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是法国作家、思想家、社会学家、社会评论家和文学评论家。他的父亲是一位海军军官，在他幼年时阵亡战斗。他由母亲和姑姑与祖母共同抚养长大。他9岁时跟随着母亲迁移巴黎并且居住到成年。巴特在学生时便展现出过人的天赋，1939年于巴黎大学获得古典希腊文学学位。其后因健康问题中断了学术生涯，但也使他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被征召入伍。他一生发表著作20余种。

自《写作的零度》（Le Degré zéro de l’écriture，1953）发表以后，罗兰·巴特便开始以索绪尔语言学为基础，把批评的方向转向了对文学形式的考察。在他看来，研究作品首先就是要研究其语言，批评的重点应该是语言的结构，文学研究关注的唯一对象就是“文本”（texte）。较之传统文论中的“作品”概念而言，“文本”一词具有更加抽象、更具普适性的意义。这一自足的语言符号系统由能指 (sigifiant) 排列组合而成，其中各构成元素的相互关系可以生成不确定的多元意义，作者和读者需要依据不同的阅读感受、不同的发生语境和文本各元素之间的关系来不断发掘和重复“所指” (signifié) 的产生过程，不像传统的“作品”那样渗透了作者强烈的主权意识，可以结合诸多外部标准来确定其心理学、文化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中心意义。在这一阶段，罗兰·巴特倾心于在文学批评中分析符号，破译代码，通过对文本主体符号的分析，来破译作家的创作倾向。

罗兰·巴特模仿尼采的模式，于60年代喊出来“作家死了”的口号，这预示着文学返回本真、“以文为本”时代的到来。此后，以罗兰·巴特为代表的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便开始全面把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移植到文学批评中去，专注于文学形式的考察，创立了一整套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结构主义为文学的冒险提供了理论依据，反映在20世纪文学创作中，集中表现为对文学反映现实的观点和语言作为文学手段所具有的“表征” 能力的质疑。既然隔在人与世界之间的语言符号使得“模仿”和“再现”无法真正施行，那么，文学创作唯一的任务就变成了对语言潜能的无限开发，将语言当作文学创作的最终目的。罗兰·巴特在进行其理论探索的早期，就注意到了萨洛特等新小说作家运用包含多样图像和意义变幻多端的“透明文字”来实现思想与现实的结合，在对其作品分析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理论。他尤其对罗伯-格里耶的小说创作大为赞赏，认为他的小说是“零度写作” 的真正典范，把可见的世界与人们的目光隔离起来。罗伯-格里耶则用“镜面游戏”来阐释罗兰• 巴特的意思：人们在镜面上看到的只是词语的表层，词语不确定地接连出现在上面，当意指到其意义之前就被另一个“能指”所代替，从而不断销毁自己的印迹。因此，新小说在自觉拒绝了事物假定意义的同时，也对以往的人类经验秩序作出了强有力的挑战。罗伯-格里耶于1949年创作了第一部小说《弑君者》(Un régicide)，因作品的离经叛道而被法国著名文学出版社拒绝；此后其创作虽受“午夜出版社”青睐，然而此人在传统氛围浓厚的法国文坛尚属无名之辈。罗兰·巴特的评价和激励使罗伯-格里耶坚定了创作信心，而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更对其“非意义论”有着直接的启迪作用。罗伯-格里耶从巴特的文论中借用了某些词语、概念乃至方法继续他的“客观文学”和“表层哲学”创作活动，以至有批评家认为：如果没有罗兰•巴特的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就不存在罗伯-格里耶一类的新小说，反之亦然。

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在法国当代思想发展历程中可以被视为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他发扬了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的思想精神，继承和超越了结构主义，其思想又直接推动了德里达、利奥塔、福柯等人的文化解构和思想创造。拉康的论述大部分收录在《文集》（Écrits）和《研讨会论集》（Séminaire）中， 主要由论文和研讨会发言构成，他在文论方面的研究深刻影响了后现代主义文论和美学的发展。

首先，拉康的思想主要以索绪尔的语言学为基础，同时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进行了重新定义和创造性的改造。拉康的理论要点可以做如下概括主体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本体论概念，主体的产生是人在社会中运用语言的结果，主体的具体状况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言的运用，而语言的运用又与人的无意识活动尤其是人的整个精神活动密切相关。拉康全面地用语言来说明无意识，其实也是用无意识来反衬语言的特质，这意味着对传统“理性中心—语言中心”的一个颠覆。

