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真相 | 116 . 成败两难说

本期内容

1. 青苗法是怎么失败的，郑侠为何成了压倒新法的最后一棵稻草？如何评价王安石变法？

2.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到底有多牛？

话说宋神宗和王安石这哥俩急三火四地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涵盖了教育、军事和经济三大方面，动静弄得贼大，以至于将近1000年过去了，现在提起来王安石变法，大多数人还是会点头说知道，知道，王大改革家可谓是声名显赫。

不过我前面也说了，在当时，反对者巨多，反对的原因我在上一集也列出了四个，那就是文人相轻、南北之争、保守激进之争，还有王安石个人的狂妄自大。不过坦白地讲，宋神宗和王安石在变法还没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设想到了这些阻力，想好了对策，所以那些反对派，也就是所谓的旧党，被打得稀里哗啦，挨骂的，罢官的，贬职的，一个个搞得灰头土脸，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但其中有一个主动辞职的，这里要说上两句，此人就是司马光。

                                              一

司马光从一开始就不赞同变法，他不否认帝国存在的问题，但他给宋神宗开出的药方是，选择有道德有文化有理想有规矩的“四有大臣”，国家自然就好了，也就是制度不用变，要在用人上多加筛选。很明显，俺们现在的规章制度并不是王八蛋法律，一条一条都很清晰，也都很合理，那么，只要选出真正按照规章制度办事的，何愁天下不能大治？

司马光这套说法对还是不对，我交给大家去判断，不过为了更有助于大家思考，这里我简单地说一下他和苏轼在青苗法上的具体看法。

青苗法前面简单介绍过，就是政府代替大地主借给老百姓粮食。司马光说，你王安石的这条改革措施，不就是与民争利吗？黄世仁那个家伙是个财主不错，但他也是民，再说了，一个平民土财主借钱给老百姓，都能让杨白劳倾家荡产，喜儿跑到山里当了白毛女，更何况我们下面那群如狼似虎的官吏呢？他们可比黄世仁有权有势的多，这叫“况悬官督责之威乎”。

对此，改革派吕惠卿的回答是，“愿取则与之，不愿不强也”，意思是俺的利息比黄世仁可低多了，并且是自愿原则，老百姓愿意借就借，不愿意借拉倒。这时候，在司马光一边的苏轼开口说道：“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与？”你现在说借不借都是自愿，可是这事儿谁能保证呢？等以后出了一个暴君，或者一些贪赃枉法的官员，他们用这个来盘剥老百姓，谁能禁止？苏大才子当时还是很有一些书生意气的，连暴君这样的词都敢当面对着宋神宗说。

在上面的对话里，除了地主豪绅也是人，与他们争利也是“与民争利”之外，司马光和苏轼还提到了一点，就是无论现有的财主放高利贷，还是改革后的朝廷往出借钱，对于农民来说，后果是不是美好，都取决于这些债主是不是贪得无厌，是不是横征暴敛，只要这些家伙心里想的是如何榨干百姓，那么，无论是按照现在的模式进行下去，还是你王安石的青苗法，都没啥用。

很显然，这些说辞在宋神宗和王安石面前，是没啥用的，他俩也不生气，但对所有这些意见，就是两个字，无视。

不过宋神宗对51岁的司马光，还是比较看重的，准备让他当知枢密院事。我们说从这一点来看，宋神宗还是很有政治智慧的，让一个旧党领袖，改革的反对派当枢密院一把手，来制衡一下新党的改革家们，是一个比较高明和稳妥的办法。我们说如果历史真是这样走下去，也许王安石变法就是另一个样子了，可是我们的司马光老爷子是什么人？人家19岁就中了进士，虽然外表不像王安石那样飞扬跋扈，但内心的骄傲那是一点儿不少，他一看皇帝不听自己的，直接拍拍屁股说，俺家里还有点事儿，你们继续，直接回到了地方。

司马光先是去了西安，一年之后，公元1071年，又到了洛阳，担任了御史台一个闲职，从此十五年不理政事。不过这家伙也没撒谎，他在家确实有事情要干，啥事呢？

                              二

这事儿还要从宋神宗的老爹宋英宗说起，在英宗时代，司马光就利用业余时间，写了从三家分晋一直到秦朝灭亡的这段历史，本来开始就是写着玩的，和我现在差不多。不过宋英宗看了之后，觉得这哥们写得实在是太好了，不愧是姓司马的，和老祖宗司马迁都有得一拼，就让司马光继续写，还专门雇佣了很多文人，给他当助手，但可惜的是，没过多长时间，这个宋英宗就死了，写书这件事，也就耽搁下来。

