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 32 第五章 常书鸿先生与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文物研

常书鸿先生与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


常书鸿先生是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者，是敦煌研究院的前身—成立于1944 年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首任所长。
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与于右任先生有很大关系。 于右任是国民党的元老，威望很高。他本人出生于陕西三原，
母亲是甘肃静宁人，所以对甘肃这个地方很有感情。他出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期间，来甘肃视察，了解政情并参观一些名胜古迹。于右任于1941 年10 月5 日，抵达莫高窟参观，在参观了洞窟之后，挥毫题写“莫高窟”三个大字。我刚到敦煌时，还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北侧大门的门楣上看到过这三个大字。

他到敦煌莫高窟的那天正好是中秋节，在莫高窟临摹壁画的张大千邀于右任去他的临时住所吃饭赏月。席间，他们就谈起了莫高窟的文物破坏严重，长期得不到重视与保护，不断遭到掠夺和破坏的问题。大家都深感有必要成立一个研究保护机构。于右任在后来写的八首《敦煌记事诗》中，表达了他当时的急切心情。在敦煌巡视数天后，10 月13 日，于右任又兴致勃勃地去了距离敦煌一百多公里的安西榆林窟，还写下了《万佛峡纪行诗》四首。

1941 年12 月15 日，于右任完成西北考察之后，返抵重庆。

1942 年1 月12 日在第七十五次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上，他提交了“请设立敦煌艺术学院，交教育部负责筹划，招容大学艺术学生就地研习，以期保存千佛洞（莫高窟）等处壁画”的议案。会议决定“原则通过，交教育部”。这一建议还以《建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为题，发表在了1942 年《文史杂志》的第二卷第四期。

于右任起初的想法就是在莫高窟成立一个艺术学院，然后聘请一批艺术家担任教员，教授学生学习壁画艺术。于右任的这一倡议很快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虽然当时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中国正在对日作战，财政支出非常困难，但是于右任的建议还是得到了国会的通过，通过以后就交给行政院落实，行政院责成教育部负责此事，当时的教育部部长是陈立夫。

教育部认为要成立艺术学院，那肯定要有教师和学生，可是一时半会儿哪里去找这么多老师和学生？这个方案实施起来有难度。但是莫高窟这个地方又太重要了，保护的工作刻不容缓，所以决定先不要成立学院，而是搞一个保管所，然后慢慢招一些懂艺术的青年学生过去。1943 年，教育部将于右任提议成立“敦煌艺术学院”的名称，改为“敦煌艺术研究所”，并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聘定陕甘青监察使高一涵为主任委员，常书鸿为副主任委员，王子云为秘书，张庚由、郑通和、张大千、窦景椿等人任委员，共同筹备组建工作。

1944 年1 月1 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创立，这是我国成立最早的研究敦煌学的专门机构，教育部任命从法国回来不久的画家常书鸿担任首任所长。至此，敦煌莫高窟收归国有，它标志着敦煌莫高窟四百多年无人管理、任凭破坏和偷盗的历史的结束，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翻开了新的一页。

常书鸿先生是个艺术家，是喝过洋墨水的，有思想有水平。他1927 年留学法国，在油画艺术上有深厚的造诣，曾在里昂和巴黎的沙龙展中获奖。常先生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后萌生了对莫高窟的向往。他1936 年回国后，先是担任了北平艺专的教授，“卢沟桥事变”后随校南迁。40 年代初期，常先生参加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筹备活动，他被任命为敦煌艺术研究所首任所长后，举家迁居敦煌。

掌管敦煌艺术研究所之初，常书鸿先生不断给远方的友人和学生写信，希望他们推荐和招聘愿意来敦煌工作的年轻人。很快董希文、张琳英、乌密风、周绍淼、潘絜兹、李浴等一批年轻的艺术家陆续来到了敦煌，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常先生的学生。常先生还从重庆招聘了一批学者，如史岩、苏莹辉等。1945 年抗战胜利之后，这些人大多又离开了。1946 年后，常先生又招募范文藻、段文杰、凌春德、霍熙亮、孙儒僩、欧阳琳、史苇湘等人先后来到莫高窟， 他们成为第一代莫高窟人。这一代人在风沙肆虐、荒凉寂寞的大西北戈壁沙漠中，面对破败不堪的石窟，以及土屋土桌、无电、无自来水、无交通工具、经费拮据、物资匮乏、信息闭塞、孩子不能上学等种种困难，毫不畏惧，以对敦煌文化艺术的无限热爱和倾情保护之心，扎根大漠，含辛茹苦，筚路蓝缕，初创了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和弘扬的基业。

