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真相 | 117. 千古苏市长

本期内容

1. 乌台诗案是怎么回事？苏轼最后是被王安石所救吗？苏轼有哪些成就？

2. 苏东坡和苏轼有何区别？

3. 高太后执政后废除新法，苏东坡为什么又站出来反对？

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苏轼这个人我们前面已经提过很多次了，他也是王安石变法最坚定反对者之一，此人出生于1047年，比司马光和王安石小了20多岁，比欧阳修更是小了30多岁，名副其实的小字辈，但前面我们说过，自从他21岁那年中了进士之后，就得到了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多次说苏轼“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又说，我要让他出人头地。

                         一

欧阳老爷子如此不遗余力地为之造势，结果就是，苏大才子名声大噪，一时之间，人人都认为，这哥们日后必然飞黄腾达。可惜的是，苏轼不像和他同年中进士的吕惠卿那样会投机，就在王安石如日中天的时候，他跳出来反对新法，然后被打压得只能在下面兜兜转转，做地级市市长，什么杭州，密州，徐州，做了一个遍。

也就是他在密州当市长的时候，有一个中秋夜，因为太想自己的弟弟苏辙了，喝多了一时兴起，就填了一首《水调歌头》，开篇就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结尾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首词中国人基本都会背。南宋有一个文学评论家，叫胡元任，他对苏轼的这首词有一个评价，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俱废”，这位胡元任老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苏轼这家伙忒不仗义了，你这词一写，俺们关于中秋的词还写个毛，大家以后遇到中秋节只能喝喝酒，念叨念叨你的词了。这句评语今天看来，确实也不过分，虽然说文无第一，每个人喜欢的风格都不一样，但千古下来，以宋词来看，苏轼的这首水调歌头如果说排第二，无论是谁排第一，那心里难免都是忐忑不安的。

117-1 苏轼作《赤壁怀古》

王安石下台之后，按照苏轼心里的想法，那自己肯定是应该被调到中央，不说当什么大官，但被重用应该是跑不了的，结果却是还在下面的地级市里转来转去。也许就是这种失落的心情，才导致他在《湖州谢表》里写了那么两句抱怨的话，结果却惹了一个大麻烦。

本来开始也仅仅是一篇文章的事情，大家都集中在《湖州谢表》本身上，即便真是有罪，问题也不大。但是，我们多次说过，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也就在这个时候，前面提到的那位发明“石油”名称的科学家沈括跳了出来，此人拿着早年从苏轼那里得到的一些诗稿，声嘶力竭地宣布，苏轼这个反动派一贯如此，写了很多诗都是讥讽朝廷的。

大家一听沈大科学家的解释，可不是嘛，比如说“恨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这一句，那就是说世间没有真龙，只能到九泉之下去找了，你苏轼这是对我们当今的真龙天子，宋神宗陛下怀有多么巨大的仇恨啊，才能写出这么恶毒的句子？宋神宗听到这番添油加醋的报告之后，异常恼怒，直接把苏轼从湖州抓到了京城。到了京城的苏轼被关在御史台，因为御史台的另一个名字也叫乌台，所以这个案子也被称为乌台诗案。

很快，京城里面以前讨厌苏轼的一些大臣就上下奔走，运作一番，最后以四大罪名起诉苏轼，按着这个架势，苏老爷子当时肯定要归天，什么《赤壁赋》，还有什么“大江东去”，这些千古名篇就要没有了，关键时刻，有人救了他。

                                     二

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是王安石救了他。

已经下野，在江陵城里闲居的王安石写了一封信给神宗，为苏轼求情，信里有一句话：“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这是一句顶一万句的话，因为别人都是给苏轼求情，而王安石这句话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是站在宋神宗的角度看问题的。苏轼就是一个有点儿学问的知识分子，杀不杀就是您一句话的事儿，可是如果您杀了苏轼，让别人怎么评价您呢？你要知道，俺老王可是熟读历史的，以前历朝历代，凡是盛世，可从来都不杀有才华的人。