现在司马光就把这件事又提了出来，对神宗说，你爹当年让我写历史，这事儿我没干完，对不起他老人家，现在要回家接着干。神宗一看自己死了的老爹都被司马光抬了出来，也只能同意，于是乎，司马光老爷子在洛阳整整写了15年，这中间的艰辛实在是一言难尽。

据说夏天热的时候，司马光怕流汗滴到手稿上，就让人挖了一个洞，钻到比较凉快的地下去写作。《宋史》上说他“日力不足，继之以夜”，就是白天干不完，晚上接着干，即便是生病了也不休息，别人说老爷子，您身体要紧，他的回答是“死生有命”。终于，在1084年，他完成了一部史学巨作，从公元前403年，一直写到五代后周结束，前后1362年的历史，全书294卷，将近300万字。就算是放在今天，有计算机帮着检索，那也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更何况是1000年前，那个查一个历史事实要读十几本书的年代。

写完之后，他把这本书献给了宋神宗，神宗看了之后，是百感交集，说“有鑑于往事，以资于治道”，可以命名为《资治通鉴》。“资治”就是帮助治理的意思，“通”就是通史，也是博古通今的意思，“鉴”就是借鉴，书名的整体意思就是读这本书，以古代发生的事情为鉴，帮助治理现在的国家。

116-1 《资治通鉴》手稿

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能和司马迁《史记》并列的史学巨作，是司马光老爷子在洛阳创作和编著的。古往今来，很多学者对《资治通鉴》的评价都非常高，毛泽东主席一生里曾经把这本书读了十七遍，并且每次都写上很多注释，在他去世之前不久，曾经很伤感地说，这是一本好书啊，但恐怕是最后一遍读了，这个阅读和批注的次数加上这句感慨，可以看作是主席对这本书最大的敬意。

                                    三

言归正传，司马光等人在这场被称为新旧党争的斗争中暂时失利，宋神宗和王安石自然是甩开膀子，准备大干一番，那这俩家伙干得怎么样呢？我们先来看一件事，公元1074年3月，也就是新法实施五年之后，一个在首都看大门的小官员郑侠谎称有西北的紧急军情，通过特殊渠道，给宋神宗上了一幅图画和一封信。

图画叫《流民图》，也就是失去了家园，饿得瘦骨嶙峋的饥民漫山遍野的情形。至于说奏章，说的是王安石的新法害得老百姓变成了流民图里所画的模样，而且上天因为新法而震怒，导致了去年到今年一滴雨水也没下。

116-2 流民图（局部）

在这篇奏章的最后，他呼吁朝廷废除新法，而且用的语言是掷地有声：“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意思是，春雨贵如油，农业帝国全靠老天爷赏饭吃，现在老天爷生气了，整个春天一滴雨也没有，如果皇帝您废除新法之后，十天之内不下雨，请砍了俺的脑袋当球踢。这在古代中国，叫做死谏，把自己的生命押在了赌桌上。

如此一来，我们就要问一句，郑侠是谁？他为何如此？

比王安石小20多岁的郑侠，可以算是他的一个忘年交，因为对后者的欣赏，在自己掌权之后，王安石提拔郑侠为光州的“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而且只要是郑侠判的案子，王安石全都不做改判，那是相当地信任，《宋史》里说，“侠感为知己，思欲尽忠”，也就是郑侠一度是王安石的铁杆粉丝。

为什么一个老铁，最后却不惜以死相谏，也要把王安石干趴下呢？简单一句话就是，郑侠是个正直的人。当他在民间看见变法的种种弊端之后，多次上书给王安石，请求重新考虑一些法律的执行，王安石不仅不为所动，还把他打发到首都安庆门去看大门，然后又让人带话给他，你小子要是赞同新法，就回来当官。

一般人到这一步，或者屈服，或者破口大骂，然后绝交，可是郑侠却不卑不亢地回答说，“相君发言持论，无非以官爵为先，所以待士者亦浅矣”，这话的意思是，您用官帽子来诱惑我郑侠，有点儿小看我啊，然后，这哥们就去做了看门的老大爷，但是同时，他却在他管辖的范围之内，尽量避免变法对小商小贩的冲击，既不怨天尤人，也不消极怠工，仍旧尽职尽责，一直到他看见城外因为王安石新法而流离失所的老百姓，而王安石又对他的劝告压根不听的情况下，这才用了非常之法，直接给神宗上书，以命相赌，要求废除新法。

如此这般，我们现在就必须来问一句了，王安石的新法真的是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差吗？而且前面我们解释那个青苗法的时候，不是说这是一个既有利于政府，又有利于人民的法规吗？很不幸，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法规很好没错，可老百姓日子越来越差也没错。

