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读 Vol.13 变革中的湖南

［本期音乐］

1.潇湘八景,op.26 - I. 潇湘夜雨 — 张士超

2.Nocturne f-Moll La séparation - Alexei Lubimov

［本期书目］

［知远口述］

各位好，我是许知远。这是一档由单向空间出品，在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一档音频节目，单读。在这里，我想和各位一起，逃离这个时代。今天我们来谈论湖南，那个曾经支持了维新，又微保守的身份。先来听一首《潇湘夜雨》。

插播一个我们自己的广告。因为我们从去年十二月份开始推动一个叫“单读classic阅读计划”，就是我们会从英文世界，法文世界引进一些我们认为非常符合单读品质的好书，然后成为一个书的系列丛书。其实我们已经出过第一本了，叫《佩拉宫的午夜》，讲的是现代伊斯坦布尔的诞生，而我们刚刚又出版了第二本，叫《春之祭，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现代的开端》，是来自一位加拿大的历史学家，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也是一本写得非常的漂亮的一本通俗的历史书。实际上是讲，当时那批文艺青年们，从文学、艺术、音乐、舞蹈各个行业的这些文艺青年们，他们怎么改变了欧洲人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又如何为之后的灾难，就是希特勒的兴起，比如二战，埋下了某种伏笔，一本非常有趣的历史书。我们也很希望读者对节目做出更好的评论，或者说提出更有意思的问题，或者分享你的感受。我们也会提供小小的奖品，比如说一个书签，或者一本我们新的《单读》丛书。

来自一位年轻的作曲家，张士超，他在不久前出了一张专辑叫《潇湘八景》，《潇湘夜雨》是其中的一首，很多人知道张士超这个名字是因为那首歌《张士超你把我的钥匙放到哪里去了》。小高笑了，想起来了是吗？你没听过吗？到时候给你放一首。你不可能没有听过张士超，所有人都听过这首曲子。小高竟然不知道这首著名的曲子《张士超你把我钥匙放到哪里去了》，实在让我太吃惊了，这个一下子变成东北的一个土小孩。当然也没关系的。很多人听过那首非常戏谑的合唱，提到张士超跑到闵行了。这首曲子当然让彩虹合唱团一下子变得非常的有名，张士超也变得很有名。在上海其实我见到了这个张士超，他是个非常年轻的，才华横溢的作曲家，而且和那首歌里面的戏谑完全不同，他在生活中是那么的腼腆、温和、敏感。他说他最近出了张专辑《潇湘八景》，是为上海的另一个合唱团，叫“Echo”所定制的。我在上海觉得上海真的还是一个非常musical的城市，视觉艺术和听觉艺术都是上海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过去那种一个大都市的文化，好像从来没有真正地完全消失，他们在一些时候又会重新地起来，合唱这个形式在上海再度开始慢慢地升温。相比之下北京真的是一个非常土的城市，我觉得更丰富的城市生活都是局限在不同的这种部分，798部分、国家大剧院部分、中关村的学校，学院区部分，他们不是一个流动的城市生活的一部分，所以这是一个让人沮丧的事情。总之我听到张士超的这个《潇湘八景》非常喜欢，然后我就想，他是一个辽宁人么，辽宁口音还挺重的，然后特别爱我也很爱的那个作曲家Philip Glass，极简主义的作曲风格。当然我对音乐基本不太懂，但我很喜欢他写的曲子，那种感觉。一个辽宁人想象湖南长沙的潇湘八景，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就这首曲子，在网易云音乐和QQ音乐上都有，如果大家对张士超这个人有兴趣可以听听他写的曲子。

