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程朱理学

从北宋年间一直到11世纪下半叶，新儒家分裂成两个学派。其中，一个学派以程颢为首，另一个学派以程颐为首。巧合的是，这两个人不仅是兄弟，还都是周敦颐的学生，世称“二程”。这对龙兄虎弟，虽然学术观点不一致，但在政治上，他们都反对王安石的变法。

在程颢创立的学派中，最著名的人物是陆九渊和王阳明，故史称“陆王学派”，亦称“心学”。程颐创立的学派由朱熹集大成，故史称“程朱理学”。程氏兄弟是宋明理学的真正创立者，实现了新儒学的复兴，意义重大。但是，朱熹和陆九渊两个学派从此开始了漫长而激烈的学术争论，两个阵营都有自己的粉丝，双方各种斗法、辩论，却谁也不能说服谁，往往不欢而散。

程颐的“理”的观念，是直接受了张载和邵雍的启发。张载用“气”的聚散来解释万物的产生与灭亡，不过这一理论并不完美，无法对世间万物为何会存在不同种类这一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促成了程颐提出“理”的观念。在程颐看来，我们看到的世间万物的确是由“气”汇聚而成的，但是在万物的形成过程中还存在一个“理”的作用，万物皆有它们各自的“理”。树之所以会成为树，是因为“气”按照树的“理”而汇聚集结，于是便形成了树。

这就相当于古希腊哲学家们所讲的事物的形式和质料的区别。“理”是事物的形式，“气”是事物的质料。比如我们用陶土捏一个碗，陶土是制作这个碗的材料，而碗的形状和样子则是碗的“理”。我们是依据“理”的形式，用陶土（也就是“气”）来捏成一个碗的。光有物质材料，缺乏碗的“理”，我们就不能制作出一个碗，可能捏出来的是其他的东西，成为废品，那就不能用了。

程颐逝世22年后，朱熹（1130—1200年）出生于福建。朱熹在中国学术史上常被称为朱子，带“子”字的称呼是对这个人学术地位的最高表彰。他不仅学问渊博，而且留下了大量著作。程颐开创的理学到朱熹而完成，朱熹成为这个哲学体系的领袖，影响了中国思想界达六百年之久。虽然朱熹受到心学的挑战，但程朱理学始终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学派。

朱熹的理学，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型论”有高度的相似性。“理”是一直存在着的，并永不消失，在具体事物产生之前，与这些事物所对应的“理”便已经存在。朱熹认为，在“理”和“气”的关系上，“理”决定“气”，理气的结合则构成天下万物。“气”是组成万物的原材料，“理”是形成万物的本质依据，所以，世间一切事物的产生都离不开它们。

我们可以看到，朱熹的这一观点，直接将张载认为是世界本源的“气”降到了第二等级。“气”与“理”相结合，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不可分割。在这个理气统一体中，“理”是第一性，“气”则是第二性。

世界被一分为二，“理”代表的是形而上的世界，就相当于柏拉图的“理型世界”，而“气”代表的是形而下的世界，是物质的世界。“理”是永恒的，永恒是超越时间的，而“气”的世界是有时间的，所以“理”和“气”之间并没有谁先谁后的问题，毕竟一个在时间之外，一个在时间之内。

每类事物都有它的“理”，这个“理”便是事物的本质，是事物的终极标准。那么在整个宇宙中，肯定存在一个终极标准，它至高无上又包含万物，是一切“理”的概括。这个“理中之王”被朱熹称为“太极”。朱熹还认为，太极不仅是宇宙万有之理，还内含于所有种类事物的个体中。每个具体的事物，不但有它个别的理，还有太极的整体之理。所谓“一沙一世界”，太极无所不在。

