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真相 | 133. 蒙古人治国

本期内容：

1. 忽必烈晚年的暴饮暴食是抑郁症的一种表现？

2. 元朝的政治制度“变种的三省”有什么特点？

3. 元朝对汉族人是什么态度呢？元朝真的有“四等人制”和“九儒十丐”这种等级存在吗？元朝歧视汉族人体现在哪些方面？

4. 元朝为什么没有科举？

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前面讲到忽必烈晚年暴饮暴食，从心理学上来说，这应该是抑郁症的一种表现。这哥们之所以抑郁了，主要是下面三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征伐日本等五个小国的失败，不是一个两个，五次出征都以失败告终，确实是让人比较郁闷，尤其是骄傲的忽必烈，这一点史书上也有记载。

第二个是他媳妇察必皇后的去世，有句话说得好，少年夫妻老来伴，你别管一个男人年轻的时候床上有多少女人，但一般来说，他心里肯定只有一个可以说知心话的，尤其是老年的时候。察必这个媳妇儿对忽必烈有多重要，用一件事就可以证明，这个女人是他无数个女人里面唯一一个死后进入祖庙陪伴他的女人，那意思就是，老伴儿，和你这辈子话没说够，咱们下辈子接着说。这样的一个女人死了，对将近70岁的忽必烈打击自然是很大的；

第三件事就是朝堂之上的斗争，和由此导致的太子真金之死。这件事比较复杂，牵扯的历史事件也比较多，我们要慢慢说。

                            一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就是忽必烈确立了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我们都知道，隋唐是三省六部制，宋朝是二府三司制，也就是枢密院的西府和中书省的东府掌握大权，三司掌握财权，虽然门下省和尚书省还在，但权力近乎于没有，这个前面我们都说过了。

忽必烈建立了元朝之后，琢磨了半天，觉得宋朝这个二府制度挺不错，让中书省管内政，枢密院管军事，自己这个大皇帝居中协调。除此之外，他又加了一个御史台，也就是专门管监察的部门，至于说那两个可有可无的门下省和尚书省，这小子大笔一挥，废掉。

于是，元朝的制度就变成了以中书省、御史台和枢密院为权力中心的一个架构，你可以认为是一个变种的三省。除了上面的机构，前面说过，元朝的中央还有一个开始叫总制院，后来叫宣政院的机构，不过这个机构虽然在职称上，和中书省、御史台和枢密院是一个级别的，都是正国级干部，但它管理的范围很小，专门管理全国佛教事宜并统辖吐蕃地区的军政，一般来说，宣政院是不能介入中原地区事务的。

你要是问，尚书省没了，那它下面的兵、刑、工、吏、户、礼这六部是不是也没了呢？那怎么可能，它们只是很简单地被忽必烈移到了中书省下面，该干啥还干啥。

我前面反复强调过，三省六部，每一个朝代，三省都有变化，但六部永远不变，一直到清末，为啥？因为六部才是主要干活的人，上面的三省，那都是产生宰相的部门，是拍板决策的，也是和皇帝老子争权的，这才经常变化。后来的朱元璋朱大皇帝一气之下，废除了宰相制度，自己累得要死，但他也没有把六部废掉，这是后话。

那么机构有了，接下来就是往里面填人头了，哪些人被忽必烈填到了这三大机构呢？你要是说，那肯定全都是蒙古人啊，那你就小看忽必烈了，没错，这三个机构的一把手肯定是蒙古人，他的儿子，太子真金被委任为中书令兼判枢密院事，一个堂弟塔察儿被任命为御史台的御史大夫，三个实权部门，只有两个主要领导，可谓精简，但这三大机构的二、三把手却有很多汉人，刘秉忠为光禄大夫参领中书省事，王文统是平章政事，张文谦是中书省左丞，张雄飞是侍御史，这些家伙可全都是宰相，正国级干部，平日里要参加各种政策的讨论制定，权力极大，所以，忽必烈早期的朝堂上，汉人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相当滴多。

这些孔老二的好学生，儒家出身的汉人，自身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不会理财，因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俺们读书人天天就是读书，小人才天天拨拉算盘子，理财这件事，小时候就没学过。

