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 34 第五章 季羡林先生与敦煌

季羡林先生与敦煌


季羡林先生青年时代在海外求学，主攻印度学和语言学，中年又投身于中印文化交流史、佛教史研究和翻译工作，晚年开始引领敦煌学研究。1983 年，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季先生长期担任会长直至去世。我国敦煌吐鲁番学在先生的引领下，走过了三十多年的不平凡历程，打下了坚实基础，收获了丰硕成果，为敦煌学的当代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1979 年，季先生曾经亲临敦煌考察，由我负责接待他。那时候季先生已经年近七旬，但是精神矍铄，身体健朗，还担任着北大副校长的职务。这次考察，除了对敦煌艺术的研究的关切之外，他还勉励我和敦煌研究院的同仁，要珍惜全社会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积极化解和妥善处理“文革”遗留的历史矛盾，努力把敦煌文物保护工作和敦煌学的研究尽快搞上去。此后，我与季先生长期保持联系，在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等方面经常得到他的教导。

1984—1998 年，他率领敦煌学界编写了《敦煌学大辞典》，并亲自撰写词条。《敦煌学大辞典》的出版，对总结国际敦煌学的研究成果并向大众普及敦煌学知识发挥了重要作用。敦煌研究院作为主要参编单位，许多学者参与了大辞典的编写工作。

1988 年8 月，季先生在《文史知识》敦煌学专号上发表《对当前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一点想法》一文。他充分肯定了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后所取得的成绩，同时也提醒敦煌学界同仁，密切关注世界文化大势的纵横开阖，努力跟上伟大时代的前进步伐，加强同世界各国同行们已有的联系，进一步调查整理国内外的资料，提高认识水平和研究水平。放眼全球，用更新的、更广阔的眼光来从事工作，不断提高敦煌学在世界学术之林中的地位。

2000 年是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那次会议是敦煌学研究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学术会。藏经洞发现一百年非常重要，国家文化部、文物局及甘肃省政府都非常重视。6 月28 日，我和研究院同仁一起去北京大学朗润园拜访了季老，向季老报告此事并请示面谕。季老那时候已经年近九十高龄了，而且刚刚做完白内障手术，医生要求尽量不会客。但是当他了解到我们是从敦煌来的，马上就答应见我们。

看到我们，季老非常高兴，他说：“今天有喜事，我亲手种的荷花今天开了第一朵花。”我向季老报告了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的筹备情况，并向他送上文化部、甘肃省政府邀请他参加“敦煌藏经洞发现暨敦煌学百年纪念座谈会”的请柬。季老表示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参加座谈会，但他十分关心敦煌的文物保护，向我详细了解了敦煌石窟的现状及保护措施。

他对我说：“敦煌是中国的骄傲，你们一定要保护好敦煌石窟，最严重的是下层洞窟，要采取措施保护好。”当我告诉他，我们对下层洞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保护措施时，季老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接着说，“前有常书鸿，后有樊锦诗”，对敦煌文物的保护工作给予高度赞扬。季老的赞扬，常先生是实至名归，我则愧不敢当。但是我理解季老的这番话，它包含了对老一辈敦煌莫高窟人扎根大漠、无私奉献的充分肯定，也是对我们现在的敦煌文物工作者的无限期望和深情勉励。

临别时，他特意亲自送我们到门外，又和我们一起在荷塘边合影留念。后来国家文物局和甘肃省政府授予季先生“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特殊贡献奖”，对季先生多年来对敦煌学的卓著贡献给予高度赞扬。

后来，季羡林先生长期住在301 医院，我也曾去看望过他。记得2003 年，我到北京的时候去医院探望季老，他一听是我，便让秘书想办法让我进去。其时先生已行动不便，言语低缓，但精神矍铄，思维敏捷，仍然和我谈工作、谈课题、谈敦煌学研究。他那天一再嘱咐我注意自己的身体，令我感动。

2004 年，国家文物局和甘肃省政府举办了“敦煌研究院成立六十周年暨常书鸿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季老因为身体原因未能与会，但他托柴剑虹先生转达了对大会的祝贺及对敦煌研究院全体同仁的勉励。

2006 年8 月6 日是季先生的生日，我曾派《敦煌研究》编辑部的杨秀清前往北京看望他，一来是代表研究院为季老祝寿，二来是想请季老为《敦煌研究》出版100 期题词。季先生欣然同意，并且一再嘱咐杨秀清转告我注意休息。过了没几天，就收到柴剑虹先生从北京寄来的季老题词：“行百里，半九十。”

每当想到这些往事，季先生的这份关爱之情总会温暖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