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倾城之恋》：动荡的历史中，世俗与情感如何安放？

动荡的历史中，世俗与情感如何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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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笔记

一 、张爱玲的传奇身世

张爱玲的身世具有某种传奇色彩，这无疑吸引着文学青年。张爱玲1920年生于上海，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这为她的生平增添了一份没落贵族的气息。她的祖父有大量作品存世，她的父亲虽是纨绔子弟，但也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家庭的熏陶使张爱玲很早浸淫于古典文学世界。她的母亲是新派人物，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国外，母亲身上新潮的、现代的气质，构成了张爱玲精神的另一面。也正是因此，张爱玲小说承接了中国古典小说中“世情小说”的路子，同时又融汇了现代的意识和技法。

1939年，张爱玲从教会中学毕业后考入香港大学，中途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返回上海；1943年，张爱玲开始在上海发表小说，并迅速成名。那时的上海，正值日寇占领的“孤岛”时期。整座城市气氛森严，市民精神压抑。张爱玲的小说，关注上海市井、儿女情长的家庭故事，满足了民众消闲、解压的欲求。但那时她作品的传播范围，基本上还局限在上海本地。进入50年代，张爱玲的作品已不见容于主流文坛，她离开上海移居香港，三年后又移民美国。在大陆，她的作品慢慢被人遗忘。当80年代学者们重新发现她时，她因作品的陌生性和身世的传奇性，而变得神秘、引人关注。而此时，远在大洋彼岸的张爱玲依然低调、平静，直到1995年9月，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女作家病逝于洛杉矶。

二、小说简介

张爱玲的中篇小说名作《倾城之恋》，是她接受度最高的作品之一。小说发表于1943年，第二年，张爱玲亲自将其改编成舞台剧。1983年，许鞍华导演了同名电影。2006年，《倾城之恋》的新话剧版公演。2009年，电视剧《倾城之恋》制作完成。

简单来说，《倾城之恋》主要讲述了白流苏和范柳原的爱情故事。白流苏已离婚多年，一直住在娘家。前夫死后，哥嫂们便不想她住在这里，一直逼她回到婆家去守寡。一个远房亲戚徐太太想为白流苏的妹妹七小姐做媒，相亲对象是范柳原。在白家人与范柳原见面那天，范柳原看中的不是白家七小姐，却看上了白流苏。之后，经徐太太撺掇，白流苏去香港和范柳原相会。几经周折，相互试探，相互误解，相互暗暗较劲。最终，两人变成情人，并在战争的炮火中结成夫妻。

三、白流苏

看起来，《倾城之恋》的故事很像一部言情剧，但是这部小说的魅力主要不在于情节，而在于作家所塑造的人物。我们来看看小说主人公——白流苏和范柳原。

白流苏出生于富裕的封建大家庭，她周围的环境极其守旧、陈腐，这一环境对她的身心造成持续的伤害。她离婚后回到娘家，哥嫂们投资股票败光她的全部财产。前夫死后，他们又极力驱赶她离开。在白家人眼里，女儿是没地位的，嫁人的女儿更是如此。

白流苏身上的反叛性和现代性，正是这一大背景下的产物。所以当家人逼她回前夫家守寡时，她提出的反对理由是现代社会的“法律”条文。在她看来，离婚的法律手续是比传统伦理更具权威性的制度。当然，最能体现白流苏身上现代精神的，是她试图掌控个人命运的那种主体意识，尽管这种坚持极其艰难。当她发现范柳原喜欢的是自己之后，家里人指桑骂槐，指责她不守妇道，她反倒变得镇静了。白流苏知道自己离婚之后，命运还没有彻底输掉。

在与范柳原恋爱过程中，白流苏的思考，明显具有功利主义特点。一方面，她根本不信任范柳原，所以恋爱中处处小心，如履薄冰。徐太太将白流苏带到香港浅水湾饭店，见到了早就等在那里的范柳原。范柳原本是花花公子，语言也浮躁轻佻。白流苏知道，范柳原的最高理想，只是想找一个冰清玉洁而又富于挑逗性的女人，而这与白流苏的恋爱目的大相径庭。但另一方面，范柳原又是白流苏想要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她又努力探寻范柳原的内心，寻找哪怕只是一点点的真实情感，然后紧紧抓住。

如此工于心计的白流苏，我们不能只从女性心理的角度去理解。针对五四一代对旧家族的反抗，鲁迅先生曾有过一个著名的提问：“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先生的回答是：如果没有社会的整体变革，娜拉只能有两种结局：堕落或者回来。

白流苏同样面对这个问题。她当然不肯回到白公馆，她宁愿孤独地留在香港，即使和范柳原只是匆匆聚散一场，她也不在乎。相较于白公馆的气氛，在范柳原这里，白流苏的主体意识依然能保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其次，她也不会放纵自己选择堕落。

那么，凭借个人主义，白流苏真的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是战争突然来临，答案恐怕很难料定。在生死攸关的瞬间，两人都没有什么保障，白流苏只有范柳原，范柳原也只有白流苏。不管白流苏是个多么功利的人，在战争中，靠得住的只有她本能的生命力，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范柳原。个人主义的算计，往往不堪一击，反倒是残酷的战争，让他们学会了接纳对方；两只手握在一起，是两人灵魂交融的标志。此时，他们眼中的对方不再是需要时刻提防的、互不信任的对象，而是一对真正相依为命的爱人。鲁迅先生提出的“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白流苏其实并未给出最终答案；外界的大历史强行介入，使她暂且回避了这一问题。