等到忽必烈四处打仗打没钱了，他环顾一周，这才发现，庙堂之上的高官，无论是之乎者也的汉人，和大碗喝酒的蒙古人，都不会理财，那咋整？他只能去找别人，也就是色目人来给他管理财政。

所谓色目人，就是眼睛不是黑色的，什么蓝眼珠、绿眼珠、棕眼珠，反正不是中亚人，就是欧洲人，这些家伙当时以善于经商，善于理财而闻名，往往蒙古贵族给他们10块钱，到了秋天就变成15块了，深得王公大臣们的喜爱，而且这些家伙几乎就是伴随蒙古帝国的崛起而发家致富的，一直跟着骑兵的马屁股后面，到处替自己和蒙古人做生意，所以也深得蒙古人的信赖。

忽必烈找到了一个出生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名字叫阿合马的人。他是啥色的眼珠子我们不知道，但这家伙在理财上确实是一把好手，清理户口，推行专卖制度，发行钞票等等招数使了出来，很快就见效了，元朝收入大大增加。

这样一来，有一些大臣出于嫉妒，也有一些大臣出于理念，就开始抱团反对这个阿合马，这里面以汉人为主，而太子真金因为汉人的书读了不少，整天仁义道德，也认为阿合马的一些经济政策不符合儒家传统，于是，也加入了反阿阵营。不过阿合马也不是一个人，他不仅有一些同样五颜六色眼珠的少数民族支持者，还有一些黑眼珠的蒙古人和汉人，也支持他。

于是，朝廷分成两派，成天斗来斗去，把忽必烈烦得要死。1282年的一天，趁着忽必烈不在大都的时候，就有人传达太子真金的命令，让阿合马去见太子，结果是半路上阿合马被人一刀砍死，当然，凶手很快就抓到了，供认说这事儿和太子无关，就是自己所为，只不过假传太子的命令而已，也就是真金并不知道这件事，忽必烈这时候也懒得追究细节，匆匆结案了事。

这事儿埋下了祸根。三年之后，1285年，有一个汉人御史写了一份奏章，说忽必烈年纪大了，应该退位。当时管理奏章上传下达的都事尚文可能是个太子党，看见这个奏章吓了一大跳，他深知忽必烈是个啥样的家伙，一旦这份奏章递上去，那肯定是龙颜大怒，如果老人家认为是太子急于抢班夺权，那太子真金就危险了。于是，尚文就扣住了奏章，准备找机会退回。

死了已经三年的阿合马有一个好基友，名字叫做答即归阿散，你一听名字就知道这家伙眼珠子肯定不是黑的。这哥们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有这么一份奏章，马上知道，这是一个替阿合马报仇的好机会，于是通过各种办法，让忽必烈也知道了，这一下就麻烦了。

不出尚文所料，忽必烈气得发疯，俺还没死呢，你们就想换人了？虽然最后他也没有因为这件事处罚太子真金，可是他那个宝贝儿子胆子却是实在太小，吓出了一场大病，在1286年1月份，先他老爹一步，去向成吉思汗报道了。这一年，他43岁，而忽必烈已经71岁了，可谓是老年丧子，更何况，忽必烈还对这个儿子寄托了很大希望，所以在太子死后，他可以说是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再加上前面说的一连串事情，自此就开始暴饮暴食，胡吃海喝起来，就这样，把身体搞完犊子了。

我们说太子真金的死，实际上对元朝甚至中国历史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如果真金顺利接位，元朝的汉化脚步一定会加快，最后不说达到清朝的地步，至少，可以缓解很多社会矛盾，那样一来，也许朱元璋一辈子就只能当和尚了。

                    二

言归正传，刚刚我们说忽必烈任用了很多汉人高官，但前面我们又说元朝把汉族人分别称呼为汉人和南人，那么，元朝对汉族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态度呢？要想解释这个问题，必须要先讨论两个流行的说法，那就是四等人制和九儒十丐。

