人往往有着复仇情结，处事极端，或一诺千金，或以死相搏。描写汉代都市的诗歌都会选择市场作为情境来描述这些人及其追随者，他们更多地被描述成唯利是图之人，即土匪、绑架者、盗墓人，以及受雇佣的刺客 等等。暴徒们往往结成职业杀手组织，威胁官员，或者向他们行贿。东汉时期的文献把这些人形容为怀揣复仇情结的“私刑缔造者”，威胁要取代政府法制。

屠户这类常常与剁肉放血打交道的人，构成了市场中另一类别的暴力分子。他们居住在特定的区域，与其他生意形成鲜明的对比，不仅是因为他们出售的商品，还因为很多有声望和财富的客户会来这里找帮手，所做的生意远不只是去割点儿新鲜猪肉那么简单。

“少年恶子”所具有的暴力倾向与前两种有着紧密联系，因此也是一个更为广泛的社会人群。司马迁《史记》中记载的大量犯罪头目都被年轻人所崇拜和模仿，或者他们会直接参与这些违法乱纪的活动。“闾里少年”为了金钱常常铤而走险变为暴徒或者剑客，另外还有一些年轻人则成为某位任性皇家公子的喽啰，帮助他抢劫、杀人，以此为乐。政府雇佣“酷吏”本来是要压制地方豪族大姓，但有时候这些被雇佣来的人，本来就属于这些团伙，或者和这些团伙一起为非作歹。

在和平年代，“少年恶子”通常被描绘成没有正当职业的流浪汉，他们在市场中聚赌、斗鸡、赛狗。然而在社会动荡的时候，城市里的这类团伙就成为被征募者的主要来源，参与大规模的仇杀或者起义。很多抗秦起义的领袖传记证明，其第一批追随者都是从这些年轻人中招募而来的。

汉代的创立者刘邦也被描述成一位典型的浪子，他不治产业，整天与朋友在酒馆大吃大喝，为此被他父亲认为是“废柴”。他早期的追随者萧何、曹参，以及樊哙等人，都被认为是“少年豪吏”——他们都是豪放的年轻人，或有抱负的剑客，在政府中担任着低级职务，有志不得施展。在西汉末推翻王莽新朝的起义中，也主要依靠的是这些四处游荡的年轻人。早期的历史记载证明，在市场中啸聚的暴民和年轻人在社会安定时期只是单纯的不法分子，但在王朝更替的混乱时期，他们常常扮演了重要角色。

最后一个社会不安定因素由那些异域方士组成，尤其是术士和巫医，他们也聚集在市场中，挑战着政府权威。这个群体一直饱受谴责，因为他们总是声称自己掌握了超自然的能力，故意诓骗无知的农户，以方术、医药以及相关的宗教迷信手段谋取财富，并且诱骗四处游荡的少年，致使他们不务正业，追随这些声名狼藉的组织。

关于术士巫医的记载，有公元前1世纪的《盐铁论》中提到的“今世俗饰伪行诈，为民巫祝，以取厘谢……”。还有东汉末期的《潜夫论》也谴责了巫婆及其女弟子，认为她们通过向神灵祈祷来控制疾病的方法，只是哄骗民众和吸引信徒的手段。

市场，经常是拥挤喧闹的场所，所以这里的民众很可能变成暴民，甚或酿成骚乱。妓女们经常麇qún集在市场或者附近其他饮酒作乐的地方，招揽特殊顾客。当然，这里也充斥着可怜的乞丐，同时也是诸如伍子胥和豫让这类逃亡者的藏身之所，他们虽然靠乞讨过活，却一直暗藏着反叛的图谋。

尽管政府通过街坊格局以及市场管理来整肃秩序，但这些外城的居民们相对于政府理想的服务模式和层级制度，仍然显得格格不入，由此也形成了另一种游离在政府掌控范围外的城市文化。

总之，从战国时期开始的这种城市内部的区域划分 导致了城市人群的持续分化，而进入帝国时期的中国城市也始终沿袭着这样一种分化的格局。

（以上内容经删节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