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伯乐到圣人：庄子眼中的社会异化丨马蹄译文

《庄子·马蹄》其二译文

在上一讲中，作者蓦画出了一个恬静虚淡、忘乎物我的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在那样的社会里，人们性情和婉、毫无机心，与鸟兽同游、与万物共居。

作者认为，至德的时代就是这样，人兽混居，万物和谐，哪里还用区分什么君子和小人呢？大家都一样没有机心、不用智巧，所以便不可能离心离德；大家都一样无欲无求，所以都一样素朴纯真，这种素朴就是天下万民的本性。正如那首民谣《击壤歌》中所描绘的一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样的社会，淳朴简单、不染尘灰，自然中见淳美、拙朴中见太平，正是前文所形容的“天放”状态。

可是，如此逍遥自适的生活，却被所谓的“圣人”改变了。

圣人一出现，就开始卖力地表演、挖空心思兜售“仁义”。圣人凭借着他们足以翻云覆雨的三寸不烂之舌，终于使人们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产生了疑惑；于是他们又乘胜追击，炮制出礼乐制度，将人分出了三六九等。

不把完整的木头剖开，如何制作出雕刻精美的祭祀酒器？

不把洁白的璞玉毁坏，如何制作出光滑润泽的珪璋玉器？

不把淳朴的自然之道毁灭，如何炮制出令天下疑虑纷纷、四分五裂的仁义？

人的天性常情如果没有废弛，何须礼乐？

五色若不迷乱，何须精美的花纹？

五声若不受干扰，又何须去迎合音乐律制？

虽然在今天看来，无论是精美的玉器，还是曼妙的乐器，都能带给我们美的享受，但在本文看来，这种喧嚣夺目的美学风格却是在破坏了万物的本性之后得来的，并且伴随而来的是对众生的区别，是将万事万物都分出高下优劣的偏见。美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归于“素朴”，所以，将木材毁坏做成乐器，当然是木匠的罪过；同样的道理，毁掉浑然天成的自然之道去推行仁义，则是圣人的过错。

生命何以自由？

对于马来说，就是能在广阔的天地间吃草饮水，高兴了就和伙伴们交颈摩擦，生气了就回首踹踢。马的生活就是这样简单，马的智慧也就不过如此罢了。可是经过伯乐所谓的调教，给它们套上缰辔、绑上条辕，马竟然也学坏了，它们懂得了如何抵在车輗之间不服驾驶，如何曲着脖子摆脱车轭，如何抵触车幔，如何偷偷吐掉嚼头、咬断缰绳。让马的心智和神态变得如同盗贼一般，不就是伯乐的罪过吗？

自此以后，人类和动物不再平等和谐，倒成了压迫和抵抗的对立关系。

人也是一样。在炎帝的时代，帝王无为而治，万民也一样心无忧虑，日日安居而无所为，率性游走而无所往，如婴儿般含着食物而嬉戏，又如孩童般腆着肚子去游玩，在至淳的世界里，人们所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可是圣人一出，便施行礼乐来规范天下人的言行，又高举仁义的旗帜企图安定天下人心，于是人们便费尽心力地去追求智巧，汲汲营营地去争名夺利、奔竞不已，从此再也停不下来，这也是圣人的过错啊！

韩愈在《马说》中喟叹“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认为马也应当像人一样，追求建功立业、追求造福万民，这既是儒家的视角，也是人类中心的视角。而庄子则打开了另一扇窗，采取了另一种看待问题的维度。在庄子的视野里，人和马都是平等的，马就应该沐风踏雪、自由奔驰、饮水吃草、尽情撒欢；而人就应该“织而衣、耕而食”，“含哺而熙、鼓腹而游”，这样才叫顺应天性地活着。所有人类自作聪明所设计出来的社会制度，在庄子看来，都是流弊无穷的，儒家所标举的仁义也是一样。伯乐的出现异化了马，使马变得如盗贼般狡诈；而仁义的出现也异化了人，使人变得多智好礼，不但不足以为治，反而导致天下纷争不息。

老子《道德经》有言，“大道废，有仁义”，《马蹄》一篇正应和了这一观点。既然仁义让政治变得酷烈，让社会贪欲四起，庄子自然不愿涉入这机心的争夺，而宁可做一只曳尾于涂的乌龟，在泥塘中自由嬉戏。这种返璞归真的追求，可说是最早的“桃花源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