如此一来，神宗自然要掂量掂量，杀一个人把盛世给弄没了，这买卖实在不划算。就这样，苏轼最后没死，被打发到黄州，担任团练副使。团练副使这个官在宋朝，和唐朝的司马差不多，就是安置被贬官员的，手里啥职权也没有，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说。

现在先来看一个问题，为啥王安石要给自己的政敌求情？实际上，想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要问一句，王安石救苏轼这事儿，是真的吗？很遗憾，《宋史》上是没有的，史书上就一句话，“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也就是说，虽然很多大臣们群情激愤，一定要置苏轼于死地，但宋神宗独自做主，网开一面，把苏东坡打发到了黄州。

我个人的倾向是，选择相信《宋史》，现在的流行说法是错的，苏轼不是王安石救的，是宋神宗自己赦免的。

我做这个结论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杀苏轼不符合宋神宗，甚至整个宋朝的一贯作风，苏大才子当时的才华和名气都让他在宋朝，尤其是北宋，是不可能被杀的，王安石作为最了解宋神宗的大臣，他一定知道苏轼不会死；

第二，这个案子从始至终，宋神宗一直没表态，大理寺，也就是最高法院的初始判决是流放两年，只是御史台，也就是监察部不同意，一定要重重地治罪，原话是“特行废绝”，但也没说一定要杀头，所以，即便是王安石真的写信，这一句“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他也不会说，因为这属于无的放矢，宋神宗接到信肯定一头雾水，老王啊，我可还没决定呢，你不好好在家里休养，非要当这个搅屎棍干啥？所以，我认为事实上，王安石应该没写这封信，不是不救，而是不需要救。

那么，以王安石的人品，如果苏轼最后真的被判决，要被砍脑袋了，他会不会救苏轼呢？我觉得应该会的。

从现存的所有史书上，我们都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位老爷子在官场上，你踩我一下，我踹你屁股一脚，打得相当激烈。这两人私下里的德行，却没得说，从人品、道德、修养上看，二人都堪称楷模，为官清正，廉洁自律。别说贿赂，就连朋友的礼尚往来都没有，比如说王安石有一次得病，有人送来一根老人参治病，被这哥们一顿痛骂，赶出门去。

再比如说当时养妾成风，不找几个小老婆都不好意思见人，俺们的苏轼大才子，甚至把一个12岁的小萝莉硬是养成了一个小妾，这个小妾叫王朝云，在历史上也挺有名。就在这样的风气下，王安石司马光两位都拒绝纳妾，据说最后王安石的老婆实在看不过去了，你不纳妾，这让外人咋看我？会不会说我是一个善于妒忌的女人啊？以前我们讲过，古代男人可以用七种理由合理地把老婆赶回家，其中之一就是妒忌，换句话说，古代阻止老公找小老婆是一件挺丢人的事情，所以，王安石老婆就偷偷地给王安石买了一个小妾，但王大宰相居然直接把人赶跑了。

更为甚者，王安石不坐轿子，他认为让别人抬自己，是政治不正确，违背了心中人人平等的公平正义原则。这样的王安石，虽然对政敌毫不手软，但把对方整死，从肉体上消灭对方，他是万万不愿意看到的。

                                 三

言归正传，乌台诗案发生之后，被贬到黄州的苏轼，和之前的苏轼，无论从诗词风格，还是人生态度，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在那之前的苏轼，是写出了“老夫聊发少年狂”的一个锐意进取的儒家学者，“西北望，射天狼”这种随时准备为国效力的诗词，更是写了不少，可是乌台诗案之后的苏轼变成了苏东坡。

首先说一下，为啥他叫苏东坡了，因为到了黄州，一个团练副使，那点儿薪水根本就不够他一家子人的花销，没办法，只能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糊口，就这样，自嘲一样地给了自己一个外号，“东坡居士”。

