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 31 第五章 张大千和向达在敦煌

张大千和向达在敦煌

有人问张大千到敦煌去干什么，他说宋代的画我都看过真迹， 我要到敦煌去看六朝和隋唐的壁画。为什么张大千要跑来敦煌看六朝和隋唐的壁画呢？汉晋两代出过许多大画家，这些名家现存的作品少之又少，在敦煌却留下了那个时代艺术家的真迹。山水画最盛是两宋到元代，唐代也有山水，最著名的就是青绿山水画。唐代青绿山水画是李思训跟他的儿子李道昭一起创造的。要想看唐代青绿山水的真迹，只有在敦煌。

据说张大千刚住下，就迫不及待地带着手电和蜡烛进了洞， 当他迎面看到壁画上的仕女图的时候，惊得目瞪口呆。他曾说： “人物画到了盛唐，可以说已达到了至精至美的完美境界，敦煌佛洞中有不少女体菩萨，虽然明知是壁画，但仍然可以使你怦然心动。”〔6〕他边欣赏边赞叹，如痴如醉。张大千在《临摹敦煌壁画画集序》中说：“莫高窟，诚千百年来之灵岩静域也！大千流连绘事，倾慕平生，古人之迹，其播于人间者，尝窥见十之九，求所谓六朝隋唐之迹，乃类于寻梦！石室壁画，简籍所不载，往哲所未闻，丹青千壁，遁光莫曜，盛衰之理，吁其极矣！今石室所存，上自元魏，下迄西夏，代有继作，实先迹之奥府，绘事之神皋也！”

所以，张大千一来索性就不走了。在1941 年至1943 年间， 他率领弟子门生和一些工匠住进了莫高窟。在为时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不间断地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临摹壁画，共临摹了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代等历代壁画精品约三百幅。张大千离开敦煌后不久，先后在兰州、成都、重庆举办了“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形成“敦煌热”，为弘扬敦煌石窟艺术做出了积极贡献。

张大千通过临摹，对敦煌壁画艺术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他曾在《对江兆申话敦煌》中说：“在艺术方面的价值，我们可以这样说，敦煌壁画是集东方中古美术之大成，敦煌壁画代表了北魏至元一千年来我们中国美术的发达史。换言之，也可以说是佛教文明的最高峰……我们的敦煌壁画早于欧洲的文艺复兴约有一千年， 而现代发现尚属相当的完整，这也可说是人类文化的奇迹……敦煌壁画所绘之人物，可以考究隋、唐之衣饰制度，可以补唐末五代史书之阙文，我认为其历史考证之价值，重过艺术之欣赏！盖敦煌文化，不仅为中国文化，且为世界文化！”

张大千在敦煌临摹之余，通过调查研究完成了长达二十余万字的《敦煌石室记》手稿（后更名为《张大千先生遗著莫高窟记》，1985 年由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对他所重新编号的309 个洞窟的结构、大小、内容做了文字说明和年代推断。20 世纪70 年代，他又发表了一篇万余字的画论《谈敦煌壁画》，深入解析了敦煌壁画对中国绘画的影响。

张大千对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也是功不可没。1941 年10 月5 日，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来到敦煌莫高窟，会见了张大千。张大千谈起对莫高窟的现状与前景，极为痛心与担心， 他向于右任提议，国家应赶快把莫高窟等收归国有，并立即建立起一个保护机构。于右任非常赞同张大千的提议，很快向国民政府递交了提案。

向达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学专家。他治学严谨，成就卓越，堪称一代宗师。〔8〕他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史料目录学引论》《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汉唐间西域及南海诸国古地理书叙录》《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都是历史学和考古学的重要著作。

