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然而,新生的共和国仍面临许多严峻的考验。上百万国民党军队还在西南、华南和沿海岛屿负隅顽抗。解放和建设这些地区,仍是一项繁重而艰巨的任务。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邓小平来不及洗去仆仆征尘,即与刘伯承、贺龙等挥师挺进大西南。
中国的大西南,包括云南、贵州、四川、西藏以及当时的西康,总面积达230多万平方公里,是国民党逃离大陆前最后控制的地区。蒋介石为实现其控制西南,负隅顽抗的迷梦,妄图依托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依靠残存在西南的45万正规部队与地方杂牌军,与人民解放军持久作战。为此,蒋介石部署了一条以四川为防御重点,西迄岷山,经秦岭、大巴山、巫山和武陵山,南至五岭山脉西部的“西南防线”,以阻止人民解放车由陕入川解放大西南。遵照中央军委命令,1949年10月20日,第二野战军刘邓总部从南京出发,向西行动,于10月23日到达郑州。他们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方针,针对蒋军的军事部署,制定了解放大西南的作战计划。为迷惑敌人,邓小平与刘伯承在郑州公开露面,在群众大会上宣布大军要向四川进军,佯示西进。新华社也公开发布了刘、邓率部经徐州、郑州西进,并在郑州召开群众大会,准备进军四川的新闻报道,制造主力将由陕入川的假象。
实际上,刘邓已令陈锡联率领的第三兵团由湖南常德地区隐蔽集结,尔后出师湘西,经秀水、彭水,强渡乌江,打开川东门户,直通重庆。同时又令杨勇率第五兵团由湖南邵阳地区隐蔽集结,尔后直出贵州,切断蒋军南逃退路。11月1日,刘邓大军发起了进军川黔的作战。数十万人马突然袭击川湘鄂边和湘黔边敌人薄弱部位,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西出贵州,占领贵阳、遵义,打开了进军四川的门户;然后以主力直入川南,控制了宜宾、泸州一带广阔地域,截断川军逃往康、滇的退路。刘邓大军从东西五百公里的地段突然多路进去,完全出乎蒋介石意料之外,马上打乱了蒋介石的整个西南防御战略部署。国民党部队迅即溃不成军。刘邓命令各部加速推进,攻占重庆,配合北路贺龙率领的十八兵团围歼胡宗南集团于成都地区。不料,11月27日,刘邓收到毛泽东的电报,要二野缓进重庆。原来,得到蒋介石令胡宗南以800辆汽车运其第三军到重庆的报告,毛泽东希望二野吸引更多的胡宗南部据守重庆,而后聚歼之。
刘伯承与邓小平接到毛泽东电报后,曾思虑再三。但他们没有机械地执行命令,而是根据当时战场的实际情况,认为重庆应尽快攻取。从军事上讲,重庆国民党防守兵力单薄,如果解放军不迅速攻占重庆,那么蒋介石又可能改变其增兵重庆的计划。况且,胡宗南部来不及从汉中南下至重庆增守;从政治经济上讲,延缓攻取重庆,将会给蒋介石以从容破坏重庆工业的时间。基于上述考虑,在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后,刘邓下达了攻占重庆的命令。11月30日,西南地区最大的政治、经济中心重庆解放。蒋介石于进攻前几小时从重庆飞逃至成都。由于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取重庆,使蒋介石破坏重庆的计划来不及实施,重庆的工业设施基本完好地得以保存。这对刘邓大军在入川后,依托重庆供给,经营全川战略的实施,产生了重要作用。重庆解放以后,刘邓又发出“继续西进”的指示,大军向成都方向进发。在此形势下,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等通电起义,云南、西康和平解放。刘邓指挥二野的三、五兵团与一野协同作战,从东西南三面对成都形成袋状包围。12月27日,三路大军协同作战,一举全歼胡宗南守敌10多万人,解放成都。成都的解放标志着进军大西南战役的胜利结束。
短短2个月时间,西南战役就取得决定性胜利,歼敌90余万人,前进2000公里,解放了除西藏之外的整个西南地区。由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解放大西南战役,是解放全中国的关键一役。它歼灭了国民党最后一支基干部队胡宗南集团及宋希濂集团的主力兵团,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确保西南,准备反攻”的梦想,标志着“蒋家王朝”在大陆统治的最后终结。
西南工作千头万绪,邓小平规定1950年的任务是:90万、6000万、60万。
大西南基本解放后,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委,主持大西南的全局工作。然而,摆在邓小平面前的任务极为艰巨,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云、贵、川、康解放后的情况极为复杂,这里不仅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国境线长,少数民族多,而且少数民族势力甚为强大,普遍的封建迷信组织,如哥老会和其他会、道、门等异常猖獗,大量的民间枪支均为其所掌握。国民党盘踞较久,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在这里集结了90多万军队,蒋介石在其统治全面崩溃、节节败退之际,有计划地滞留了大批武装力量,普遍地组织了各种形式的反共救国军,有组织地进行土匪游击战争,颠覆人民政权。再加上历史上这一地区匪患严重,散兵游勇、土匪特务活动猖獗,社会残破,经济萧条,人民生活痛苦。所有这些都严重地威胁着新生的地方人民政权和经济恢复工作。不仅如此,解放军官兵和国民党公教人员200万人的吃饭问题亟待解决,庞大的工业机构需要维持,春耕生产需要迅速布置,进藏任务必须尽快加紧准备。这些都需要巨大的财政开支,极大地增加了财政经济上的困难。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的西南局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根据西南的具体情况,明确确定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清剿反霸、恢复工农业生产,在减租减息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实行各项改革和准备进军解放西藏,保卫西南国防。1950年1月17日,在重庆召开的二野第三兵团团以上干部会议上,邓小平把当时的任务简略地概括为“90万”、“6000万”、“60万”三大问题。第一个任务是“90万”,即要教育与改造在解放西南作战中起义、投诚与俘虏的国民党90万军队。当时,怎么消化、安置、教育改造旧军队,这是个需要解决的大难题。邓小平指出,在进行这一工作时,必须正确执行“宜集不宜散,宜养不宜赶”的政策,集中整理,认真改造,分别对象,逐步处理。各级干部要下苦工夫把这90万改造过来,有的改造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有的经教育后,妥善地安置到他们的家乡去生产,不使其沦为流民和土匪。
第二个任务是“6000万”,即如何发动西南7000多万人口中的90%的群众,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春耕生产,完成减租退押,实行土地改革。邓小平指出,这项任务要靠认真贯彻党的政策来完成,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中立一切可以中立的人,分化敌营垒中一切可以分化的人;对继续作恶的坏分子、土匪,要坚决把他们消灭掉。第三个任务是“60万”,即提高现有60万解放军的质量,把他们迅速转变为工作队,以担当起新的繁重任务。邓小平指出,“90万”、“6000万”的任务都依靠这“60万”为主去完成。部队广大指战员要执行放手分散的方针,在改造“90万”与发动“6000万”的斗争中去磨炼,只有这样,部队的阶级觉悟与政治水平才会大大提高。后来邓小平根据形势,又加上消灭90万土匪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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咋还人民解放车了?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