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1958年“大跃进”的失误,再加上连续三年的大面积自然灾害,中国从1960年起,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开展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克服困难,调整和恢复经济的方法和措施,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厉批判的“猫论”。邓小平到农村调查,怕农民有顾虑,就说:你吃食堂,社会主义还是叫社会主义,你不吃食堂也叫社会主义。
1961年春天,邓小平和彭真来到北京郊区的顺义县和怀柔县了解情况。当时的形势非常严重,有的地方甚至饿死了人。邓小平此时已在开始反思“大跃进”以来那些过“左”的政策。
原北京市顺义县牛栏山公社党委书记王志儒回忆说:邓小平一来的时候,就先给我们解开思想疙瘩,怕我们有顾虑。先说,一开口就先说,你吃食堂,社会主义还是叫社会主义,你不吃食堂也叫社会主义,你吃食堂光荣,你不吃食堂也光荣。就这么给我解释。你猜怎么着,我那思想解放没有,没有。我的思想顾虑还大着呢,因在食堂问题上我尽挨批了。后来去到张庄,那块有个河沟过不去,司机让我们俩下来了,道边上就有一块三角地,这三角地呀好家伙,我们一看那地使铁锹翻的,翻得一铁锹多深,翻得暄腾着呢。好家伙有五个大粪堆,一个粪堆里冲看有八百斤。他就问我,种十边地有没有好处?这家伙,我这个脑子里边……。他去(来之前)我们准备了三天,都说什么就没准备这个,也没预备这个,所以说他(邓小平)看出来了我这个样子,他就接过来了,他说开展十边地有好处,你看看,地翻得这里这么老深,这五个大粪堆这么老大,那你说它会不打粮食?我说,那怎么会不打粮食。他说打了粮食,就是不卖国家,人吃了还省国家供应呢。
在充分掌握了第一手材料之后,邓小平对恢复农业生产有了具体的看法。1961年5月10日,他和彭真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建议:对“吃食堂,不吃食堂的都给一便利”;“对包产的方法是不是可以采取包产部分的余粮购九留一,对超产部分的购四留六”;“把生产队的分配与社员的生活分开来”。毛泽东对这封信十分重视。几个星期后,在中共中央修订的“农业六十条”里写明:取消公共食堂,取消供给制,生产队在管理本队的生产上有一定的自主权。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指标过高,要求过急,还有一些不适当的“大办”,使得我们的许多好传统受到了冲击。
为了进一步总结经验,统一思想,纠正错误,扭转局面。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不同寻常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包括县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共有7118人,“七千人大会”由此得名。这次会议整整开了28天。会前,邓小平曾主持书记处会议,检查了1958年以来中央发出的所有文件,并形成了一个形势报告,为“七千人大会”确定了正确的基调。这个基调就是:一个正视困难,一个作自我批评,一个总结经验教训,一个全力进行调整。1961年2月6日,邓小平在大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透彻地分析造成困难局面的原因:“这几年来,我们不大注意调查研究,因而所提的一些任务往往不是实事求是的,所提的一些口号,也有许多不是切合实际的。指标过高,要求过急,还有一些不适当的‘大办’,这就使得我们的许多好传统受到了冲击。而许多好的传统的削弱,又反过来加重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邓小平还认为:“近几年来,我们不少同志对党的优良传统坚持不够,特别是对于实事求是的传统、群众路线的传统、民主集中制的传统这三个方面的忽视和损伤,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危害。这是值得全党严重注意的。”
因此,邓小平号召:“现在,我们必须把党的优良传统恢复起来,加强起来,发扬起来。”他强调:今后制定具体政策和解决问题,“要经过调查研究,把下面的意见集中起来,然后制定一个切合实际的政策,制定一个切合实际的计划,再到群众中去贯彻实行,并且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可以说,这些充满了实事求是精神的论点,是他一年后提出“猫论”的思想基础。恢复农业生产成为尽快恢复国民经济的关键,邓小平提出:黄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
邓小平对如何尽快恢复国民经济的探索,在1962年夏又有了新的进展。此时,怎样恢复农业生产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关键性的问题。邓小平已注意到许多地方,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纷纷要求包产到户的呼声。1962年7月7日,邓小平在接见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详细谈到了这一问题。他指出:“我们要克服困难,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要从恢复农业着手。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吃、穿、用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农业要恢复,要有一系列的政策,主要是两个方面的政策。一个方面是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农民能够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多搞点粮食,把经济作物恢复起来。另一个方面是工业支援农业。”邓小平认为,“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为此邓小平提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都是些初步意见,还没有作最后决定,以后可能不算数。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现在看来,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你不承认这个退?农业不是在退?公社不是在退?公社核算退为大队核算,大队核算又退为生产队核算,退了才能前进。目前,要注意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潜力。第一步恢复粮食,第二步恢复经济作物,同时把农具和牲畜慢慢地恢复起来。这是一个生产关系的调整,是对我们的考验。当然,我们全党应该有一个统一的主意,应该有一个主见。
比如说,要尽量保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就得说服群众,加强干部。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就这样,邓小平用“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一形象的比喻,阐明了要实事求是地制定党的政策的深刻道理。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说法,也是当时解决农业生产问题的最好出路。代表们听了都很受鼓舞。然而,第二天风云突变。毛泽东在北戴河召集邓小平等谈了话,说:现在,有一股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风。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只好打电话给胡耀邦交代,他昨天讲的有两句话不要传达。虽然邓小平说他的话不要再传达了,但是由于“猫论”,符合实际情况,反映了群众的呼声,因此还是很快地传播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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