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77.【热点】基金经理，创业不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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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预见的是，2022年的到来也会伴随着一批基金经理离开公募，去私募创业。

其实公转私这个话题并不新鲜了，从公募输送出去的私募基金之多，几乎撑起了百亿级私募的半壁江山。公募基金经理离职，以前大都是因为激励问题，这两年公募的激励做得很足，尤其是明星基金经理，都是含在嘴里怕化了，升到高管层里怕跑了。

但真要留下能人异士，还是难。因为能做基金经理的人，通常极富主见，这是投资这份职业自带的要求和训练，让这帮人满足于打一辈子工，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更何况中国基金经理这个群体，大多是过关斩将赢麻了的人生，考大学、找工作、卖方转买方、研究转投资，竞争难度是越来越高。一路赢下来，当上了基金经理，还要在每年一次小排名、每三年一次大排名里，多赢几次。能笑到最后的，要么天赋异禀，要么勤奋超群，大概率是兼而有之。

到了一定年纪，财务自由了，名声在外了，只用待遇、股权画大饼，边际吸引力自然也下来了。这群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走到了马斯洛需求金字塔尖的人，一旦开始追求极致的理念、话语权和自我实现，做私募是再自然不过的归宿了。

不过，就算同样是通过做私募追求自我实现，也有不同的路径，从入门级到地狱级，生态丰富的私募行业也给了不同性格、不同追求的公募明星，呈现出了不同的选项。

入门级：打不过就加入

私募行业这十几年大发展的一个重要佐证，就是给很多心向往之的公募基金经理，提供了一条“打不过就加入”的模式。

所谓打不过，主要不是投资能力打不过，而是基金经理出来做私募会遇到的一个共性问题——除了投资是长板，其他都是短板。做投资机构说起来简单，只要投资做好了，其他问题迎刃而解。但突然之间抽走了公募里充沛的研究资源、销售资源和一大堆中后台人员，既要管钱，又要管公司，非投研事物分散的精力之多，足够毁掉一条净值曲线了。

直接拎包入住一家平台型私募，是面对这些麻烦最实用主义的解决方案。

也难怪董承非离任公告发布后，网友们火速翻出了他和王晓明、杜昌勇这帮老同志的合影。毕竟王晓明的兴聚和杜昌勇的睿郡合并后，已经是超过百亿管理规模的头部私募，中后台和渠道都是现成的资源，连办公地址都和兴全一样在浦东嘉里城，不过是挪张凳子、换台电梯的差别罢了。

不过，当下国内私募圈，最典型的平台选项还是高毅资产。邱国鹭早在美国工作时就有创办平台型私募的想法，2015年高毅在国内成立，是中国私募行业上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平台型私募，网罗了包括邓晓峰、冯柳、卓利伟、孙庆瑞、吴任昊、韩海峰等多位基金经理。

加入这种平台型私募的好处，与其说是不同的基金经理汇聚在一起互相切磋、共同进步，倒不如说是共享了销售、运营、品牌等基础设施资源，而让这些基金经理们能够更专注地实践自己的投资理念、培养自己的投研团队、做好自己的净值曲线。

被许多基金研究者称为“中国主观投资第一人”的邓晓峰，在离开博时基金加入高毅的六年里，管理规模不降反升，逐渐积累到大几百亿，并依然保持着出色的业绩。这既是邓晓峰自身投资能力的兑现，也侧面说明了这种平台型私募对基金经理投资能力的保护与放大。

如今，林鹏领衔的和谐汇一、中信加持的远信投资，也都走在平台型资管公司的道路上，为下一波“公奔私”的明星基金经理提供拎包入住、上手直接做投资的选项。

但这种省力的方式，并不能解决所有人的创业需求，更何况在很多平台上也依然存在残酷的淘汰机制。比如全球最大的MOM型平台私募千禧年基金，内部的淘汰机制就非常严格，旗下孵化着200多个基金经理，每半年进行一次考核，仅2021年淘汰了其中近50个团队。

所以，尤其是对于一帮中生代冲劲十足的明星基金经理来说，入驻平台未必是最主流的选择，很多人还是选择亲力亲为做好一家跟着自己姓的私募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