先说四等人制，说的是忽必烈的元朝把下面的子民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自己；第二等是中亚人，也就是刚才说的，眼珠子五颜六色的色目人，因为他们大多数信奉伊斯兰教的缘故，所以有时候也称回回。顺便说一句，回回这个词应该是和唐朝的回纥有关，但具体咋产生的，已经不知道了，大多数时候，泛指信仰伊斯兰的人；第三等人是汉人，就是淮河以北的中国人；第四等人是南人，前面说过，淮河以南的南宋人。

在真正的历史上，这个四等人的说法，你找遍明朝人写的《元史》和元朝的各种法律法规，也找不到一个出处。有名的《元典章》是专门描述元朝的各种规章制度的，用后人的话说，“此书于当年法令，分门胪载，采掇颇详”，但在它那里面，也没写帝国的人要分成四等。

那么，最早这个“四等人制”是谁说的呢？考察一番，发现是清朝的一个叫屠寄的学者，而且还是一个清末民初的人，死的时候是1921年了，中国共产党都成立了。他在他写的一本书叫做《蒙兀儿史记》里，首先说了元朝的时候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汉族人排在最后面，老惨了，受尽了蒙古人和色目人的欺负。

那没凭没据的，他为啥要这么说呢？我想了半天，明白过来了，这哥们其实是对当时民族处境感到忧虑。我们先来看一下十九世纪末对于中国，是一个什么时代，那是一个中国人在自己土地上可能连狗都不如的年代，任何一个外国人来了，都可以欺负你一下子，而且你还没脾气，因为大多数列强都和中国有一个把“领事裁判权”扩大到所有外国人的条约，也就是这个裁判权本来是只能赋予外交人员，他们犯了法，不受当地法律约束，可是因为清政府的无能，当时几乎所有国家，都给中国立下了一个规矩，就是俺们国家所有人，在你中国土地上杀了你中国人，你都不能管，只能俺们自己去抓凶手，审判凶手，当然，俺们要是忙，没功夫去抓的话，你们就乖乖等着。

在这样的情况下，屠寄这样写可以说是告诫大家，一旦亡了国，老惨了。所以，此人有煽动大家革命的嫌疑，也许就是这种心理，后来钱穆的《国史大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还有台湾柏杨的《中国人史纲》，全都采用了屠寄的这个说法，这些史学大家这么做的后果就是，“元朝把人分四等”就变成了一个史学界的共识，一直流传到今天，换句话说，一口大黑锅结结实实地扣在了忽必烈的脑袋上。

我们说判断这件事是否是真的，其实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那就是看一下后来打跑了元朝的朱元璋这个大造反派是咋说的，《元史》《明太祖实录》以及朱大皇帝的造反口号、纲领，都没有提及这个“四等人制”。就这一条，我们基本就可以下一个结论了，所谓四等人制，在元朝是不存在的，至少，在制度上，是绝对不存在的。

                       三

除了这个四等人制，还有另一个关于元朝不靠谱的说法，今天我们都知道，知识分子有一个称号，叫臭老九。那它为啥叫老九，不叫臭老八，臭老七呢？你要是问出这个问题，那肯定有人告诉你，在元朝吧，按照职业把人分为十个等级，分别是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也就是读书人的地位比妓女还要低，只比乞丐高一点点，排在第九位，所以后来才说读书人是老九，如果读书把自己读得酸了吧唧，臭烘烘的，那自然就是臭老九了。

很遗憾，这又是一盆泼在元朝人身上的脏水。最早提出“九儒十丐”这种说法的是宋末元初的谢枋得，此人号叠山。在他的《叠山集》里，他说读书人地位低下，排行老九这事儿，是“滑稽之雄”说过的，所谓滑稽，原意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酒器，也就是宴会的时候用的，后来引申为幽默有趣的人。这里的滑稽之雄就是小丑一类的演员，那么，人家谢枋得的意思就很清楚了，这事儿是戏子或者说演员调侃读书人的，俺老谢曾经在戏园子里听到了，觉得挺有意思，特纪录在俺的笔记里。

后来以讹传讹，读书人是臭老九这件事，变成了元政府的另一个罪状，换句话说，另一口大黑锅又一次扣到了元朝统治者的脑袋上。一句话，谢枋得老先生记录小丑演员的一句玩笑话，祸害了读书人和元朝两个倒霉蛋。