其次，拉康的镜像阶段论对于观察和分析人的自我意识、“主体性”、思想面貌及思想创作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理论透过儿童发现镜像中的“自我”实则空洞无物这一现象来说明孤立的人不可能存在，人只能在与“他人”或“他物”的接触中发现自己。当人透过“他者”发现自己的时候，又发现这仅仅是一种虚空的象征。象征使人认识自己，又使人不断超越自身和超越世界。因此，拉康将语言和象征的双种结构同社会文化的现实结合起来，深刻说明了社会文化现象的“自我”复杂化和人为复杂化 的原因，使得语言和象征系统在文化语境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再次，拉康的“凝视理论”意在表达主体在观察的同时，也被另一事物所注视，主体总是处于“他者”的目光之下。这看似是一个悖论：作者的无意识透过对作品的分析解读展现出来，但仍与读者的欲望息息相关，是读者意欲解读的一个部分。拉康的“凝视理论”说明，实际上不只是“自我”在凝视“他者”，“自我”本身也处于被凝视的状态，“自我”无意识中的欲望机制被投射到外在的“他者”之上，转而凝视着“自我”。在文本中析出凝视与被凝视的螺旋交织过程中产生的诸多碎片化的信息与传统文学观或现代主义理想中的系统化解读实则相去甚远。

拉康的这些相互关联的理论在心理、语言和文化层面上为精神分析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也深刻影响了后现代批评话语的产生和发展。拉康的文学理论不仅受到法国学人的极大关注，也成为学界探讨、研究语言、文学、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问题时不可或缺的参照物。拉康结合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思想精髓来重新审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不仅促成了精神分析学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转型与变革，而且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带来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解构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对传统的西方文论和方法论进行彻底的清算。关于文学本质的问题，德里达认为，长期的思维禁忌和使用习惯造成了现今对于文学本质的定义，而文学本质问题的缘起盖因一种假说 的存在，其根源只是基于幻想。文学文本内部并不包含能够自我证明的本质，文学的本质并非局限于文学样式，也不仅仅是由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构成。只有突破原有的思维禁忌，才能彻底打破对文学本质的幻想。为此，德里达的解构首先针对的就是任何形式的“中心”概念以及伴随这些“中心”而形成的“在场”概念。他还否认结构主义关于“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同一性关系，认为二者之间存在差异。人类具有不满现状、不断超越自身矛盾的特性，如此方能在不断的文化构建中改善自己的追求。然而在建构文化的过程中，人类既要超越旧文化，又面临被改造、被克服的命运，这种二重性又体现在语言本身的二重性上。语言是现实对象与表现对象之间的中介，由于“能指”在时空上的“延异”，“所指”无法及时“在场”而造成“缺席”现象的出现，其空缺就必须由其他符号加以填补和解释。而解释有时是因人而异的，由此产生多元、开放式的文本阅读。由此可见，作品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所指”是一场无限的“延异”，因此读者对文本的解读具有未完成性和不确定性，文本具有自身的生产力和增值力。德里达的“延异”概念揭示了“能指”与“所指”结合的任意性，由此产生了文学文本的自由游戏，动摇了结构主义理论的基础。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1924-1998）是西方最具代表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之一，以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的开创研究而闻名于世。他对叙事结构、美学和语言政治的分析为广大文艺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La Condition Postmoderne ,Unrapport sur le savoir,1979)一书是当代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

利奥塔的文艺和美学思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宏大叙事”。根据利奥塔的观点，所谓现代性，就是关于解放和启蒙的“宏大叙事”，而这种传统哲学的叙述方式把所有叙述方式都纳

入一种唯一的和统一的叙事方式之中。 “宏大叙事”隐含着将某种意志强加于人的权力政治的内涵，具有 使某种世界观神化、权威化、合法化的本质。第二，“崇高美学”。利奥塔将哲学研究与美学问题、艺术作品的探讨结合起来，他的“崇高美学”思想在其后现代理论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也体现出对“崇高”的认识中的一种个体生存的价值取向。第三，艺术理论。利奥塔没有对后现代主义艺术的种种特征泛泛而谈， 而是借助自己的后现代哲学，试图揭示后现代艺术的实质。利奥塔特别强调艺术创造的实验性和创新性要通过呈现不具呈现性的实验来把艺术的本质问题化，因而艺术家的作品应该体现一种绝对先锋的艺术精神。艺术创作必须摒除总体性和最终结论，通过无限感和碎片性，在拒绝旧规则的同时，不断地探寻新规则。

法国后现代文学和美学理论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受后现代主义文艺创作的经验启示而成，对文艺实践进行了精辟的总结和描述，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现代主义文艺家的创作活动。文艺理论界的精英人士观察、思考和研究这些现象之后，产生了深刻的见解，并自觉地将理论融于文艺创作实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