常书鸿先生克服了人员和资金短缺的困难，在极其艰苦的工作条件下，白手起家，一边抓保护，一边抓艺术。他带领大家清除了数百年来堆积在三百多个洞窟内的积沙，拆除了洞窟中俄国人搭建的全部土炕土灶，对石窟做了力所能及的初步整修，还募款为部分重点洞窟装了窟门，修建了长1007 米的土围墙，有效地阻挡了人为破坏和偷盗，莫高窟得到了初步保护。

与此同时，在缺乏资料和起码的研究条件的情况下，常所长带领大家开始了临摹工作，短短几年就产生了第一批数百件壁画临摹品。敦煌壁画摹本曾在南京、上海、重庆等地举办的敦煌艺术展览中展出。他们还对莫高窟各窟做了更合理的重新编号；对洞窟内容和供养人题记进行全面调查记录；撰写洞窟说明；设置陈列室，展示文物；制定了进窟工作和参观的管理办法。当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展这些工作，是难能可贵的，这为开辟敦煌石窟研究新领域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1950 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先生继任所长。他以更大的力度针对莫高窟的壁画和彩塑病害、崖体风化和坍塌、风沙侵蚀等严重威胁文物安全的问题，对洞窟中病害严重的壁画和彩塑开展了初步抢救性保护和修复；对裂隙纵横的莫高窟南区危崖和洞窟实施了全面大规模的危崖加固工程，经过加固的莫高窟能承受7 级强度的地震，使濒临坍塌的洞窟脱离了险境，得到了妥善保护；为了防止风沙对壁画和塑像的侵蚀， 还着手在崖顶做防治沙害的试验。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敦煌彩塑和壁画临摹的黄金时期。段文杰、史苇湘、李其琼、霍熙亮、李承仙、欧阳琳、关友惠、刘玉权等前辈画家专心绘事，辛勤工作，临摹了大批敦煌石窟中经典的代表性的壁画。雕塑专家孙纪元、何鄂也临摹了一些经典的敦煌雕塑作品。敦煌研究院现藏的敦煌艺术临摹品大多产生于这一时期。当时临摹的壁画和彩塑，还举办了国内外的展览。敦煌临本的展览， 不仅弘扬了敦煌艺术，而且引起了一些专家、学者对敦煌的兴趣，他们从中收集资料，开始了对敦煌石窟艺术和图像的关注和研究。

我1963 年来到敦煌的时候，常先生已经开始重视敦煌石窟人文学科的研究。常先生学识渊博。20 世纪30 年代留学法国期间， 他在研究西方绘画艺术的同时，就开始反思中国民族传统艺术，探索中国未来绘画，发表了《巴黎中国画展与中国画前途》一文。在敦煌工作的数十年间，他除了临摹敦煌壁画、创作油画，还撰写了数十篇论文和介绍文章，先后发表在国内外数十种报刊、书籍上。常先生以一位艺术家的敏锐眼光，看到了敦煌石窟艺术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他认为敦煌壁画以其内容的无限丰富性、强烈的时代性和广泛的人民性，代表着中国古代艺术的精髓。他发表了《敦煌艺术的特点》《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礼失而求诸野》《从敦煌艺术看中国民族艺术风格及其发展特点》等论文， 较为全面地探讨了敦煌石窟艺术的特点和规律。他眼界开阔，不仅考察了敦煌石窟与龟兹石窟、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还把敦煌艺术放在世界范围去认识，发表了《阿犍陀与敦煌：纪念阿犍陀石窟艺术1500 周年》。

20世纪50年代末，常先生兼任兰州艺术学院院长，60年代初学院被解散之后，常先生就动员了贺世哲、施萍婷、李永宁等一批学文史的师生来莫高窟。后来又吸纳了美术专业的高尔泰、建筑专业的萧默、历史专业的孙修身等一批专业人员。我和马世长作为考古专业人员是在常先生向宿白先生请求下，从北京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此时，研究所组建了研究部，下设考古组和美术组。研究所除国画、油画、雕塑专业人员外，还增添了文学、历史、考古、古建筑等人文学科的专业人员。常先生在全所组织了多次学术讨论会，积极筹备召开莫高窟创建1600年的学术讨论会，有力地推动了研究工作的开展。遗憾的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研究工作陷入停顿状态。但常先生所做的努力，为后来敦煌文物研究所各项工作的发展开辟了道路。20世纪80年代以来，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学者们发表了一批极有分量的学术成果，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和好评，其中大部分就是早在60年代就开始了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