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9在高岗事件中经受考验01

1952年7月，邓小平在主政大西南将近三年之后，奉调中央工作，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后来又兼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和财政部部长），由此掀开了他政治生涯中的新的一页。不久，邓小平就在错综复杂的高岗事件中，经受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党内高层斗争的严重考验。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已取得巨大胜利，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等民主改革措施也已取得预期效果，一切表明，新中国已牢牢站稳了脚跟，开始转向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了适应新的飞速发展的形势需要，中共中央开始考虑调整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酝酿召开党的八大和一届人大，为党和国家的人事安排作准备。这时，在邓小平之后调到中央工作的原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和原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个人野心开始膨胀，他们积极进行争权分裂活动，企图将在他们地位之上的刘少奇、周恩来打下去，取而代之，登上更大的权力高峰。高岗是中共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曾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作出过重要的贡献，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又在支援志愿军入朝作战和领导东北地区国民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方面取得较大成绩。因此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器重。

1952年月11月，高岗从东北调入北京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头衔之外，又兼任了当时权力很大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职务（这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不隶属于政务院，是一个独立的中央机构，主管国家的全面计划，所以又有“经济内阁”之说），地位更加显赫，可以说是身居高位。但高岗不注意自我改造，个人主义思想突出，不能摆正个人和党的关系。最后发展到企图用阴暗的手段来争夺更高权力的地步。饶漱石在新四军工作期间，曾对项英的右倾错误有所抵制，并在皖南事变的紧急关头，挺身而出，协助叶挺苦撑危局，因而受到中央的信任。后来他接替刘少奇担任新四军政委，在整风期间整过陈毅。建国后出任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委员。1953年2月，饶漱石调入北京，担任中央组织部长。他看到高岗荣任要职，认为其有上升之势，于是想攀龙附凤，一起高升。遂与高岗搅到一块，共同向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刘少奇发难。

当时，与邓小平、高岗、饶漱石前后调入北京的还有中南局的邓子恢（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和西北局的习仲勋（主管政务院文教卫生工作）。至此，西南局、东北局、华东局、中南局、西北局的主要负责人均已调到中央工作。其中，高岗的地位最为突出。所以，当时政界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毛泽东批评新税制，高岗、饶漱石认为有机可乘。

1953年初，毛泽东对政务院财经委员会颁布的新税制提出批评，并认为政务院在组织上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高岗、饶漱石认为有机可乘。195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发出了《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提出：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为此，特作如下决定，以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党中央的请示报告制度和加强党中央对政府工作的直接领导。一、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并经过中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以后，始得执行。政府各部门对于中央的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情况及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均须定期地和及时地向中央报告或请示，以便能取得中央经常的、直接的领导。

二、为了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以及便于政府各部门中的党的领导人员能够有组织地、统一地领导其所在部门的党员，贯彻中央的各项政策、决议和指示的执行，今后政府各部门的党组工作必须加强，并应直接接受中央的领导。因此，现在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1950年1月9日建立，周恩来任书记——笔者注）已无存在的必要，应即撤销。三、今后政务院各委和不属各委的其他部门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工作均应分别向中央直接请求报告，如属于两个部门以上而又不同隶属于一委的事项，则经由政务院负责同志向中央请示报告。如系主席直接交办的事项，应直接向主席请示报告。为了更好地做到现在政府工作中的各领导同志直接向中央负责，并加重其责任，特规定明确的分工如下：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财经工作，由陈云、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曾山、贾拓夫、叶季壮负责；

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外交工作（包括对外贸易、对外经济、文化联络和侨务工作），由周恩来负责；其他不属前述五个范围的工作（包括监察、民族、人事工作等），由邓小平负责。随后，根据中央的决定，政务院也于1953年5月15日发出通知，对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和财政经济部门的工作领导，重新作了分工：一、所属的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烧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部和纺织部，划归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二、所属的铁道、交通和邮电部，划归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领导；三、所属的农业、林业和水利部，划归财委副主任邓子恢领导；四、所属的劳动部，划归财委委员饶漱石领导；五、所属的财政、粮食、商业、对外贸易和人民银行，仍属财委主任陈云领导；在陈云养病期间，由副主任薄一波代理。

根据中央的决定和分工，高岗的权限更大了，政务院一共有20个部，其中归高岗领导的就有8个之多。高岗错误估计形势，认为这是削弱周恩来权限的举措，表明周恩来正在失去毛泽东的信任，因此，个人野心更加膨胀。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就“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问题，不指名地批评了刘少奇。他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毛泽东批评说，右倾的表现有这样三句话：“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是不妥当的。“确保私有财产”，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

8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再次尖锐批评“新税制”问题。他说：对于财经工作中的错误，从去年十二月薄一波同志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的开始，到这次会议，都给了严肃的批评。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过渡时期，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还是向资本主义发展？按照党的总路线，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要经过相当长期的斗争的。新税制的错误跟张子善的问题不同，是思想问题，是离开了党的总路线的问题。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