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 44 第七章 从北大到敦煌

从北大到敦煌


我是58 级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的学生。考古虽属历史学科范畴，但因研究对象是古代留存的各种遗迹和遗物，所以考古的方法和手段与历史学主要运用历史文献进行研究有所不同， 必须采用科学的田野调查、发掘，并对发掘揭示的遗址和遗物进行记录、整理和研究。也就是说，没有野外考古的实践和锻炼，就谈不上学会了考古。因此田野考古实习和专题考古实习是考古专业学生必不可少的功课。
我们58 级考古专业的学生，一至三年级参加过三次野外考古实习。1962 年下半年，是我北大毕业前最后一次专题考古实习。宿白先生是我们敦煌实习组的指导教师。

宿先生当时上的课程是三国至元代的各代考古，涉及广泛而复杂的古代社会文化。与我实习有关的中国历史考古学中的一个分支—中国石窟寺考古学，是由宿先生建立的。他调查研究了全国各地的石窟寺，首创以科学的考古学方法调查、记录和研究中国石窟寺遗迹，打破了过去仅限于从美术史角度研究石窟寺状况的传统。他为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宿先生按照考古学的方法，指导段鹏琦、马世长、谢德根和我对莫高窟的几个典型洞窟进行实测和记录。令我感到特别幸运的是，在敦煌文物研究所还听到了宿先生讲授的《敦煌七讲》，这是他建立中国石窟寺考古学体系的首次讲授，同时也为敦煌石窟的考古研究奠定了理论和方法基础。

莫高窟的毕业考古实习，一直影响着以后我对敦煌石窟考古的研究工作。

1962 年，我们的毕业实习结束之后，敦煌文物研究所向北大提出，希望我们这些在莫高窟实习的考古专业学生毕业后到那里工作。1963 年毕业分配，马世长和我被分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

上大学的时候，学校本来要给考古专业的同学开设艺术类的课程，原本请了徐邦达先生来上课，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开成这门课程。在校期间主要还是侧重考古专业的学习。到了敦煌才发现，不能不懂佛教艺术和绘画。所以，我们在业余时间就跟着段文杰先生、史苇湘先生学艺术。记得有一次，段文杰先生让我们看一个人物袖子上的线条妙在哪里，我那时根本看不出线条的好坏，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段先生就给我们讲中国画线条的神韵，当时觉得很玄奥，线条里面居然有这样的学问。时间长了，慢慢就发现，不同画工笔下的线条千差万别，一些古代画师的技艺确实了得。在敦煌的老先生们的指导下，我懂得了从绘画中品味笔法、节奏和气韵。

我刚去敦煌的时候，同事们看我个子小，是个“小不点”，都叫我小樊。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有一位叫孙纪元的雕塑师，他的雕塑代表作有《瑞雪》《草原民兵》等，跟何鄂两人在国内雕塑界享有盛名。那时候我国首任驻法大使黄镇提出，希望孙纪元能给使馆雕塑一个作品《青春》。他们这些艺术家进行创作都讲究观察生活，何鄂给他建议，“老孙，这不是刚来了北大的大学生嘛”。孙纪元就总是观察我。我心想这个人怎么怪怪的，后来才知道他要雕塑《青春》。他一开口就是西安话，问我有没有照片，我说没有， 只有学生证、准考证、工作证上的证件照，就把一张证件照给他了。他是先用泥巴塑，塑出一个女孩一脚在前一脚在后，背着挎包，右手拿着草帽，最后再翻模。他问我说你看这个鼻子像不像你，我说像。这个原始泥塑就一直放在他的雕塑室里，有人看见了问这是塑的谁呀，他笑笑不说话，我也不说话。那个雕塑很像一个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也像我刚到敦煌时候的样子，那是我的青春。

光阴荏苒，没有想到如今我在敦煌工作已逾半个世纪。我也没有想到，我原本应该承担的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任务，竟然长期未能交卷，经过曲曲折折，反反复复，到了21 世纪初才出版了第一卷，现在还在继续编撰第二卷。敦煌石窟考古报告是一项重要而巨大的工程，也是我难以忘怀的重任。在我有生之年，将遵循北大师长的教诲，为此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