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 28 第五章 敦煌学在海外

敦煌学在海外

敦煌藏经洞文献在发现后不久，就被西方探险家所攫取，流散于英、法、俄、日等国的众多公私收藏机构，吸引了西方许多汉学、藏学、东方学等领域的学者竞相研究，特别是法国、英国、俄国和日本等国产生了一批在国际学术界有影响力的敦煌学研究成果，使敦煌学成为一门世界性学问。过去曾有一种说法：敦煌在中国， 敦煌学在外国。

斯坦因劫掠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献数量最多，有一万六千多件，其中有汉文和梵文、藏文、于阗文、粟特文、回鹘文等各种文字。英国学者在整理敦煌藏经洞文献方面做了一些工作。20 世纪50 年代，大英博物馆的汉籍保管员翟林奈整理了斯坦因所获汉文文献，但遗留下许多残片，到90 年代由我国的敦煌学学者荣新江、方广锠对残卷重新编目。著名汉学家魏礼对斯坦因所获的五百余件绢纸绘画做了整理编目。1931 年，大英博物馆与印度政府联合出版了《斯坦因敦煌所获绘画品目录》。因印度政府和英国政府共同出资支持斯坦因中亚探险，故印度政府也从斯坦因所劫获敦煌资料中分得一部分。比利时佛学家瓦雷·普散为765 号敦煌藏文佛教文献编了目录。印度事务部图书馆馆长托马斯负责整理敦煌藏文非佛教文献。剑桥大学的贝利整理了于阗文写本。

在敦煌学研究方面，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魏礼研究了唐五代敦煌地区祆教的流行情况、敦煌变文的译注、敦煌的民谣与故事。英国的崔维泽教授利用敦煌官制、法制、经济、氏族的资料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唐史的文章。汉学家麦大维、杜德桥、巴瑞特等也利用敦煌材料，研究唐代儒学、礼法、小说、道教、民间宗教等。伊朗语言学家恒宁及其继承人博伊丝、麦肯吉、辛姆斯—威廉姆斯是粟特文的重要解读者和研究者。在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除了著名学者韦陀教授对敦煌绢纸绘画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外，英国有关敦煌研究的成果甚微。

值得注意的是，近三十年来英国对于敦煌学的贡献，是附设在大英图书馆的“国际敦煌项目”（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简称IDP）上的，从20 世纪90 年代开始致力于英国乃至全世界所藏敦煌文献的数字化工作。现在全世界的学者都可以在该项目的官网（http://idp.bl.uk）上，看到斯坦因从敦煌和新疆所获部分文书的清晰照片。这个项目的实施，不仅有利于敦煌文献原卷的保护，也便于各国学者对敦煌资料的使用。项目在“通过国际合作以促进敦煌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的主旨思想指导下，从1993 年以来，联合世界各国收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单位，在伦敦、巴黎、柏林、圣彼得堡、敦煌等地，陆续召开了多次以敦煌和中亚写本的保护为主题的小型会议，对于敦煌写本的保护和研究都产生了推进作用。

法国也是国外整理、研究敦煌文献方面学者辈出、成果丰硕的学术重镇。伯希和凭借其深厚的汉学功底在敦煌藏经洞挑选了最有价值的材料，整理了他所获取的部分汉文写本目录，编著了《敦煌石窟图录》。从20 世纪50 年代开始，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吴其昱、苏远鸣等利用伯希和及中国著名敦煌学者王重民的目录草稿， 重新编纂法国国立图书馆藏敦煌汉文写本目录。1973 年法国国立研究中心和高等实验学院第四系联合组成的483 研究小组是西方唯一的敦煌学专门机构，其宗旨是编写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指导和推动敦煌写本的研究。他们在20世纪80 年代陆续出版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敦煌写本丛书》。著名汉学家马伯乐受斯坦因之托，整理了斯氏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文书。拉露完成了敦煌藏文编目。哈密顿整理了回鹘文文献。