前面我们说了大家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四个原因，现在就来说第五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就是改革派王安石们急于要看到变法成果的心理，导致法规执行出了问题，而且是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急于想看到改革成果就出了问题？答案就一句话，欲速而不达。这可以用现在的新冠状病毒来做个比喻，这玩意进入身体之后，人体免疫系统需要一个过程，看清楚这玩意儿长啥样，穿啥颜色的衣服，有没有内裤等等，然后才能发动大规模战役，精准地清除这些病毒，可是要把病毒看清楚就需要时间，在这个程序完成之前，如果免疫系统太着急，一看平时亲密无间的小细胞们死了一大片，就提前发动了总攻，那就只能是不分敌我，一顿瞎忙活，把病毒干死的同时，也把人体健康细胞杀死了，最后大家同归于尽，这叫细胞因子风暴，是新冠状病毒致死的最大原因之一。

王安石这些改革家也和我们的免疫系统一样着急，还拿我们熟悉的青苗法为例，本来是好事，青黄不接时，政府借给贫苦农民粮食，秋天连本带利收回，可是宋神宗和王安石急于看到成果，他们期待的成果是政府库房里的钱财要急速增加；地方官也急于看到成果，他们要看的成果是老百姓踊跃借粮，积极还粮，皇帝和宰相一高兴，升了自己的官；下面负责具体执行的官吏更急于看到成果，那就是借粮的数目越大，他们经手的钱财就越多，油水自然也越厚。

这样一来，针对的可就不仅仅是贫苦老百姓了，在他们的默契之下，几乎所有老百姓都要在春天去政府借粮，而且是越富的老百姓越要借，因为你还得起利息。这就相当于我们的免疫系统，本来只应该针对病毒，也就是穷苦百姓，可是现在管你三七二十一，一棒子扫过去，所有细胞，也就是全体老百姓都倒了霉，吕惠卿上面说的那句“愿取则与之，不愿不强”，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变成了一句空话。也就是对于老百姓来说，事情不但没有变好，反而更坏了，你要知道，人家大地主黄世仁往外借粮的时候，富裕的老百姓是可以不借的，现在却等于是每年硬生生地，让他们多付出二分本来不应该付的利息，而且，后来发展到他们还要为那些贫穷的老百姓担保。至于说贫苦老百姓，本来只需要借一麻袋粮食，可是现在小官吏们嘴一撇，起步价五麻袋，必须借。因为借得多，利息就多，政绩也好看，那最后自然是富裕老百姓破产，贫穷的老百姓家破人亡，可以说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这些情况，王安石和宋神宗是看不到的，或者说他们不想看，他们看见的是，政府的财富迅速而高效地积累起来。

这种通过青苗法朝廷得到的额外财富，也就是老百姓付的利息叫做“青苗钱”，此外还有“免疫钱”“市易钱”等等。据《宋史》记载，王安石和宋神宗通过变法，让宋朝国库从赤字一下子变成了盈余，史书上说：“所收财税，如一归地官以为经费，可以支二十年用”也就是变法若干年，国库的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如果这钱真的是以经济手段做大蛋糕之后得来的，那我们说王安石的改革就是成功的，但很明显，这些钱里的相当一部分，都来自实质上的对老百姓的盘剥，所以，也就难怪有那么多大臣，比如司马光苏轼等强烈反对变法，到郑侠这儿，形成了最后的高潮。

也正是因为郑侠的这幅《流民图》和奏章，让宋神宗意识到了大家反对王安石的第五点理由，而且这哥们也不傻，各种反馈他也早有耳闻，郑侠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神宗这时候对王安石说：“朕所以恐惧者，正为人事之未修尔！”哥们啊，我担心是不是咱俩干的这事儿有点问题啊。于是乎，神宗暂停了向老百姓收“青苗钱”和“免疫钱”，又罢除了方田法和保甲法，一共颁布了十八条暂缓改革的措施。

《宋史》里记载，老百姓对这个举措的反应是“民间欢叫相贺，越三日，大雨”，这个事儿就很神奇了，老百姓对于暂停新法叫好，我们可以理解，为啥三天之后，真的就下大雨了呢？答案我也不知道，像天人感应这么玄妙的事情我是不敢说的。

到了这一步，王安石在宰相的位置上是呆不下去了，理想归理想，现实毕竟是现实。公元1074年，在变法五年之后，王安石被罢黜了宰相的官职，改任江宁知府，回到老地方去做地方官了，但是不是说新法就完全被废除了呢？那还没有，毕竟宋神宗的库房里堆得满满登登的都是钱，这老小子得到了新法的实惠，哪能那么容易就收手，暂缓改革，王安石罢相，只是安抚老百姓的手段，宋神宗启用吕惠卿接替了王安石，继续主持变法。

