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在高岗事件中经受考验02

高岗对毛泽东的上述讲话作了错误的估计。他认为，毛泽东把“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问题提到“离开总路线”的高度进行批评，证明刘、周犯了“路线错误”。联想到在此以前中央在组织分工上的调整，高岗、饶漱石认为这是倒刘、倒周的大好时机。高岗、饶漱石连续向刘少奇、周恩来发难。

在此背景下，高岗、饶漱石在中央召开的财经工作会议上“批薄射刘”，借批判薄一波在修正税制工作中的一些缺点，连续向刘少奇、周恩来发难，影射攻击刘少奇和周恩来。说薄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后台是刘、周。在高、饶的煽动下，批薄的调子一直降不下来，会议从6月开到8月，周恩来还不能对会议作出结论性的报告。毛泽东得知后对田家英说：“财经工作有错误，财经委员会1952年12月公布的新税制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政务院在组织上犯了分散主义错误，刘少奇把几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我已作了批评，但还未形成一个路线嘛。要纠正全面否定财经工作的议论，这些意见，你对周恩来讲一下，会议的总结还由总理去做。”财经会议结束后，中央为了加强对财经工作的领导，决定邓小平兼任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和财政部长。在随后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饶漱石不经中央批准就擅自发动对安子文（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批判，明批安子文，实际是批刘少奇。毛泽东得知后，说饶漱石是：“新官上任，刚来即斗”。他提议暂时停止组织工作会议的进行，先举行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

第二次全国组织会议的领导小组由刘少奇、朱德、李富春、胡乔木、习仲勋、杨尚昆、钱瑛、饶漱石、安子文和六个中央局的组织部长组成。邓小平代表中央作了讲话：“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是贯彻了中央的路线的。这是与毛主席特别是少奇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安子文同志也有成绩，不能设想只是领导很好，他们做不好而会有成绩。”但高、饶并未就此罢休。他们利用各种场合，到处散布“军党论”，把中国共产党分为所谓“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并不顾事实，胡说什么“党是军队创造的”，还把自己封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中央和国家机关现在掌握在以刘少奇为首的“白区的党”手里，因此，应改组中央和政务院。邓小平、陈云向毛泽东反映高岗的问题。

高岗此时觉得要取得最高权力，还得争取实力派的支持。他认为全国六个大行政区，东北区和华东区已有把握。中南区、西南区的林彪、邓小平，举足轻重，应极力争取；陈云长期主管组织工作，建国后又管财经，也应拉拢。高岗首先找到林彪。后来，又找到邓小平，企图拉邓小平一起拱倒刘少奇，然后取而代之。但高岗错打了算盘。邓小平原来与高岗接触不多。国家计委成立后，邓小平与陈云、彭德怀、饶漱石等人同为计委的委员。由于工作关系，他与国家计委高岗开始打交道。面对高岗的拉拢，邓小平明确表示拒绝，并在事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后来，邓小平于1980年3月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恰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毛泽东在听到邓小平和陈云的汇报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警觉起来。这时，其他一些负责同志也陆续向毛泽东反映了高、饶的一些非组织活动，由此，构成了反对高、饶非组织活动的转折点。邓小平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发言，批评高、饶的宗派分裂活动。

1953年12月，毛泽东准备去杭州休假，并研究宪法起草问题。根据过去的惯例，他向政治局提出在他离京期间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其他同志都没有意见。唯独高岗坚持要轮流主持，以使刘少奇的地位降格。高岗还在私下四处活动，要由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或副主席。高岗的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针对高、饶的非组织活动，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会议决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在这之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七届四中全会，继续帮助高岗和饶漱石。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主持会议，并在会上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作了报告，指出了高、饶问题的严重性。会议批判了高、饶的一系列非组织活动，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严肃批评高、饶的非组织活动。他说：“我们常常遇到，某些同志对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的不正确的言论，常常是不经过组织、不合乎组织原则的。全国财经会议以来，对少奇同志的言论较多，有些是很不适当的。我认为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而我所听到的一些传说，就不大像是批评，有些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或者是夸大其词的，有的简直是一些流言蜚语，无稽之谈。比如今天少奇同志在自我批评里讲到的对资产阶级的问题，就与我所听到的那些流言不同。对资产阶级问题，虽然我没有见到一九四九年初少奇同志在天津讲话的原文，但是据我所听到的，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当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好作用的。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呢？那时天下还没有定，半个中国还未解放。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渡江后，就是本着中央的精神，抱着宁右勿‘左’的态度去接管城市的，因为右充其量丧失几个月的时间，而‘左’就不晓得要受多大的损失，而且是难以纠正的。所以，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个讲话主要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而我所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又比如对于富农党员的问题，不过是早一点或迟一点发指示的问题，但是我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又比如对于工人阶级半工人阶级领导革命的问题，在提法上当然是不妥当的，可是这里并没有涉及党的性质问题，但是我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我说有些流言是超过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限度的，不但从组织方面来说不应该，而且有些变成了无稽之谈或随意夸大，这种现象是应该值得我们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