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刘文飞：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上）

本期介绍 

随堂讨论

提起“俄罗斯文化”，你第一时间会想到哪些东西？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分享你的看法~

节目文稿

大家好，我是刘文飞。今天我们来谈一谈理想国译丛中的《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这本书。这是一本好书，好就好在它写得很好看，读起来很好玩，作者把俄国的文化史分解成一段段“野史”，而且大多是与作家、哲学家、画家、音乐家等文化活动家们相关的“野史”，娓娓道来。这本书虽然篇幅不小，中译本有八百多页，读起来却不感到沉重。当然，您要把书放在桌子上，然后正襟危坐在椅子上，伸长脑袋去读才行，如果躺在沙发上，捧着这本书读，那还是会感觉很沉重的。

我们说这本书好看，好读，好玩，就是因为这本厚厚的书，就是由一个又一个小故事组成的，比如此书的开头和结尾，就是两个精彩的故事。

俄罗斯圣彼得堡是如何被建成的？

全书第一章第一节，写的是彼得大帝建立彼得堡城的故事。全书开头一句是这样的：

“1703年春天一个雾蒙蒙的早上，十几个俄罗斯人骑着马穿过涅瓦河的入海口，这是一片荒凉的沼泽地，涅瓦河在这里汇入波罗的海。”走在队伍最前面的，就是沙皇彼得一世本人，到了海岸边，他翻身下马，用军刀挖起两块泥炭，摆放成十字形状，然后他用手指着这个地方，说道：“这里应该建一座城。”

可是，没有什么地方能比这个地方更不适合建都了，这里荒无人烟，甚至不适合人类居住，可是为了在最靠近欧洲的地方为俄国建立起一座新都城，彼得偏偏选中了这个地方。这里是沼泽，无法打地基，无数原木被打进地下，再堆放石头，当作建筑物的地基。这里地势低洼，海水经常倒灌，彼得堡建成后常常发水灾，普希金的长诗《青铜骑士》就描写过这样的洪灾。

25万士兵、农奴和匠人被驱赶到这里，夜以继日地劳作，在建城过程中死伤过半。短短9年过后，彼得就把俄国的首都从莫斯科迁到了彼得堡。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在《地下室手记》里称彼得堡是“世界上最人工、最蓄意而为的城市”；《娜塔莎之舞》的作者也说：

“圣彼得堡不是一座城市。它是一项影响深远的乌托邦工程，目的是从文化上将俄罗斯人重新塑造成欧洲人。”（第21页）

如今来到彼得堡的人，大多会惊叹于这座城市的和谐和优美，可是当我们了解到这纯属一位帝王的意志之结果时，就往往能体味到这座城市的建筑物中所折射出来的单调、威严，甚至冷酷。

【俄罗斯圣彼得堡今天的城市风光】

斯特拉文斯基的一生与俄罗斯文化史

全书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讲的是斯特拉文斯基流亡国外后的心路历程。1962年，这位享誉世界、80高龄的作曲家回到祖国访问，这时距他流亡海外已经整整50年。陪同他回国访问的是他的助手、指挥家罗伯特·克拉夫特，《娜塔莎之舞》的作者费吉斯借用克拉夫特的目光，很贴近地描写了斯特拉文斯基回国后的情感变化。费吉斯先对斯特拉文斯基早年的创作做了回溯，认为包括《火鸟》《彼得鲁什卡》《春之祭》《婚礼》等在内的斯特拉文斯基的早期创作，其实质就是其中包含的“俄罗斯性”。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流亡国外的俄国知识分子不同，曾是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学生的斯特拉文斯基，很早就离开了俄国，他1912年就移居瑞士，1920年加入了法国籍，1939年又移居美国，成为美国公民，他是国际音乐界最著名的“世界主义者”。

 【美籍俄国作曲家&指挥家&钢琴家 伊戈尔·菲德洛维奇·斯特拉文斯基（1882-1971）】

但是，书中写道：

“他与过去的决裂就像是一道撕裂的创口。”（第678页）

表面上看，身在西方的斯特拉文斯基对苏联持十分刻薄的态度，他对苏联音乐评价很低，也经常批评苏联。据说，1957年，有一次在餐馆，当一位德国侍者得知斯特拉文斯基是俄国人，便向他祝贺苏联人造卫星发射成功，这引得斯特拉文斯基勃然大怒。从1930年代初起，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在苏联就被禁演，他和他的作品都成了“音乐冷战”的牺牲品。但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后，在解冻时期，斯特拉文斯基却决定回国访问，“虽然他说自己想回国旅行与乡愁无关，但这种感情无疑是核心原因之一。他想要在死前再看看俄国。”（第679页）也就是说，他要看俄国最后一眼。在做了这些“铺垫”之后，《娜塔莎之舞》的作者才借斯特拉文斯基的助手克拉夫特之眼，实际上是借助克拉夫特后来写成的回忆录，来还原斯特拉文斯基在故土起伏跌宕的情绪和行为。