在敦煌文献研究方面，马伯乐利用敦煌文献研究道教和汉语音韵，他找出的南朝道士宋文明所著的《道德义渊》，非常重要。苏远鸣主编了三册《敦煌研究论文集》，发表了他领导的敦煌研究小组专家们的敦煌学研究成果，包括道教、道教史、民间宗教和占卜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学者的敦煌学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著名汉学家戴密微，他在利用敦煌文献研究汉学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对敦煌文献中的禅宗文献的价值十分重视。他与中国著名敦煌学者王重民经常探讨敦煌文书中有关汉地和印度僧人在吐蕃争论“顿渐”问题的材料，出版了《吐蕃僧诤记》，此书拓展了敦煌禅宗文献研究的范围。他在汉藏佛教史、汉藏关系史等许多方面都有所贡献。戴密微也研究通俗文学作品，如变文、曲子词、通俗诗及童蒙读物等。谢和耐和童丕利用敦煌文书开创了社会经济史研究，借助敦煌契约文书研究敦煌的借贷问题—中国中古时代的物质生活与社会。1998 年，以利用敦煌材料研究“书籍考古学”著称的戴仁教授就任法国远东学院（EFEO）院长后，大力推动法国乃至欧美敦煌学的发展。他一方面邀请有成就的美国、日本、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者到巴黎讲学，一方面编辑出版敦煌学专题研究文集。1999 年，戴仁主编的《敦煌绘画论集：伯希和与斯坦因收集品中的纸本白画与绘画研究》由法国远东学院出版，其中收录了苏远鸣、胡素馨、戴仁、太史文、艾丽白的论文。2000 年，法国远东学院的刊物《远东研究纪要》第11 卷由戴仁任特邀主编，作为“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百年敦煌学新研”专号出版，集中发表了苏远鸣、戴仁、穆瑞莲、童丕、茅甘等学者的八篇敦煌学论文，涉及敦煌绘画的供养人、早期印刷术、佛教对道教“厨”观念的吸收和利用、西北地区的占卜、藏文史书等方面。

20 世纪末以来，法国华裔敦煌学者、远东学院教授郭丽英女士的研究颇引人注目，她是藏学家石泰安的爱徒，获得法国汉学最高奖“儒莲奖”，获奖专著为《5—10 世纪中国佛教的忏罪与悔过》。她对敦煌的密教文书，特别是《金刚峻经》用力甚勤，发表多篇论文。法国远东学院的青年学者牟和谛关注敦煌石窟中保存的《提谓波利经》《佛说净度三昧经》《佛说十王经》等疑伪经和疑伪经图像，借此考察疑伪经及图像在佛教中国化、世俗化过程中的作用。法国汉学界在敦煌学研究中一直与中国学者保持着密切联络的态势。

奥登堡是最后一个到敦煌劫取敦煌文献、莫高窟彩塑和壁画的探险家。俄罗斯的敦煌收集品有一万八千多号，其中多为佛经的残片，直到20 世纪60 年代才开始敦煌学研究。孟列夫主编了三千号的两卷《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出版了一系列敦煌通俗文学作品研究论著。丘古耶夫斯基主要研究敦煌经济文书，1983 年出版以研究民籍、账簿、赋役、寺院经济文书为主的《敦煌汉文文书》第一卷。20 世纪90 年代开始，俄罗斯和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了《俄藏敦煌文献》15 卷，其中有《王梵志诗集》《历代法宝记》等敦煌文学、佛教文献；编辑出版了《俄藏敦煌艺术品》5 卷，为研究敦煌艺术提供了资料。

日本是海外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基地。日本学者从1909 年开始敦煌学研究，不少学者到英法等国收集材料，带回日本整理，刊布出一批珍贵文献。藤田丰八、矢吹庆辉、羽田亨、那波利贞、仁井田陞、松本荣一等学者开始了对佛教文献、中国古籍、历史文化、社会经济、法制文书、石窟壁画和藏经洞绢纸画等多方面的研究。特别是松本荣一的《敦煌画的研究》对敦煌壁画内容的解读，基于20 世纪20 年代出版的法国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的图片资料， 通过经文和壁画的对读，解读出《法华经变》《报恩经变》《华严经变》《劳度叉斗圣变》《西方净土变》等大量壁画内容。他的研究对于我们后来深入了解敦煌壁画、敦煌石窟图像很有启发。

