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讲 萌芽到明清时期

第二章 情志疗法的历史源流

在中医药文化中，“情志”二字并称，情有思想感情之意，而志则是指志向、意志。合意而言，主要是指人的心理活动、精神思想。情志疗法作为一种非药物疗法，始终伴随着人类医学史的发展。

第一节 萌芽时期

人类有发达的大脑、复杂的心理和极丰富的思想情感，因而也就有了许多因心理原因而引起的疾病，进而在长期的生活、生产、医疗实践等各种社会实践中积累了防治情志疾病的经验，逐渐形成了对情志疾病及其他有关疾病进行治疗的情志疗法。

最早的情志疗法可能与远古人类的原始文化有一定联系。那个时代的巫，不同于后来的巫婆神汉，而是拥有一定知识、技能和从事一些精神调节活动的人，他（她）可以给人以心理导向、情绪疏导和安慰，或配合一些药物与道具为人们防治疾病。

《黄帝内经》中说：“古之治病，唯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这是由于“往古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内无眷慕之累，外无伸宦之形，此恬淡之世，邪不能深也，故毒药不能治其内，针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

在古代医巫尚未分化的时代，文化的传承人常兼有一定的医术，他（她）们采用的方法中，有相当一些就属于情志疗法，这从一些民族志学资料中可得到证实。在中国古代傩文化和萨满文化中，都曾广泛应用过情志疗法，不过都是在巫文化的氛围中进行的，有其朴素的一些合理成分。 

第二节 发展时期

一、春秋战国时期

关于心理健康、情志因素的论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就有较精辟的论述。其中《管子·内业》是最早论述心理卫生的专篇。内，就是内心；业，就是术业。内业者，养心之术也。《管子》将善心、定心、全心、大心等作为最理想的心理状态，以这些作为内心修养的标准。具体来讲，主要有三点：一是正静，即形体要正，心神要静，如能这样，就有益于身心；二是平正，也就是和平中正的意思，平正的对立面就是“喜怒忧患”；三是守一，即要专心致志，不受万事万物干扰则能心身安乐。

运用情志冲破气血阻碍，也是治疗疾病的一种思路。据宋代《册府元龟·医术》记载，战国时宋国的名医文挚，应邀为齐王治病。他诊断了齐王的病之后，对太子说，齐王的病很不好治，可试用激怒齐王的方法，或可有效，用刺激性的方法而使齐王重病得愈。据《后汉书·方术传》中记载，有一太守病重日久，华佗诊后认为须用“盛怒”激搏才可有治，于是他不断地接受诊金而不见疗效，又无故离去不再给其诊治，并且还留下了字条辱骂太守。太守果然大怒，命手下人追系华佗而又扑空，太守因过度发怒，口吐黑血，最后痊愈。

二、秦汉时期

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其心理保健思想要比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文集》更为丰富和成熟。无论是对身心疾病的社会心理致病因素、发病机制的认识，还是对身心疾病的诊断和防治，《黄帝内经》都有许多影响至今的论述，并已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如在形神关系方面，《黄帝内经》已认识到，形生神而寓神，神能驾驭形体，形神统一，才能身心健康，尽享天年。这就要求人们做到自我控制精神，抵制或摆脱社会不良风气的干扰。此外，对于个性心理特征的分类、心理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中的地位、心理治疗的意义、调神摄生的心理卫生等，《黄帝内经》均做了原则性的总结，提出了很多颇有价值的见解，是研究情志理论的宝贵资料。

东汉名医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畅言养生的重要性，同时责怪和痛斥时医、时人无视养生，是“举世昏迷”“不惜其命”，只知“竟逐荣势，企踵权豪”“唯名利是务”，实在是“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劝导世人要重生命，固根本。可见，关于情志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已经更进一步深化为精神世界的调节。

据《风俗通义·怪神》记载，应郴请杜宣饮酒，杯中有形如蛇，杜宣因此而患了疑心病，以为自己腹中有蛇。应郴得知，又请杜宣来到原来饮酒的地方，终于发现酒杯中的“蛇”原来是墙上弓弩的映像，疑病于是豁然若失。《晋书·广乐传》中更有类似的例子，故留下了“杯弓蛇影”这一成语。这些表述，也都表明了古人对心理因素影响人们精神状态的初步认识。

三、晋唐宋元时期

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对情志疗法多有记载，特别在《千金翼方》的最后记载了具有一定情志疗法色彩的“禁经”，他特意指出：“余早慕方技，长崇医疗，偶逢一法，岂怯千金，遂使名方异术莫能隐秘……斯（禁咒祝由）之一法，体是神秘，详其词采，不近人情，故不可得推而晓也，但按法实行，功效出于意表。”