听到《潇湘夜雨》想起我最近比较频繁地阅读关于湖南的著作，而这个湖南都是十九世纪末的湖南，关于梁启超在长沙开办时务学堂的经历，他在那只待了短短几个月，而湖南的维新运动从1895年一直到1898年有三年时间，它相当于那个时代的深圳，那个时代的某种特区的精神，在陈宝箴和他的儿子陈三立的带领下，一群年轻人，年轻的谭嗣同，唐才常，梁启超，熊希龄，还有一群更稳健的老派绅士，比如说王先谦，张祖同等等这些人。他们是因为看到整个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失败，尤其是湖南人的失败，因为自从同治中兴以来，就是曾国藩这代人兴起以来，湖南人都自以为是天下之中心，命脉之所系，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也是非常的自大。这种使命和自大，使他们也形成非常封闭的一个省份。

在19世纪下半叶，当西方的事物进入了沿海的很多地方之后，他们非常难以进入长沙，进入湖南。长沙被当时的传教士视作一个非常保守的地方，是一个铁城。而且长沙也诞生了一个当时反“洋教”的先锋周汉，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写小册子的作家，在他的小册里面攻击各种洋人的事物，包括传教士，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1891年那场巨大的反教运动的一个掀起者，是个非常大的排外者。这种排外、这种不宽容、这种自以为是，其实在今天仍然有某种流露，此刻如果去长沙的话人们仍然会习惯性地讲起湘军的崛起，而且在不久前，当韩国队去长沙比赛的时候，你看到长沙市民表现出的那种不无狭隘的精神。当然你可以说族群运动里面很多类似这样的，叫非理性之举，但是你总是感觉到，中国的那个非理性之举，因为后面缺乏制度的某种阻止或者是制衡，它随时可能演变成一个更不可收拾的结果，令人忧虑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不管是1891年长江沿岸的反洋教运动也好，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也好，这种排外的基因好像始终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社会里存在着。尽管我们的社会看起来那么愿意接纳所有的外国的消费之物，但实际上，在内在里，我们又很难真的理解其他国家跟我们是一样的、平等的；其他的人跟我们是有相似的感受的。我觉得中国中心的这种理论，内心始终非常强劲地生活在这个土壤上。

今天我要读的这本书来自美国很重要的一个汉学家，也是我一个朋友，周锡瑞Joseph Esherick。他长期在美国教书，他写过一本关于义和团的书，这本叫《改良与革命》，是他四十年前出版的一本书，他作为一个年轻的教师写的，“辛亥革命在两湖”，实际上是讲，在辛亥革命之前，革命和改良的种子怎样在两湖地区，张之洞所控制的两湖地区，湖南和湖北，孕育生根的。而其中1895年到1898年，由陈宝箴定到了湖南，尤其是改良运动的一个先驱，在改良失败后，越来越多的愤怒，挫败，包括死亡，让年轻一代失去了耐心，失去了对改良的信念，他们成为了坚定的革命者，所以湖南人在辛亥革命中起到了异乎寻常的作用。湖南人和广东人经常说自己是萨摩藩和长州藩，因为对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代年轻人来讲，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中国的榜样，而明治维新是怎么发生的呢，就是由两个边缘的藩，萨摩藩和长州藩，它们所推动的。由那些幕府的志士们，他们有一腔热血，有强大的行动能力，不惧生死，所以他们带来了变革，那种侠士精神。这种精神也是当时谭嗣同，梁启超他们所最推崇的一种东西。今天我要读的这一段是改革群体如何兴起的过程。