“1962年9月21日，斯特拉文斯基夫妇乘坐苏联飞机抵达舍列缅捷沃机场。在飞机降落的过程中，他紧张地望着窗外，看到染上秋黄的树林、草地、农田还有湖泊。据全程陪同的克拉夫特说，他在激动和强烈的情绪中哽咽了。飞机停下，舱门打开的那一刻，斯特拉文斯基现身，他站在飞机舷梯顶端，按照俄罗斯传统深深鞠了一躬。这是来自另一个时代的姿态。”（第679页）然而，斯特拉文斯基想回到的不是苏联，而是俄国，因此，他还是要保持一点矜持，面对前来接机的苏联音乐家协会主席赫连尼科夫，斯特拉文斯基拒绝与这位“官方”作曲家握手（书中写到，他还抡起手杖打了对方）。然而，随着还乡之旅的持续，克拉夫特发现，斯特拉文斯基的矜持逐渐冰消雪融了，他像是换了一个人，“他比我记忆中的任何时候都更开心”，他操起流利的俄语，与亲朋故友热烈交谈，饮酒作乐。

 全书的最后，引用了斯特拉文斯基在告别宴会上喝醉酒后所说的一段话（他是房间里醉得最轻的一位）：

“俄国土地的气味是不一样的，而这样的事物是不可能忘怀的……每个人都有一个诞生地，有一个故土，有一个国家——他只能有一个国家——而他出生的地方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因素。我很遗憾当时的形势将我与祖国分离，悔恨自己的作品没有在这里诞生，而我尤其悔恨的，是我没能帮助新生的苏联创造出它自己的音乐。虽然我讨厌我生活过的俄罗斯——也包括俄罗斯整体——的很多地方，但我离开俄国并非出于自己的意志。然而，我是有权批评俄国的，因为俄国是我的，也因为我爱它，我不会让任何一个外国人享有同样的权利。”

在引用了这一大段话之后，《娜塔莎之舞》的作者又加了一句话：

“他对每个字都是认真的。”（第686页）

而这也是《娜塔莎之舞》全书的最后一句话。这两个关于彼得堡的故事和关于斯特拉文斯基的故事，都写得像散文，像小说，它们头尾抱合，前后呼应，赋予了《娜塔莎之舞》这本书以强烈的叙事性和故事性，换句话说，也就是它的可读性和可转述性。

用故事视角理解俄罗斯文化史

不过，《娜塔莎之舞》这本书还有个副标题，叫《俄罗斯文化史》（ACultural History of Russia），也就是说，这是一部史学著作。但是，许多历史系或者俄语系的老师和学生在买了这本书、读了这本书后，可能会感到有些不过瘾，甚至会有某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因为这本历史书并不适合用来出考试题，用来复习备考，因为，它似乎没有清晰的文化史分期，没有关于每个时期文化的宏观概括和盖棺定论，甚至也没有对“俄罗斯文化”这个论述对象的内涵和外延做更多的说明，也就是说，没有我们以往在读史书的时候应该抓住的那些“知识点”。其实，这正是本书作者的有意为之，也是他的一贯风格。

这本书的作者名叫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Figes，1959.11.20.--），他是英国伦敦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专门研究俄国历史。他早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后留校任教，1999年起任教于伦敦大学。费吉斯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出版于1989年，题目是《农民俄国和内战：革命中的伏尔加乡村（1917--1921）》（Peasant Russia, Civil War: TheVolga Countryside in Revolution, 1917-1921）；第二本书出版于1996年，题目是《人民的悲剧：1891—1924年间的俄国革命》（People’s Tragedy: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这两本史著都是以俄国革命为论述对象的，写法也很相近，都运用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如乡村苏维埃的档案、私人的信件等，作者自称，他“试图展示的革命，并非抽象的社会力量和意识形态的进行曲，而是触动了真实人物之生活的事件，这个事件是由许多复杂的个人悲剧构成的。”赋予个人和偶然事件以更大的意义，用社会史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俄国革命事件，用个人史来阐释政治史，这成了费吉斯的一条历史研究路径。