四、范柳原

如果说白流苏是一个恪守个人主义理想的半新不旧的人物，那么，范柳原则是一个满脑子装着“中国幻象”的侨民后代。

范柳原的父亲在英国做生意，与一个交际花生下范柳原。范柳原在英国长到24岁后回国。关于中国，他有过很多美好幻想，但回国一接触现实，却大失所望。失望之后，他并不改变自己对“中国”的想象，而是更加努力地在人群中寻找理想的中国人，尤其是女性。他之所以喜欢白流苏，因为他觉得白流苏“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女人”。而他眼中真正的中国女性，仅仅是某种姿态性的存在，或者说是某种符号化的肖像。

白流苏要现世安稳，范柳原却对爱情寄托了太多文学化的愿望。这使他们的情感表达总有一种错位感，并由此造成相互的不信任。如果不是现实阻止了他的幻想，此时的恩爱，哪能实现呢？

白流苏和范柳原，用今天的话说，是两个“人精”，但他们都可爱，最后，他们的情感也都在战火中，获得了片刻的容身之所。他们在恋爱中修正了自己的一些活法，但也都不甘心。这种悬而未决的力量带来的想象空间，也是《倾城之恋》的魅力之一。

五时间与历史

《倾城之恋》中从头到尾贯穿着对于时间主题和戏剧情景的书写，这两条线索相互交织着向前发展，构成了整部小说真正的“骨干”。

我们先看时间主题的展开。徐太太来家，白流苏送走她，站在楼底看堂屋，小说写道：“珐蓝自鸣钟，机括早坏了，停了多年。两旁垂着朱红对联，闪着金色寿字团花……流苏觉得自己就是对联上的一个字，虚飘飘的，不落实地。白公馆有这么一点像神仙的洞府：这里悠悠忽忽过了一天，世上已经过了一千年。可是这里过了一千年，也同一天差不多，因为每天都是一样的单调与无聊。”损坏了的自鸣钟，以及日子的单调与无聊，进一步强化了时间停滞的主题。更具体地讲，这里的时间停滞，针对的是白公馆里顽固不化的道德观，它令人窒息，好像时间都被封存起来，不再流动了。

再来看戏剧情景的变化。小说开头说，“胡琴上的故事是应当由光艳的伶人来搬演的，长长的两片红胭脂夹住琼瑶鼻，唱了、笑了，袖子挡住了嘴……”此时的白流苏就像戏外的观众，远远看着白公馆的故事，不想与它发生关联。

徐太太安排相亲之后，白流苏知道范柳原喜欢的是自己。回到家，她听见哥哥又拉起胡琴，“依着那抑扬顿挫的调子，流苏不由得偏着头，微微飞了个眼风，做了个手势。……她忽然笑了──阴阴的，不怀好意的一笑，那音乐便戛然而止。外面的胡琴继续拉下去，可是胡琴诉说的是一些辽远的忠孝节义的故事，不与她相关了。”这段描写是开头唱戏主题的变奏，它难得地衬托出欢乐的气氛，因为此时的白流苏看到了希望，戏文中正好可以曲折地表达她内心的喜悦。

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为衰落中的文化和乱世中的文明唱出一曲挽歌，也为世俗的男欢女爱唱了一曲颂歌。很多人都说张爱玲通俗，却看不到她在通俗剧情的背后，悄悄支起的这一层历史反思的“骨干”，正是这一“骨干”的存在，使她的小说有了纵深感，而非只是狗血的男女调情故事。很多人说张爱玲的作品小家子气，只关注小市民日常生活而无崇高的情怀。熟悉现代中国文学的人都知道，很多作家爱写家国情怀、爱写大历史的宏伟，爱用豪迈的风格抒写伟岸的情感，这些文本当然值得敬佩，但文学的对象是全部生活，生活中最基本的故事都发生在小人物身上，他们很卑微，改变不了历史的走向，但他们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的生命过程，自有一份动人心魄的力量。

五、张爱玲热的回归

其实张爱玲在当代的走红，也不过近三十年的事情。华裔美国学者夏志清，有本英文名著《中国现代小说史》重新评价了中国现代作家的成就，其中，他对张爱玲的评价颇高。这引起大陆年轻学者的关注。之后研究张爱玲的著作和论文纷纷涌现。逐渐地，张爱玲开始走红大陆，变成90年代以来最令人瞩目的文学时尚之一。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读到的现代文学都是主流的“现实主义”作品，而张爱玲的突然出现，她作品的“陌生感”，她作品中小人物的世俗生活和非主流的语言表达，自然会吸引读者。

相比于其他同时代作家，张爱玲很少直面时代的核心议题，她只写上海人的平庸的日常生活，在其中寻找一点可资记录的兴味。她一直疏离于时代主流话语，常常游离出她所写的那个世界，就如《倾城之恋》的最后，她把目光从白流苏范柳原的生活中抽离出去，就像听旧戏中一段荒谬的“传奇”那样远远地站定。她并不信任更长久的东西，她只是通过战争的突然介入，暂时地搁置了白流苏和范柳原之间的矛盾，好像她不忍心揭穿他们未来的艰难。每一次大的动荡，都会使时间停止，都会使我们感知到时间巨幕的重压，同时又没心没肺地激起我们生的欲望，我们在心里对自己说：“抓紧时间好好活着吧”。如果不是置身于战争，而是置身于别的历史，另一场危机中，我们又将如何呢？

书名：《倾城之恋》

作者：张爱玲

今日解读：木文

解读人简介：文学博士，现任教于上海某高校。

主播：李欣

策划编辑：周向荣

总编辑：左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