实际上，元朝读书人的地位那是相当地高。儒生们有自己单独的户口，叫做“儒户”。南宋灭亡之前，北方的“儒户”一共是三千八百九十户。等到元朝彻底占领江南之后，蒙古人这群大老粗看见江南的汉人，觉得一个比一个有学问，全都是文化人，所以“儒户”数量暴增，一口气突破了十万户。

你要是把元朝的儒户和其他人比一下，那这些家伙简直就是特权阶层：每户只要有一名子弟读书，就可以身份世袭。读书那孩子每天享受两餐供应，家里享受免税特权，除了缴纳基本地税之外，没有其他赋税，不需要承担任何差役。那些家产丰厚的“书香门第”，趁机一代代兼并土地，钻足了空子，所以哪怕元末天下大乱，各方饿殍遍野，江南有着“儒户”身份的文人们，依然是日日高歌，天天酒会。

那为啥元朝的儒生还叫苦连天，写书大骂呢？原因只有一个，科举考试没有了，当不了官！那么，科举咋没了呢？这还真不能怪蒙古的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人，人家当年是举行过科举考试的。我们说当年窝阔台打掉了金国，统一中国北方的时候，他手下有一个金国投降过来的大臣，叫做耶律楚材的。此人叫楚材，也绝对是一个人才，无论是成吉思汗还是窝阔台，都很重视他，他是那时候蒙古帝国首席宰相，中书令。

1238年，耶律楚材给窝阔台上书，说咱们治理汉族人的地方，必须搞科举，这套玩意既能避免汉人造反，也能给帝国输送人才。窝阔台说你说搞，那就搞，于是，就有了所谓的“戊戌选试”，通过科举考试，一次性选拔了4000名儒学人才，史书里记载，“由是，文治兴焉”，效果不错。

几年之后，耶律楚材就死了，他一蹬腿，由于种种原因，这个科举就暂停了，没有再搞过，一直到了忽必烈创建了元朝，1284年，也就是宋朝灭亡了的五年之后，大家才突然又想起来，中原王朝有科举这回事，可是忽必烈和他手下的大臣们讨论了一番之后，认为选拔人才是应该的，但科举搞不搞无所谓，意思就是可以搞，也可以不搞。

这些家伙得出这个结论的主要原因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对南宋灭亡的原因，很多人都归结为，儒生害国。比如前面提到的谢枋得，他为了不投降元朝，宁可绝食而死，因为这是儒家成仁取义的途径，可是他对于科举考试是极度厌恶的，这哥们最后说，“以学术误天下者，皆科举程文之士也”，这里的程文之士，说的就是平时喝酒吹牛夸夸其谈，文章写得贼漂亮，但一旦有事，连个马桶都修不好，屁用也没有的儒生。忽必烈也说过“汉人惟务课赋吟诗，将何用焉”，这些写诗的家伙我用来能干啥呢？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之下，科举自然是可有可无；

第二个原因就是当时元朝兴起了一股由吏进官的风气。我们知道科举的一个重要作用是给国家选拔当官的人才，自从有了这玩意之后，想当官，必须要参加科举。你在县衙门里勤勤恳恳地干了二十年的捕头，那也是吏，而不是官，没有科举这个学历，你永远不可能从一个吏升到官老爷。但在元朝初年，蒙古这群大老粗，只要看见你有本事，能干事，那就可以提拔你，有很多人就此可以直接从吏升到官，换句话说，一个捕头也不需要学历了，说不定某一天就成了县长，这样一来，科举的作用是直线缩水。

就因为上面两个原因，从公元1238年开始，一直到1313年的元仁宗时代，75年里，孔老二的学生们就没地方考试去，政府也没说取消科举，但总是说，俺们要开会，再和有关部门研究研究，反正就是拖了下来。

不考试就做不了官，虽然儒户们的小日子很舒服，但是中国知识分子们总是有一种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当不上官，说话的时候没人在旁边捧臭脚，那就是相当滴郁闷，所以，虽然他们有钱有闲，天天吃喝玩乐，但想让他们给元朝说好话，也挺难的，谁让你们不让我当官呢！

