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文明不应异化，人应该天真地活着

庄子：文明不应异化，人应该天真地活着

人首先是自然的动物，然后才是社会的动物。因此，人天然就有两种属性，一是自然属性，一是社会属性。

中国的儒家和道家的人生哲学的分野就在于，人的社会性和自然性的问题。儒家强调人的社会属性，道家则强调人的自然属性。

儒家认为人首先是社会人，因此人的行为要受到社会规范及礼仪的限制。作为一个社会人，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提出，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总的原则是“仁者爱人”，我们应当去爱父母兄弟朋友，我们要本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努力构建让世界充满爱的社会，这才是人生的价值。而儒家提倡人的价值要在社会的舞台上才能实现，因此，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成为儒家知识分子的终极理想。

在儒家看来，人与禽兽是不能同伍的。因为儒家眼中的人是社会里的，禽兽是自然性的。孔子就曾经说几个隐士，“鸟兽不可同群也”。意思是说那些隐居于方外不问世事的不负责任的隐士乃禽兽，而儒家的二号人物孟子更是认为，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于人有善端，而禽兽没有，他骂人口头禅就是你这个禽兽！

看来，儒家高度重视人的社会性而反对人的自然性。而儒家反对的，恰恰是道家所提倡的。在儒家看来，人不能沦落成禽兽，而道家的庄子偏偏喜欢与禽兽为伍。他梦想的“至德之世”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鸟兽亲密无间，人没有社会上争权夺利的厮杀，没有勾心斗角的阴谋诡计，没有成功时的狂喜，也没有失败时的悲哀，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样子。

而人一落进社会的尘网，那将是是悲剧的开始。庄子说，“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于社会中，整天忙忙碌碌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忙什么，真是悲哀的人生。庄子强烈反对人的社会性，他追求的是自然逍遥无所待的生活。

我们从庄子对“天然”“天真”的定义就可以看出，庄子对自由的强烈追求。庄子说，牛马四足就是“天”，络马首穿牛鼻就是“人”，牛马天然的保持原本应该的样子就叫做天，而给马牛穿上缰绳甚至像伯乐那样驯马的名义摧残马？这就是人。言外之意，人就是破坏自然破坏本原的罪魁祸首。换言之，就是文明的严重异化。文明严重异化了人性，破坏了人的自然本性，将人一步步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庄子甚至预言照此下去，千年以后将会有人吃人的现象出现。纵观人类历史上的工业文明的几次战争，一战、二战造成了数千万人的死亡，庄子言不诬也。

《庄子》中有这样一段故事。孔子带着弟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子夏看到田中有老农在用瓦罐打水浇地，子夏告诉老农说，有一种机器打水很省力，可以免除你的劳动之苦。而老农说，有了机器他就有了机事，有了机事就有了机心，而人有了机心，思想就要变坏，世界也随之变坏。庄子还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人住在海边，整天与海鸥一起玩耍，关系亲密无间。他的父亲知道了，就让他下次再去的时候捉一只海鸥来，此人再去海边，海鸥再也不来了。这同样说明，人有了机心与诡诈，就会破坏原本和谐的天道与自然。在庄子看来，凡是人为的都是在破坏这个世界的本然，破坏人的自然本性。

庄子强烈反对儒家提出的仁义礼智等社会价值观。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正是圣人创制了那些束缚人本性的社会规范，从而让人心越来越沉沦。仁义礼智社会规范的出现，是社会秩序混乱的结果，而仁义礼智反过来更造成了社会更大的混乱，这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死循环。因为看起来善的仁义礼智，同样可以为不善之徒所利用。庄子曾经举了两个例子，辛辣地讽刺了儒家的道德规范对人性与社会的破坏。

庄子说“盗亦有道”：“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仁义礼智本是儒家提倡的价值观，而圣人则是儒家的理想人格。而庄子说，盗贼也有仁义礼智这一套的价值观，第一个冲进人家去偷东西的，叫做勇；最后一个出来的叫做义；平均分配偷来的赃物，叫做仁；知道能不能下手去偷，叫做智；一打眼就知道人家藏了多少钱的，这叫做圣。由此可知，庄子认为仁义礼智不仅可以为善人所用，更可以为大盗所用。

庄子还有一个故事叫“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偷了人家的一个衣带钩被杀，而齐国的田氏将齐国都偷了过去，却心安理得地世世代代做诸侯。因此，在庄子看来，儒家的那一套规范，只能是违逆自然违背人的本性，把人与社会都带坏了，这就是庄子所批判的儒家与儒家的社会性与文明的异化。

庄子的自然主义，首先是要破除以人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成心”与执念，把自己放到天真的大自然中去，顺应自然顺应天性，法天贵真无为而治，最终“与天地并生，与万物合一”，实现“物而不物于物”的自然境界，此种境界，庄子把它叫做“逍遥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