 【本书作者 奥兰多·费吉思】

在这两部“革命史”之后，费吉斯写下了这部《娜塔莎之舞》，这本书出版于2002年，出版之后受到广泛好评，很快就被译成多种外语。在这之后，费吉斯再接再厉，又推出了几部比较有影响的著作，比如《耳语者：斯大林时期俄国的私人生活》（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in Stalin’s Russia，2007），此书近似“口述史”，作者查阅了俄国“记忆”协会（Общество «Мемориал»）收集到的大量私人档案，自己也采访了上千人，试图从私人的角度，从人物心理感受的层面，来再现斯大林发动的大清洗运动。有人将这部作品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和沙拉莫夫的《科雷马故事》相提并论。但是在2012年，也就是在此书出版5年后，两位美国历史学家科恩和皮杜埃对此书提出异议，因为他们发现费吉斯书中有大量史料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充满对原件的误读、曲解和滥用，由此引发一场学术风波，这场风波对《耳语者》一书影响较大，对于费吉斯的学术声誉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2010年和2012年，费吉斯又出版了两部学术著作，似然是以档案文献为基础写成的，一部是《克里米亚：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Crimea: The Last Crusade），作者以1853--1856年间的克里米亚战争为对象，利用了俄、法、英、奥等国的大量档案，试图从政治、宗教、军事、民族等多个层面来揭示这场战争的起因和实质；另一部是《给我写上一个字吧》（Just Send Me Word: A True Story of Love andSurvival in the Gulag），俄文是«Черкни мне словечко»，此书以莫斯科大学物理系毕业生列夫·米申科（Лев Мищенко）在古拉格狱中与未婚妻斯维特兰娜的通信为基础编成，1945-1954年间，对这恋人总共写下1500封信，这些“第一手材料”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更真切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氛围和场景。

在我看来，《娜塔莎之舞》是费吉斯写得最好的一本书，无论是就主题还是就写法而言。现在，我们就回到这本书上来，看一看它的主要内容。

这本书的首要问题，是对俄罗斯文化中所蕴含的“俄罗斯性”的阐释，换句话说，就是考察“俄罗斯性格”“俄罗斯灵魂”“俄罗斯理念”这样一些因素的文化显现。作者在本书《导言》的最后一段，就直截了当地告诉读者：

“本书是对一种文化的阐释，而非通史。所以读者应该留心，其中讨论某些文化巨人的篇幅可能与其巨大成就并不相称。我以专题的形式，每一章分别探讨俄罗斯文化认同的不同线索，从18世纪讲到20世纪，但是为了各个专题内部的贯通，在某些地方并不一定遵循严格的时间顺序。”（第9-10页）

作者是在告诉我们，这并非一部文化通史，而是关于俄国文化的“阐释”；此书“并不一定遵循严格的时间顺序”，而是采用“专题的形式”展开叙述。也就是说，此书的副标题《俄罗斯文化史》，就像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那样，在一定程度上是“文不对题”的。作者说他的书是“专题的形式”，他在这本书里总共讲了八个“专题”，这八个专题也就构成了全书的八个章节。

本书的前两章，都是在追溯俄罗斯民族意识的觉醒和俄罗斯性的形成过程。第一章《欧化的俄罗斯》从彼得的改革写起，写到1812年，描述了俄国在从18世纪初开始的100多年间，从一个东斯拉夫民族国家逐渐变成一个“欧洲国家”的演进过程，或者说，是俄罗斯民族在这100余年间逐渐认为自己属于欧洲文化的身份认同过程，当然，这个过程自身及其结果，都是充满悖论的，对这种悖论及其深层的民族原因、地理原因、历史原因、宗教原因以及心理原因等等的揭示，就是本书贯穿始终的一个论述主题。彼得的强制改革，一方面实现了俄罗斯国家的“欧化”，制造出了作为俄国文化之社会载体的贵族阶层，制造出了俄国文化赖以发展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彼得的改革也用力过猛，用本书作者的话来说，就是“用野蛮改造野蛮”，从而造成了俄国历史中的断裂带，造成了俄国社会上下层之间的脱节和分裂，这为俄国在之后发展道路上的不断摇摆埋下了隐患。

第二章《1812年的孩子》写俄罗斯民族意识在1812年反拿破仑战争之后的觉醒和高涨，“1812年的孩子”这句话引自一位十二月党人的表述，这位名叫穆拉维约夫的十二月党人曾说：“我们是1812年的孩子。”但是，不光十二月党人是“1812年的孩子”，当时俄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全都是“1812年的孩子”，从沙皇到农奴，从知识分子到官僚阶层，因为这场战争深刻地改变了俄罗斯人的心理，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俄国社会中的法国崇拜和欧洲崇拜，极大地唤起了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甚至是面对欧洲和世界的使命感和弥赛亚意识，这“形成了俄罗斯式生活和艺术复兴的基础”（第125页）。贵族阶层在这场“人民战争”中意识到了人民的力量，从而使民族的力量有所凝聚，对民间文化及其所蕴含了历史资源有了新的认识，俄国与西方的差异乃至对立，开始逐渐显现出来。

关于《娜塔莎之舞》的主要内容，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下一集，我们继续讲解它的其余章节，然后谈谈这本书的几个主要特色。我们下集见。

下集预告

用“个案研究”打开俄罗斯整个文化历史，得到的结论会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