向达先生早年翻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时就与敦煌结缘。1935 年秋，他被派往欧洲调查和研究流散的敦煌文书。他先是到英国影印及研究大英博物馆所藏的敦煌写经，在收藏了许多东方善本书籍的牛津大学鲍德里图书馆考察。考察期间，他克服种种困难和刁难，先后调查了五百多卷敦煌文书，并做了大量的摘抄和笔记。他还到巴黎、柏林的博物馆抄写敦煌吐鲁番文书。从1935 年到1938 年，他把所能看到的敦煌文书都用工整秀丽的小楷做了详细的抄录，写成目录提要，累计抄写了数百万字，对重要的卷子还拍了照片。向达先生带回的抄录资料，为后来国内敦煌学的发展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向达先生不仅是历史学家，还是敦煌俗文学的拓荒者，他利用敦煌卷子所做的研究，为敦煌俗文学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沈从文特别提到过向达先生对俗文学研究的贡献，他说向达先生的研究对唐代白话小说发源于讲经中“俗讲”一说，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的一生也为敦煌学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向达先生曾在20 世纪40 年代初两次赴西北、敦煌考察。这两次实地考察以及此前的赴欧考察敦煌文献，使得向达先生与敦煌、敦煌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段时间也恰好是张大千在莫高窟临摹的时期。1941 年，中央研究院组织西北史地考察团，其中的历史考古组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与北京大学联合组成，向达代表北京大学参加并担任历史考古组主任。考察团于1942 年10 月9 日到达敦煌，次日向达就率团考察了莫高窟。他还在给友人曾昭燏的信中描述了他第一次见到敦煌石窟艺术的激动，以及目睹石窟受到自然破坏的担心。他后来在给李济、傅斯年、曾昭燏等人的信中反复呼吁加强敦煌石窟的保护。他还曾撰文呼吁将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管理收归国有，由学术机构进行管理和开展研究工作。

1942 年，向达先生返回重庆后，很快写出了《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连带的几个问题》这篇文章。文章经傅斯年的推荐，以“方回”为笔名，首先在重庆《大公报》上连载发表，引起强烈关注。现在我们说到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大家都知道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建议之功，而实际上，向达先生对社会的呼吁，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他在文章中提出的关于保护和管理的具体建议，被后来成立的敦煌艺术研究所采纳， 成为敦煌石窟保护和管理的参照。向达提出的“不可轻易剥离壁画”的主张，也是敦煌研究院几十年来在壁画保护和管理中一直恪守的纪律和原则。

向达先生可以说是真正做到将敦煌文献研究与石窟实地调查、考古调查相结合的第一人。他的两次敦煌之行都亲自实地考察石窟，并对石窟做了美术史分析、敦煌文献考释，同时还调查了石窟周围的古遗址。他创造了将敦煌文献与石窟实地调查、考古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陈寅恪曾经为向达赋诗：“吾有丰干饶舌悔，羡君辛苦缀遗文。……傥能八十身犹健，公案他年好共参。” 可见向达先生当年的学问、风采和影响力。

向达先生精力过人。他两入敦煌，第一次到敦煌之前，他考察过武威、张掖、酒泉等地的古遗址，到敦煌后实地考察了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还考察了敦煌寿昌城城址、南湖古董滩、汉长城沿线的大小方盘城遗址、敦煌西南五里的岷州庙，还在岷州庙发现了六朝经幢，以及安西破城子遗址。第二次考察中，他先后考察了酒泉文殊山石窟、酒泉金塔县汉代烽燧遗址，发掘了敦煌佛爷庙古墓群，并再次详细考察了敦煌莫高窟。他的第二次敦煌考察，本来计划发掘第一次考察期间所勘查过的古墓群，希望能够在敦煌文书、藏经洞之外，发现并开辟出敦煌学的新领域。但由于这些古墓群多数被盗掘，考察结果不尽如人意。无论是敦煌地区的石窟艺术，还是敦煌和西域考古，向达先生都贡献卓著。他的一些文章后来被收录进了《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

向达先生拥有百折不回的坚忍品格和世界性的学术眼光。正是这种可贵的人格和深厚的学术造诣，才使他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为敦煌学的发展做出了令人叹服的学术贡献。

遗憾的是，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向达和许多北大学者一样被下放劳动，身患尿毒症却不能得到及时治疗，在“坐飞机” 之后，还要接受无休止的劳改、批斗和折磨。北大历史系邹衡教授记下了向达先生惨遭批斗、备受凌辱的惨状：他被剃光了头，被迫在三院二楼外晒得滚烫的房檐瓦上“坐飞机”，一跪就是几个小时……非常不幸，那样强壮的一个人，过了不久就去世了。