我们说吕惠卿这家伙人品有问题，本来他是屁颠屁颠地跟着王安石干的，现在一看王安石倒霉了，就想彻底打倒王安石，让自己成为变法派也就是新党首领。不过，他搞阴谋诡计的水平差了点儿，上蹿下跳几次之后，就被朝廷里依旧想念王安石的大臣们联合干趴下，又把王大人给请了回来。

公元1075年2月，王安石第二次当上了宰相，但这一次，宋神宗对他的支持明显有保留，《宋史》上说“上益厌之”，也就是越来越不喜欢王安石。对于这一点，王安石自己当然也清楚，重新当上宰相的第二年，他主动上书说，自己儿子死了，没心情干活。

就这样，公元1076年10月，王安石又一次辞去了宰相，封为舒国公，从此，基本上就算是退出了政治舞台。

                         四

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王安石变法呢？综合前面我们说的，基本上就是十二个字：“变法有理，施法不当，成败参半。”首先变法有理不用说，连大胡子司马光，大才子苏轼这些强烈反对王安石的，都认为北宋神宗时代，必须要变一变了，而且我也认为这些人里面，王安石是最具有改革能力的，其他人批评王安石的时候口吐莲花，吐沫横飞，可是你只要问他们一句，国家没钱，你说咋整？那些孔夫子的好学生马上就会闭嘴，因为他们除了道德文章，别的一概不会。

王安石曾经说过一句话：“盖制商贾者恶其盛，盛则人去本者众，又恶其衰，衰则货不通。”意思是一个社会既要有私人商人资本家，但也不能任由他们发展，没有这类人，社会就是死水一潭，物流不畅，大家谁也富裕不起来，可是如果让这些家伙完全兴盛起来，变成华尔街那样的大鳄，那么工农业都会受到影响，这就叫做“去本者众”。这个道理即便就是在2021年的今天，那也是振聋发聩的警醒，更别说是在1000年前的宋朝了，可以这么说，对于商业社会的认知，王安石远远高出司马光苏轼等人。

第二个对他变法的总结就是施法不当，前面说过了，其实简略地说，就是葛优的一句话，“步子太大，扯了蛋”，太急了。如果再用一个比喻就是，国家就像一个汽车，国家越大，惯性也越大，如果在行驶当中急打方向盘，小车可能没事，比如说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但是大货车那百分百完犊子，比如前苏联，那弯儿就拐得太急了。当然，施法不当还包括一个原因，就是王安石他们对人性的考虑实在是欠妥，他以为赞同他改革的都是好人、君子，反对他的都是坏蛋、小人，结果就是他的改革派阵营里大部分都是趋炎附势的小人。

最后说成败参半，失败的一面很简单，就是老百姓的利益受损太大，最后不得不停止一部分新法。成功的部分刚才说了钱财，朝廷收到了大笔的银子。还有一个成功点就是军事上的，由于保甲、将兵和军器法这些的实施，部队强大了很多。

这里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熙河开边。所谓熙河，就是今天甘肃临洮的一条河，熙河开边就是占领了甘肃西北的六个州。这地方本来都是少数民族，既不服大宋王朝，也不理会西夏政权，不过平日里和宋朝的关系还算好，大家做做生意，弄点儿龙门客栈的故事点缀一下，小日子本来很平和，但宋朝政府在王安石的支持下，军事稍微强大了一点儿之后，宋神宗就采用了王韶的建议，准备拿下甘肃西北，因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对西夏构成前后夹击的势态，你别忘了，王安石和宋神宗可是一直想着恢复汉唐的江山。

公元1072年，王韶率宋军出击，这一仗打得很顺利，到了公元1075年，拿下了甘肃的六个州，设立了完全由宋朝主持的政府、市贸等机构，形成了对西夏的夹击之态，宋史上说“宋几振矣”，也就是宋朝差一点就振作起来了，不过呢，差一点儿就是差一点儿，最后随着王安石的下台，宋神宗独木难支，大宋王朝的开边行动也就到此为止了。

就在王安石下台之后的第三年，公元1079年，有一个反对变法的保守派成员被调任湖州做知州，按照惯例，这哥们要写一篇文章，谢谢皇帝老子给自己这个官当。很不幸的是，这家伙是一个诗人，写这篇《湖州谢表》的时候难免带了一些感情，里面有这样的句子，叫“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意思就是四十多岁的我又愚蠢又老迈，只能来湖州这破地方当一个小市长了。

谁都能听出来，这话有怨气，改革派的新党战士们在王安石下台之后，改革进行艰难之际，一个个正憋着一肚子气，现在怎么滴？你一个顽固的保守派居然也敢抱怨，于是乎，铺天盖地的指责和诬告顿时砸向了这个知识分子，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随之诞生，在这个案件里，这位妥妥地占据了C位，绝对是主角的诗人，名字叫苏轼，外号苏东坡。我们下集再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