那么，我们说苏东坡和苏轼有啥区别？区别很大，先是信仰上，从儒家转到了佛和道，以前开口闭口就是“致君尧舜上”，而现在，基本上就是谈论佛家禅理，或者是翻翻道教书籍。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苏东坡还给自己起过一个“铁冠道人”的称号，听起来像是跑江湖卖假药的。

随着信仰的转变，他的性格也从超逸豪放变成了亲近大自然，体悟人生，老年到了惠州，更是旷达淡然。这一切反映到诗作上，就是中年有一种无奈的慨叹，而老年是旷达的淡然。

我这里就不叙述他的词作品了，因为名句实在是忒多了，既有“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样写人写景的，也有“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样写人生慨叹的，还有“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样豪迈大气的，可以这样说，这是一个全能型选手，既能婉约，也能豪放，宋词在他的手里被提升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不仅仅诗词，他还是文学家、书法家、画家，而且在各个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这哥们墨竹画得特别好，为此说过一句很出名的话：“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意思就是你想画竹子，那你心里面首先要有这样一个竹子，这就是成语胸有成竹的来历。

至于说书法，宋代书法四大家“苏黄米蔡”，苏老爷子排在第一位，你说他的书法好不好？今天台北故宫还收藏着他亲笔书写的，也是他最出名的一篇文章《前赤壁赋》，那可是蒋介石当年千挑万选，运到台湾的，国宝级的文物，值老鼻子钱了。

公元1084年，苏轼在去往常州的路上，路过南京，拜会了王安石。按照一些野史和文人笔记的说法，先是苏东坡身穿便服下了船，对王安石说不好意思啊，今天像一个野人一样来拜见大丞相。王安石潇洒地一挥手：繁文缛节岂为我辈所设？颇有金庸笔下黄老邪的风采，俩人在南京城玩了几天，苏东坡走后，王安石很伤感地说，也不知道再有几百年才能看见这样的人物了。

这是野史，《宋史》里对于这一段，只有几句对话被记录下来，说苏东坡希望王安石能给宋神宗写信，劝一劝皇帝老子不要再对西夏打仗了。王安石对这个请求只是敷衍了事，一开始还说“安石须说”，后来就是“出自安石嘴，入于子瞻耳”，最后就是“笑而不言”，相当于委婉地拒绝了。苏东坡当然是没啥办法，也只好告辞。

我们说苏轼和王安石这里说了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苏东坡的这次拜见表明了他的一个态度，就是已经放弃了那种坚决反对新法的态度，转而向王安石请教。

那么，他为什么要让王安石劝宋神宗不要继续打仗？因为就在一年多以前，宋朝军队在对西夏的战役里大败而归。事情是这样的，前面我们说过，经过王安石变法之后，宋朝的军队变强了一点，正好西夏国内这时候外戚当权，比较腐败。公元1081年，宋神宗就派人去打西夏，本来只是试探一下，结果挺好，一下子就占了人家2000多里的土地，这一下这位老兄就来了精神，原来俺这么牛啊，第二年，宋神宗象一个赌徒一样，押上了血本，派出了大军，准备一举拿下西夏。

可惜的是，这一次他选错了主帅，这位名字叫徐禧的主帅是《三国演义》里，马谡和战国时宋襄公的合体。他先是像马谡一样，在三面绝壁而没有水源的地方建筑了一座永乐城，随后，当西夏大部队来攻击时，手下人劝他趁着对方乱哄哄渡河的时候发动猛攻，他又宋襄公附体，说“王师不鼓不成列”，人家对方渡河的时候，咋能攻击人家，干这么不仗义的事情？结果就是，等西夏军团上了岸，这位王禧大将军被人一顿胖揍，打回了永乐城，又因为城里没有水源，大部分士兵渴死，他最后也城破身亡。

据西夏方面的资料，这一仗宋朝损失20万军队，当然，这个数字可能夸大了，消息传回京城，宋神宗当着群臣的面是放声大哭。

上面就是苏轼为啥要王安石写信，劝神宗不要继续打仗的背景，其实我个人觉得，在政治上，苏轼还是要差王安石一个等级。关于这件事，王安石心里很清楚，就宋神宗那种前怕狼后怕虎的性格，他只能自己郁闷，而不会再次去打西夏，可是如果自己这时候写信去劝，很可能陛下他老人家把气撒到自己头上，这时候，最好不说话。