我现在来读这本书关于维新的部分。

［阅读节选］

       一八九七年秋，谭嗣同、唐才常两人移住省城。新任巡抚陈宝箴，正在这里厉行全面的改革规划。湖南的改良活动，远远早于光绪皇帝的百日维新。还在一八九五年，陈宝箴就建立了一个矿务局，采掘湖南的丰富矿藏。随后数年，建成了长沙、汉口之间的电报线路，一个警察局，一间兵工厂,一个化工公司，还有一个一八九九年就破产倒闭了的专为学校和考试厅提供照明用电的公司。如果在儒家传统之内进行改革，那么，教育领域就是至关紧要的。新任学政江标，要求在生员的初试主课中，加上地理和数学两门科目。新设的校经书院，强调时务和科学。一份新的报纸《湘学报》，提倡谨慎的改良纲领初期，舆论广泛地支持陈宝箴的改良活动。唐才常和谭嗣同这样年轻的活动分子对改良的支持，甚至在湖南高级绅士一伙人当中也得到了回响共鸣，虽然这一伙人后来在省内政治活动中被目为“顽固”成分。在实用主义保守思潮的湖南传统中（同治中兴时期，这种传统在曾国藩领导下取得很大活力），那种人是很多的。他们追随经世致用理论家的主张，强调加强绅士在地方政府的责任和权力。他们中的许多人，摆脱了任何钦定儒家思想轻视商业的观念，在新式工业的企事业中大量投资。在这一群人中，最为突出的是前翰林编修和江苏学政王先谦。他回到了湖南，执掌古老的、有很高威信的岳麓书院。一个以注释经书、编纂浩繁和巨量私人藏书驰名于世的卓越学者王先谦，终于成了鼓吹绅士阶层从事商业投资的发言人。他本人的投资，他在平江的金矿，他在长沙的以“皇宫”见称的宅第，显示出他在商业事务中的个人利益和成功。王对改良活动的支持与赞助，甚至伸展到江标的早期的有节制的教育改革上面。他鼓励学生们阅读康有为的最出名的学生梁启超在上海编辑的《时务报》。王先谦还建议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同意聘请梁启超为中文教学的学监。

        一八九七年，这些计划正在着手进行，教育改良开始采取了有激进性质的、势将破坏绅士和谐一致的措施。当黄遵宪被指派为盐法道、稍后又代理按察使职权的时候，一八九七年六月，第一个改变预告出来了。和康有为及梁启超二人一样，黄也隶籍于广东省。他在东京、旧金山、伦敦和新加坡，有着广泛、卓越的外交工作的历史经历。他是一个专心致志的改革派，其论述日本明治的著作，后来激励了光绪皇帝发动百日维新。一八九七年秋，黄遵宪建议，由徐仁铸接替江标的学政职务。徐仁铸那时三十四岁，是谭嗣同的朋友，是名翰林编修、北京改良运动倡导者之子。首次建议梁启超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的人，正是黄遵宪。梁启超和三个康有为的粤籍门徒同时到达长沙，徐仁铸给予支持，指定这三个人担任讲师之职。事出不久，时务学堂的教员，就被梁启超的广东派和年轻的绅士派活动家（例如谭嗣同、唐才常和学校校长熊希龄）的新困体联合垄断了，这个团体的成员特別年轻：一八九七年，谭嗣同居长，还只有三十二岁；唐才常三十岁；熊希龄二十七岁；而梁启超仅二十四岁。

       这个团体领导了一八九七至一八九八年湖南日益高涨的改良运动。与此偶合，他们来到长沙，几乎不旋踵而至的是：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德国占领山东胶州湾，和列强开始了“租借地争夺”的斗争。由于害怕中国受到列强瓜分，年轻的爱国者们加强了这样的信念：中国如要得救，激进的解决就是迫不及待的了。由梁启超和其它的人提出来的最鼓动人心的观念是：为了保留一个根据地，保证中国未来的再生，湖南必须准备独立。梁启超写给巡抚陈宝箴的信说：“故为今日计，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之生路。”虽然承认这个忠告的内容，类于“大逆不道狂悖之言”，但他坚持认为，针对所有各省将被割让或被劫掠以去的当时，这样的行动是必须准备着的。

       盖当时正德人侵夺胶州之时，列强分割中国之论大起。湖南志士，人人作亡后之图，思保湖南之独立。而独立之举，非可空言，必其人民习于政术，能有自治之实际然后可。故先为此会以讲习之，以为他日之基，且将因此而推诸于南部各省，则他日虽遇分割，而南支那犹可以不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