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宗师》第八讲（6）“坐忘”就是把“我”彻底放下

“冯学成先生最新出版著作《禅说庄子》系列共16本，以通俗的语言，对《庄子》中的26篇，通过逐句分析的方式进行解析，结合佛教禅宗思想分析庄禅之间的内在关系，并结合现实人生，突出每篇文字的现实警讯与指导意义，为浮躁迷失的现代人指出另一条安身立命的途径。文字浅白易懂，说理深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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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天，颜回又到孔子那里去汇报：“回益矣。”我又有收获了，要给老师汇报。孔子说，你到什么程度了？“回忘礼乐矣。”本来仁义礼乐是一回事，这里面区分开来是什么道理呢？

“仁义”，是理念上的东西；礼乐，是一行为上的东西，是生活习惯。你如果还有仁义这种行迹，还在仁义上去忽悠，那么你这个人就还在因位之中。如果你达到了老子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你才真正到了根本的仁，没有仁的外相，也没有仁的行迹，可以达到举手投足，拉屎撒尿都在仁义之中。“义”有成物之功，是外向型的，付出型的，是在事功上的表现。入了道以后，没有“义”的这种冲动，没有“义”的这种目标，但是所作所为无不是义，这个才真正是出神入化。

礼是什么？是社会的一种合理化需要。男女老幼，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间需要有礼。但是礼更多的时候是作为应酬，为了提倡礼，提倡仁，大家都在仁义上去运作，在礼义上去运作，都在上面去投机取巧，很容易出现麻烦。“乐”，音乐是乐生之意，每个人都要快乐，怎么快乐？到游乐场去，到歌舞厅里面去寻欢作乐，尽管是乐的一些手段，愉悦身心的一些手法，但弄不好就会成为淫荡,放逸身心也是一种弊病啊。我们习惯于礼乐，是我们潜意识以来养成的一种生活习惯。

忘仁义，就要把仁义的弊病去掉，但在道上来说，还要进入更高的层次。有了道，有了德，所作所为都是仁义。礼乐搞多了，搞过了，就会成为虚伪。道理虽然是这样，好像说放下也比较容易，但礼乐形成了是有根的东西，深藏在第七识里面，成了喜怒哀乐，属于情志上的一些东西，俱生而有的，要把这个放下，就比放下仁义更麻烦了，这就相当于“外物”了。

第六识上的东西，我们通过理性上的强化，要把它料理好，比较容易。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第七识上的烦恼，贪嗔痴慢这一系列的东西，要放下就要麻烦多了。这里面相应对照的，就是前面南伯子葵问女偊，九日而后能“外物”这么一种感觉。能够把自己生活习性上牢固附着的东西放下，就是忘礼乐。所以孔子表扬颜回不错，“可矣，犹未也。”但还不究竟，不是彻底的究竟。

“坐忘”就是把“我”彻底放下

又过了不知多少天，他日复见，颜回又对夫子说：“回益矣！”现在我又有新的体验。孔子就问，有什么新的体验啊？“回坐忘矣”，颜回说，我坐忘了。

听到这里，孔子就很吃惊了，一下就跳起来问：“何谓坐忘？”什么是坐忘？用禅宗的话来说，就是祖师爷听见徒弟说，师父，我今天悟了，大彻大悟了。老和尚马上就说，你悟了什么？拿出证据来：速道、速道！赶快说，何谓坐忘？

颜回回答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这里我们要好好感觉感觉，什么是“堕肢体”？我们的肢体每天忙什么呢？两条腿在名利路上奔波，手也在捞取名利，聪明也用在名利是非上取舍不休。能够把我们的肢体放下，不让它有所动作吗？用佛教的话来说，就是“身业”解决了。“黜聪明”，聪明就是“语业”和“意业”，都把它们彻底地放下，可以吗？聪是耳朵，明是眼睛，眼睛和耳朵还是要用心来料理的。所以“离形去知”，尽管简单，却把《金刚经》所说的“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融在里面了。“离形”，五蕴的眼耳鼻舌身。“去知”，心意识全部放下，而且“同于大通”。我经常说什么叫通？什么叫大通？无碍才能通，大通就是“理事无碍，事事无碍”，不论哪里都可以走得到。你凭什么走得到？心要公。心不公，你私心自用，半径就很有限，怎么也通不了。

前面孔子在议论孟孙氏的时候，就说了“且也相与吾之耳矣，庸讵知吾所谓吾之乎？”如果还没有把这个“我”打掉，没有进入无我的状态，就谈不上通，更谈不上大通。进入无我状态的前提，肯定是“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要把“我”放得下。我们用佛教的理论来透析它，同时也要看到道家，特别是庄子的这些理论阐述，与佛教完全是通的。但这个不仅仅是在说理上，严格来说，我们自己的修为能不能够“忘仁义”？能不能够“忘礼乐”？用佛教的《金刚经》的道理来说，佛所说法，即非佛法。对佛所说法还得否定一番，才能进入“是名佛法”的果位。“佛所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佛法就相当于儒家的仁义礼乐一样，你要把它放下，放下了以后，你才知道什么是佛法，“是名佛法”。到了这一步，你才能够“同于大通”。最后说，“此为坐忘”，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修为体验了。

我们有没有这么完整的、真实的修为体验？这种修为体验，是不能仅停留在思维之中的，很多人谈经说道，讲起来头头是道，但自己的修为未必跟得上。那天王绍藩先生来，我还是提醒他要养静气，老是这么风风火火，老是用棒喝是不行的。临济宗有套“夺”的方法，“有时夺人不夺境，有时夺境不夺人，有时人境具夺，有时人境具不夺。”王绍璠先生完全使用的是“夺”的方法，却不知道在他那里打七的人，有的是刚入佛门，有的是未入佛门，没有一个长期浸润的过程，也没有任何基础。面对这些连佛教基本知见都没有的人，你去“夺”他什么？无可夺啊。

当然，王绍璠先生是很透明的、很耿直的，在道上的愿力很强。但他就是缺少反省精神，你干的这个事，真的有这个能力吗？你自己的资粮具备吗？我为什么到现在不敢去打七？欢迎我去打七的人不少，但我不采取这种方式。严格说来，打七是雍正皇帝时期才有的说法，唐宋元明没有打七的说法，《五灯会元》里面哪有打七之说？都是老师和学生朝夕相处。用净慧老和尚的话来说，就是“生活禅”，以前叫“农禅并举”，大家就在日常生活之中，日用之谓道，平常心是道，都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慢慢浸泡，在适当的时机，师父一个钳锤，一个逼拶(zā)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