                             四

也就是因为知识分子当不上官，让元朝诞生了一种新的文艺形式，就是后来相当著名的“元曲”，这东西又叫元杂剧，所谓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既然可以和唐诗那么高大上的东西并列，自然是有他的道理的。

简单地说，这东西就是把宋词和民间流行的小调糅合在一起，用一个大概的格律，讲一个故事，然后让人在台上给大家唱出来，等于是现代戏曲的祖先。

知识分子们进不了考场，一肚子的才华，正好来写这玩意。我们只要看一下所谓元曲四大家，关汉卿、白仁甫、马致远和郑光祖，全都是元朝初年的才子，就明白了，那时候没了科举，他们确实很憋屈。

多说一句，除了元曲四大家，还有元曲四大剧，分别是《窦娥冤》《汉宫秋》《梧桐雨》和《赵氏孤儿》。其中《赵氏孤儿》最牛掰，被翻译成很多国家的文字，扬名海外；中国老百姓对窦娥最熟悉，只要自己受欺负了，都要和窦娥比一比，顺便看看六月天是不是下雪；文人们最推崇的却是四大家之一马致远的一首小令，叫做《天净沙》，全词是：“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还是那句话，不让我去考试，实在很郁闷。

                             五

言归正传，我们说上面否定了九儒十丐和四等人制这两种说法，那是不是说元朝统治者对汉族人就亲如一家，大家完全平等呢？当然也不是，蒙古人还是在很多方面把他们和汉族人分割开来，这方面大概的表现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当官，《明实录》里记载，朱元璋造反成功之后，就说过“元时任官但贵本族，轻中国之士，南人至不得入风宪”，所谓风宪就是监察官员。朱大皇帝这是抱怨，元朝人掌权的时候，汉族人当不上御史这类的官员，其实，何止御史，很多官职，都和汉族人无关，比如说怯薛军，也就是蒙古皇室的近卫军，专门保护中央安全的，一般来说，就禁止汉族人加入；再比如说元朝在很多地方，经常都设置有达鲁花赤的官职，这就是蒙古语“掌印者”的意思，这个官职是干啥的？一句话，最高领导。我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县，没有设置这个达鲁花赤，那县长最大，可是如果有一天，一个家伙拿着达鲁花赤的委任状走进了县衙门，那县长大人马上就得起身，跪在一边听候吩咐。这个职位，元朝有明确规定，必须由蒙古人担任，如果蒙古人不够了，或者被委任的蒙古人死活不去上任，那就找一个色目人担任，反正不能由汉族人或者其他黑眼珠的少数民族担任。

第二个歧视汉人的地方就是和蒙古人比起来，汉族人的命更便宜一些，换句话说，刑罚上，对蒙古人要宽松很多，比如蒙古人杀了一个汉族人，一般就是打57下大板子，然后让他掏丧葬费了事，最多就是流放；但汉族人杀了蒙古人，那就麻烦了，砍头罚钱都是小事，严重的时候要灭族，也就是全家遭殃；

最后一个就是严禁汉族人持有武器，倒不至于买一把菜刀都要问你祖宗八代的地步，但是像弓箭这样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是不允许拥有的。

不过，我们必须说一句，虽然上面三点是元朝明文规定的，对汉族人的禁令，但是实际施行的时候，执行的并不太认真。比如说1281年，有一个叫做魏初的汉人，去扬州担任行御史台的官职，干了几天之后，觉得没意思，思念在元大都，也就是北京的朋友，写了一首诗，其中就有两句是：“高树围前射箭时，小书楼上共题诗。”那么，一个汉族人，没事就和朋友射箭玩，还当上了御史台，这让元朝领导们上面的禁令情何以堪？所以，我们说元朝种族歧视那是肯定有的，但应该不是像后来人所传说的那样，汉人猪狗不如。

无论如何吧，公元1294年2月18日，元世祖忽必烈在北京，也就是当时的大都皇宫紫檀殿去世，享寿七十九岁，在位三十五年，那么，谁接了他的班儿，元朝又干了哪些事情，我们下集再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