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7挺进大西南02

由于任务明确，方针、政策正确，在邓小平和中共西南局的领导下，除以第十八军准备进军西藏外，二野各主力部队迅速实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分散，以分区包干的办法，执行了战斗队和工作队的任务，主要是工作队的任务，担负发动6000万群众和改造90万旧军队的任务，与此同时，剿匪征粮工作也迅速展开。经过将近1年半的艰苦斗争，完成了改造90万旧军队的繁重任务，给西南封建势力的武装集团以歼灭性的打击，团结和争取了绝大多数的旧军队士兵和军官加入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土匪100万余人。除川西北、大小凉山和佧佤山区等少数边沿地区外，全区土匪基本肃消。占西南总人口90%以上的6000余万群众，基本上发动起来，并在1200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改。经过上述措施，大西南基本得到安定，从而粉碎了美蒋妄图建立“大陆游击根据地”的阴谋，为解放西藏、巩固西南国防、建设新西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邓小平后来回忆说：“这四项任务都完成得不错。”这句看似简单的话里，凝结了他多少的心血！“一声修路蜀江欢”，在邓小平主持领导下修建的成渝铁路，使四川几代人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大西南虽然基本上解放了，但由于历经战火和国民党的盘剥，仍呈现出百孔千疮、百废待兴的局面。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真正使其饮誉西南的，是他主持领导了成渝铁路的修建工作。修筑铁路是四川几代人的梦想。四川虽物产丰富，自古有“天府之国”的美称，但周围山险水急，道路崎岖，“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因而在政治、经济上不能与全国同步发展。清朝末年，四川人民为了发展交通，修筑铁路，出过无数的钱，流过不少的血，进行过无数英勇、壮烈的斗争。然而，由于社会制度腐败，直到四川解放，成渝路上始终没有铺过一条钢轨。

作为四川人的邓小平深知交通不发达对于四川经济发展的巨大制约作用。他下定决心并开始积极筹划为四川人民办好修建成渝铁路这件实事。上海解放不久，1949年6月，邓小平在上海认识了陈毅的堂兄——兵工专家陈修和，请这位抗战期间在大西南做兵工工作的专家谈了西南的情况。当陈修和介绍成渝铁路由于国民党的腐败，至今没有建成时，邓小平下了决心：成渝铁路一定要搞，尽快搞。他拜托陈修和为西南建设物色一批科技人才，并嘱陈修和为修建成渝铁路写一份建议书。二野大军南下之前，邓小平与刘伯承郑重表示：“我们到了四川，一定要把成渝铁路修好。”邓小平专门派二野军械处处长陈志坚带着他的亲笔信，到上海狄斯菲尔路拜访了陈修和。陈修和不负所望，为西南建设精心物色了几十名兵工技术专家，组成一个技术大队。当二野大军进军西南的炮声隆隆震响的时候，这些专家已经开始为新中国成立后的西南工业、交通、水利等建设呕心沥血地起草建议书了。

修筑成渝铁路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但邓小平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绝不可能百废俱兴，而只有先集中力量办好一两件事。他紧紧抓住成渝铁路建设这件事，作为争取人心，稳定人心，带动四川经济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重庆解放才一个星期，邓小平就主持西南局委员会会议，作出了修建成渝铁路的重要决策，而当时，成都战役尚未开始。1950年6月中旬，成渝铁路正式动工。邓小平在开工典礼上发表了具有号召力的讲话。他在致词中说“我们进军西南就下决心要把西南建设好，并从建设人民的交通事业开始做起。”他要求参加这一工程的人民解放军、工程技术人员和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扎实工作，又快又好地完成任务。

西南解放之初，清匪反霸斗争尚未结束，社会改革刚刚开始。修建成渝铁路，既无经验，又无现成的施工队伍和设备。为了尽快地修通成渝铁路，同时减轻人民负担，在邓小平指挥下，西南军区及其所属部队先后组织了5个军工筑路总队计3万余人参加筑路。指战员们扛着“开路先锋”大旗，投入了紧张而又极其艰苦的劳动。与此同时，还先后动员10万民工参加筑路。邓小平很重视对广大职工、民工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宣传教育，引导他们了解国家的方针、政策，解决不少职工认识上的模糊和思想波动。他特别强调要调动技术人员的积极性，明确指示：“要学会掌握修路技术，尊重技术人员的指导。”对技术人员要大胆使用，使他们做到有职有权。在工资待遇上尽量给予从优，在政治上尽量给予关心，在荣誉上尽量给予表彰、鼓励。邓小平的这些指示落到实处后，极大地调动了技术专家的积极性。他们中有不少人呕心沥血，尽职尽责，对加快施工进度，确保按时通车，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邓小平和西南党政机关的直接领导和高度重视下，经过修路大军的奋战努力，成渝铁路的工程进展十分迅速。当年年底铁路修到江津；1951年“七一”通车到永川；1952年6月13日把路轨从重庆铺到了成都。是年7月1日，成渝铁路全线通车。川西平原为之轰动，燃炮击鼓，数日不绝。成都市郊，人山人海，扶老携幼，争看铁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分别题词祝贺。成渝铁路起自成都，经简阳、资阳、资中、内江、隆昌、荣昌、永川、江津等县市而达重庆，全长505公里，是在共产党执政时代新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铁路。也是中国铁路史上第一条由中国人民自己设计施工、用自己生产的钢轨和枕木建成的铁路。邓小平提出进军西藏“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基本策略，为和平解放西藏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

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西藏，是中国的领土。长期以来，由于国民党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和外国势力对西藏进行侵略和渗透，因而造成汉藏之间和藏族内部关系的不融合。西藏一些上层统治人物在外国势力的挑唆下，驱逐汉人，并公然祭起“西藏独立”的旗帜。为了完成国家领土和主权的统一，清除帝国主义势力在西藏的影响，随着云、贵、川、康相继解放，向西藏进军被迅速提上了议事日程。由谁担当进军西藏的重任？1949年底，毛泽东在赴莫斯科访问途中，发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指示，并提出以西北局为主进军西藏。当时主持西北局工作的彭德怀回电说，从北路进藏困难很大，短期内难以克服。于是1950年1月2日，一份带有四个“A”字的急电，从莫斯科发给中共中央和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毛泽东在急电中称：“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巨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将解放西藏的重任交给了邓小平为首的中共西南局。

当时，刘邓面临的困难也很多。二野的许多官兵已经脱下军装，转为工作队。但邓小平二话没说，坚决地接受了任务，并加紧了筹备工作。他与刘伯承迅速决定由“爱将”、年仅36岁的18军军长张国华来执行进军西藏的使命。又报中央批准组成了以张国华为书记的中共西藏工委。2月15日，西南军区和第二野战军联合发出解放西藏进军政治动员令。进军西藏该采取何种策略？鉴于西藏的情况非常特殊，历史上一些帝王将相多次用兵，有的翻了船，损兵折将，有的不战自退，1950年1月15日，在18军师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上，邓小平对西藏的历史与现实、政治与军事、宗教与神权进行了纵横比较，对进军西藏的战略方针作了深刻的阐述。他说：“西藏是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有其特殊性，政策性很强。解放西藏，需要一定数量的军事力量，但军事与政治相比较，政治是主要的。要团结达赖、班禅两大派，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以后，根据中央提出的进军西藏一要靠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二要不吃地方的指示精神，邓小平结合西南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地提出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进军方针。这一带有很强政策性和策略性的原则，对于解放西藏具有重要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