结果自然是王安石的政治嗅觉要比苏轼高上好几个等级，他完全算对了，宋神宗是既不敢再去打西夏，也没找到撒气筒，只能自己对着自己生气，很快，就把身体气得不行了。

                              三

公元1085年正月，宋神宗的身体渐渐不行了，当时的宰相叫王珪，这哥们儿外号三旨宰相，皇帝决定的事儿，他就等着领圣旨，每天上班就是取圣旨，回去之后对下面说话的第一句就是“已得圣旨”，领圣旨，取圣旨，得圣旨，所以叫三旨宰相。换句话说，此人完全不履行宰相的职责，就是一个传话筒，对神宗的话从来不说半个不字。

现在一看，皇帝老子躺在床上，已经没办法给他下圣旨了，那咋办？这哥们有办法，因为皇帝的老娘还在，王珪马上找到皇帝他妈，宣仁太后高滔滔，说您看看咋办啊？这位高太后也是一个人物，马上立了神宗的第六个儿子，九岁的赵煦为太子，然后开始临朝称制。三旨宰相王珪自然是毫无意见，顺便说一句，王珪的后代有两个人特别出名，一个是他的外孙女，名字叫李清照，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孙女婿，大名鼎鼎的秦桧，这两人我们后面都会说到。

公元1085年三月，宋神宗赵顼驾崩，年仅三十八岁。他这一辈子很难评价，你要是说他碌碌无为，那没有一个史学家赞同，但你要是说他干出了啥名堂，他自己也不一定承认，否则也不会郁闷而死，而他和王安石联手搞出来的改革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那也是一笔糊涂账，很难说清楚。

由于即位的宋哲宗赵煦才九岁，朝政自然就落在了他奶奶，宣仁太后高滔滔的手里，这位高老太太是一个厉害角色，不仅孙子对她言听计从，所有大臣，也都立马放弃了调皮捣蛋的心思，乖乖地唯高太后马首是瞻。

高太后执政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信给洛阳的大胡子司马光，史书上说“迎问今日设施所宜先”，意思是你说说，这个国家现在应该如何治理。

其实这就是做给别人看的，天下人有谁不知道司马光这家伙是专门反对变法的，高太后只不过是想借一下司马光的嘴，来实现自己的保守政治抱负而已。果然，司马光的回信说了，要广开言路，对老百姓施以仁政，重中之重当然是必须废除所有新法，他说那些新法“病民伤国，有害无益”。

结果就是，司马光、吕公著、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还有苏轼苏辙兄弟，这些旧党分子，纷纷从外地被召回，担任国家领导职务。他们聚在一起，干的第一件事自然是逐条地废除新法，什么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首先被废。就在大家商量着如何废除免役法和青苗法的时候，司马光病倒了，可是在病床上，这哥们还对吕公著说，我就要死不瞑目了啊，因为还有青苗法还没有被废除啊。

司马光这种与新法势不两立的态度，苏东坡看不下去了，他在下面兜兜转转担任地级市市长，比司马光这个躲了15年，专门写《资治通鉴》的家伙不一样，所谓的实践出真知，就在这里。

苏轼认为，王安石的新法确实有可取之处，只要执行得当，很多新法都比原来的法规要好，这也是为啥他专门拜见了王安石。现在面对司马光想要把新法全废掉，苏东坡就站了出来，他说对于新法要“较量利害，参用所长”，意思相当地明显，新法不能全废，而且他还说，自己曾经在密州亲自实践过王安石的免疫法，效果是相当地不错。