50 年代至70 年代，日本敦煌学研究达到新的高度。这个时期他们找回了大谷探险队收集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又从英国、中国、苏联得到了丰富的敦煌文献的新材料。此时以敦煌文献研究为主，也有对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日本涌现了塚本善隆、山本达郎、藤枝晃、池田温、上山大峻等一大批敦煌学学者。出版了日本引以为荣的两项学者集体合作完成的重大项目：一项由石滨纯太郎成立的“西域文化研究会”，集合一批专家，研究找回的大谷文书，汇为六卷本《西域文化研究》；另一项是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编纂的《斯坦因敦煌文献及研究文献中业经引用介绍的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初稿》。此外，产生了敦煌佛教史、经济史、敦煌历史、中晚唐以来的敦煌佛教社会及文学等方面的一大批优秀研究成果，还有秋山光和、东山健吾、百桥明穗等学者在敦煌石窟艺术研究方面的成果。

80 年代以后，随着各国敦煌资料的陆续公开出版，日本朝着专一化研究和集体综合研究两方面发展。某一种文献的集大成著作纷纷产生，如知名敦煌学专家池田温的《中国古代籍帐研究》， 分概观和录文两部分。概观部分是对中国古代籍帐的全面详细的研究。录文部分共收录敦煌、吐鲁番出土的籍帐、差科簿文书三百多件，在文书的汇集、缀合、校录方面优于前人。池田温的《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是敦煌、吐鲁番等地写本文献中的跋文题记的汇辑，是敦煌写本的集大成之作。竺沙雅章的《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是利用敦煌文献研究中国佛教史的重要著作。在专精的研究方面，以《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史文书集》丛刊为其典范。综合研究方面成果更多，日本成立了“青年敦煌学者协会”“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等，以团体形式开展集体综合研究，代表了敦煌学发展的方向。1980—1983 年编纂出版的十三卷本《讲座敦煌》是一项规模更大的集体合作项目，代表了当时日本敦煌学的水平。2000 年，日本《亚洲学刊》出版了“敦煌吐鲁番专号”，展示了他们为百年敦煌学研究做出的贡献。其中收录了四篇论文：百桥明穗对莫高窟早期洞窟的探讨，森安孝夫有关沙州回鹘与西回鹘王国关系的新认识，高田时雄谈敦煌的多语言使用问题，吉田丰报告日德两国学者合作研究吐鲁番出土伊朗语写本的初步结果，即利用对写本汉文一面的比定结果，来帮助缀合考释另一面的粟特文、中古波斯文文献。

近些年来，日本仍有一批中青年学者，如八木春生、大西磨希子、滨田瑞美、荒见泰史、菊地淑子、赤木崇敏、岩尾一史、岩本笃志、坂尻彰宏、松井太、荒川慎太郎等，持续从事有关敦煌的石窟艺术、文学文献、历史文献、胡语文献（如回鹘文、西夏文）等方面的研究，显示了日本学者对敦煌学研究的持续热情和发展后劲。

美国没有很多的敦煌材料，没有专门研究机构，也没有太多研究者。他们受到法国和日本的敦煌学研究的影响。20 世纪80 年代比较突出的有梅维恒对通俗文学的研究，出版有《绘画与表演： 中国看图讲唱及其印度起源》《唐代变文：佛教对中国白话小说与戏剧兴起的贡献之研究》，还有研讨经变的《劳度叉斗圣变》。一些学者对早期禅宗史、华严宗、密宗也有研究，赖华伦与兰卡斯编有《汉藏两地的早期禅宗》《北宗与早期禅宗的形成》。太史文所著《十王经与中世纪中国佛教的炼狱观念之形成》，是用宗教学的理论方法，来解析敦煌的疑伪经问题。司马虚把法国道教研究引入美国。美国还有一些学者注重佛教艺术，尤其关注以敦煌为代表的佛教石窟艺术研究，如高居瀚、方闻、巫鸿、胡素馨、汪悦进、王静芬等学者都曾发表过有关敦煌石窟研究的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