每一个事物就有一个“理”居于其中，这个“理”指导着事物的生成、变化，因此这个“理”就构成了事物的本性。人也是宇宙中的一个具体事物，与其他事物一样也必然有一个代表其本质的“理”，所以人类的“理”就是人性。人类的“理”是共同的，大家都一样，但是为什么实际上每个人都不同呢？因为光有“理”还不够，还需要“气”。一个人必须禀气而后生，每个人禀受的气不同，所以人与人之间就不相同，这就是朱熹所说的“气禀”。“理”是永恒的、完美的、善的，可是形成每个人的质料却是千差万别的，所以呢，就出现有的人善良、有的人邪恶的局面，这就是朱熹关于恶的来源的学说。

“气质之性”是一个人所禀受的具体人性，它是不完美的，必须向着它的理念原型，也就是完美的“天地之性”看齐。在这里，朱熹继承了张载的这个思想。因此，心也是由“理”和“气”结合而产生的，与其他事物并无不同。心与性的不同之处是，心是具体的，而性是抽象的。心可以活动，比如思考、感觉，但性却不能有这些活动。根据人性的二分法，在朱熹看来，心是心，性是性，人性中有相应的“理”，二者不能混淆。而陆王学派则认为，心即是性，心即是理。这就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思想分歧的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每个人禀受着不同的“气”，“气”有清有浊。天地之性所具有的是清气，是好的，而气质之性的气既有清气，也有浊气，善恶相混，好坏混杂。气质之性很不坚定，很容易受到外界的物欲诱惑和拖累，从而产生欲，也导致好人变成了坏人。

所以朱熹认为，人若不想把“气”变浑浊，就必须远离声色犬马，放弃对名利的欲望追求，避免产生贪嗔痴爱等不良念头。因此，我们应当让“人心”回归“道心”，即让气质之性以天地之性为标准，向其看齐、回归，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存天理，灭人欲”。

既然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理”，那么国家作为一个实际存在的事物，也必然存在属于它的“理”。在政治上，假如一个国家和政府能够依照“理”来组织和治理，就可以发展得富强兴盛，否则就会陷入动乱，甚至灭亡。

这就好比建造房子。我们要想修建一幢房子，就一定要遵循建筑学原理。这些原理是不变的，并且始终存在，即使世界上没有任何房子，建筑学的原理依然存在着。作为一位建筑师，就必须充分懂得建筑学的原理，按照这个原理来设计、施工，这样建造的房屋才能持久牢固，要不然就是豆腐渣工程，很快就倒塌了。

圣人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就是遵循着政治上的“理”来做的。无论是谁，只要他想要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就一定要遵循政治的“理”，也就是遵循为政之道。要想一个国家繁荣昌盛，就应该把它交给圣人或哲学家来治理，因为这些人了解政治上的“理”。许多中国哲学家都持这种看法，与柏拉图提出的“哲人王”思想是一模一样的。

“格物致知”这句著名的口号就是由程朱理学提出来的。大意是说，我们要对外部的客观事物进行仔细的调查研究，从中获得知识、扩大视野，在调查研究的时候我们要做到心无旁骛、专心致志。我们之所以要研究和了解外部世界，是为了扩大对永恒之理的认识，为了更多地体认出永恒之理。

“格物”是为了从有形之物中体认出超越物体的“理”，我们要做的是通过“格物”来“穷理”。这样做得到的结果就是：我们既能领悟“理”的永恒世界，同时也能了解自身的内心之性，并且越是领悟“理”，就越是了解“心性”。人心通常都会被禀受之气所蒙蔽，看不清世界的真相，所以通过“格物穷理”，就可以使“理”这颗宝贵的珍珠从具体事物中显现出来。

自宋朝开始，一直到清朝，程朱理学始终是中国历代皇帝主推的官方统治思想。程朱理学已经深深融入到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他们评判言行举止的标准。自南宋之后长达六百多年的时间里，程朱理学有效地帮助人们提高理论思维能力，教会他们知书识礼，并维护了社会的稳定。然而，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程朱理学却在历史和文化发展方面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有人批判程朱理学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