司马光自然是不听，两人吵了一架之后，气得苏轼回到家里大骂司马光，但是不管你怎么骂，这位苏大才子现在又得罪了保守派，京城又混不下去了，又一次被外调出京，在后来的岁月里，苏东坡这个在新党和旧党之间挣扎的人物就不停地四处漂泊，什么颍州、杭州、定州、惠州、儋州都去过，知道的，明白他到各个州都是当市长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中央旅游局的干部，下去视察工作的。

其实我觉得苏轼应该还有一个外号，叫苏市长，因为他当过的市长，也就是知州，实在是太多了。他在杭州西湖修过苏堤，著名的“苏堤春晓”现在还是杭州十大美景之一；在海南的儋州办学堂，传播文化，硬是让他教出了儋州的第一名进士，当地人称为“破天荒”，今天的儋州，依旧流传着很多和苏东坡有关的典故。

117-2 儋州东坡书院

这中间呢，苏老爷子也不是没有重回中央的机会，比如说公元1091年，他就被特旨召回了京城。可是这哥们回去还是那副脾气，不会钻营，照样得罪人，马上就又被踢到了地方。史书上记载了一个著名的故事，说有一天，苏东坡吃完了饭，抱着大肚子问周围的侍妾，说你们猜我肚子这么大，里面都是啥？有人说才华，有人说见识，只有那位从12岁就跟着苏轼的美女王朝云说，“一肚皮的不合时宜”，苏轼哈哈大笑，说知我者，朝云也。

我们不得不说，这位如夫人朝云小姐说的还是很对的，苏轼在给宋神宗的奏折里写过一句话，叫“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啥意思？就是说法规要有连续性，干什么事都要慢慢来，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得到好处。这在当时，一个大多数人都在走极端的朝堂之上，无论是王安石的新党，还是司马光的旧党，都不会把苏轼认可为自己人，都觉得他可能是对方阵营的，很自然地，谁上台都不会提拔他，更不会听他怎么说。朝云说苏轼不合时宜，确实如此。

就这样，兜兜转转之下，公元1101年，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位文学奇才，唐宋八大家里面最有才华的一位，集诗、词、赋、书、画于大成者，苏轼苏大才子，病逝在常州，享年65岁，千古以来，他是我最喜欢的古代文人和市长，没有之一。

                        四

言归正传，我们说由高太后和司马光主导的这场废除新法运动，在历史上称为“元佑更化”，元佑是小皇帝宋哲宗赵煦的年号，“更化”自然就是指变更新法。就在他们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公元1086年5月，南京传来了一个消息，那个制订了这些法令的始作俑者，王安石老先生去世了，享年65岁。

王老先生死的时候有点凄凉，因为大家都怕得罪太后和司马光，所以葬礼很简单，就在南京半山寺后面的山坡上挖了一个土坑，既没有墓室，也没有神道墓志铭这些。葬礼上也可能只有他的家人出席，当时有人写了一首七绝，其中有一句是“恸哭一声唯有弟，旧时宾客又如何”，王大改革家走得有点儿凄凉。

不过也有一些文人听到了消息，虽然没来参加葬礼，但写了一些诗词来悼念，其中就包括后来大名鼎鼎的陆游的爷爷陆佃，他是王安石的学生，“遥瞻旧馆知难报，绛帐横经二十秋”，我跟着您学习了二十年，现在想报答也无处报答了，能写出这样的诗句，还敢发表，陆老爷子还是挺有良心的。

我们说王安石这个人，他的学识是最适合搞变法的，因为他的思想体系本质上是儒家的，又掺杂了很多法家的学说，也就是儒法兼用的状态，这当然适合变法。可是同时，这哥们的性格，又是最不适合搞变法的，啥性格呢？我们看他写的一首诗，“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梅花在大雪和大寒之中，孤独而倔强地盛开，这也差不多就是王安石，他始终都是孤傲的，甚至很多时候连皇帝都不鸟，让我进京当官都不去，至于说大臣们，他更是一个都看不上，这个性格去搞改革，那只能等着别人来砸你的场子。

那么，他的老对手司马光对于王安石去世，有什么反应呢？这个我们下集再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