早在秦汉魏晋之际，由于医疗实践的深入及历史文化的影响，禁咒祝由术成为了一个医疗学科与临床分科。隋唐太医署均设有祝禁科，还有祝禁博士、师、工、生等编制。孙思邈生活在隋唐，可以说他的学术思想是对当时医史的真实写照，带有当时的文化印记。禁咒祝由术是一种古老的方法，虽然在民间有一定的流传，但仍然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有些内容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同时，这一疗法虽有效但也有限，不能包医百病，多对一些身心疾病与情志病患有一定疗效。

孙思邈还重视性与情志的关系，认为和睦的婚姻与和谐的精神生活，对防 治某些疾病、养生保健是很有益处的。《新唐书·孙思邈传》中记载，唐初四杰之一文学家卢照邻不幸患上了麻风病，悲观至极，痛不欲生，孙思邈在长安广德坊与卢照邻有一段语重心长的交心和海阔天空的宏论，这实际上是一种语言疏导性情志治疗。

孙思邈从天地自然的变化、人的身心修养和对待疾病的态度等方面，深入浅出地阐述“体有可愈之疾，天有可赈之灾”的道理，释解了卢照邻思想上的沉重包袱，消除了他心理上的阴影，鼓舞他的人生。卢照邻备受感动，并拜孙思邈为师，评赞孙思邈“道合古今，学殚数术，高谈正一，则古之蒙庄子，深入不二，则今之维摩诘，其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则洛下闳，安期先生之俦”。实践证明，医生的知识越渊博，学术上越有权威性，文化素养越高者，也越能取得患者的信任和配合，所施行的情志疗法效果更佳。

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专有“养性”之论，不仅整理了唐以前有关调神养心方面的论述，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如在“道林养生”中的十二少、十二多，皆是对情志保健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据《北梦琐言》记载，唐朝时期京城有一位叫元颃的医生，行游于民间。曾有一妇人误食一虫，心生疑团，日久成病，数疗不效，请元颃诊治。元颃请患者家属配合，并要求配合默契，事先告诉患者家属：“现在用催吐药和泻下药，当患者吐泻时，用盘盂盛之，并且言告患者发现一小蛤蟆从盘盂中逃走，千万不可让患者知道这底细。”患者家属遵医生所嘱，治疗果然见效，此疾永除。这就是运用去除患者内心疑虑的方法治疗疾病的例子。

宋代陈无择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认为，七情的刺激是三大类致病因素中的一大类，强调了心理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中的重大作用。老年人的情志疾患较多，因为人到了晚年，通常喜欢回顾往事，而往事如烟云，不顺心的事很多，从而心事重重，自感前途暗淡，虽说“夕阳无限好”，但却“只是近黄昏”，另外还有丧偶、大脑衰老等问题。因此，在《寿亲养老书》等医籍中对老年人情志疾病及情志疗法有相当多的介绍。无论是金元四大家，还是清代四大家，或是其他医家，在临床工作中无不重视情志疗法。

金元四大家之一张子和在《儒门事亲》中极为重视心理治疗，对于《黄帝内经》的“以情胜情”疗法，进行了深入研究，还创造了怒胜思、恐胜喜、喜胜忧、喜胜怒、怒胜喜、移精变气等疗法。 

四、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情志疗法的理论在医籍中屡见不鲜，并且在许多非医籍文献中对情志疗法的成功实例亦记载颇多。在妇科方面，对妇女的郁证以及一些心理障碍的精神疗法应用较多。亟斋居士的《达生编》是一部产科专书，其认为难产的原因在于坐产太早，惊恐努力，或助产婆不当操作所致，提出首先要减轻产妇的心理负担，情志上不必紧张，以“睡、忍痛、慢临盆”为临产和分娩要诀。许多书上还一再告诉妇人，分娩乃生理自然现象，“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生产亦如瓜熟蒂落。凡此种种，皆有心理情志调治的意义。

此时期心理保健学说也有了新的开拓和特点。如《摄生集览》中提出“养神为首”，即虽然保养之法可数以万计，但养神是第一位的。在睡眠与精神的关系方面，指出不寐与情志有关，倡导“入寐之法，首在清心”。《遵生八笺》中还提倡鉴赏书画、文房四宝、各种花卉及参加游览、登高等活动，以陶冶情志，实为当今旅游、登山以健心身观点的理论之源，至今仍给我们以方法论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